达尔文怀着感激的心情给两位发起人写信致谢：“这些礼物使我感到了极大的满足，我认为再也没有比这个更使我感到光荣的纪念品了。”
给班墨兰教授的信里，达尔文写道：“我清楚地看到，如果没有那些可钦佩的观察者所收集的大量材料，我决写不出那些书来，而且那些书也不会在公众的头脑中留下什么印象。因此，光荣基本上是属于他们的。”
谦逊的达尔文继续写道：“我认为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难免遇到沮丧，并且会怀疑他所发表的东西是否值得花那样多的精力；但是，在我一生余下的几年中，当我需要鼓舞的时候，我将会看一看科学界这些同行的照片，并且想一想他们给我的那种慷慨的同情。当我死去的时候，这些照片将是留给我的孩子们的一份珍贵的遗产……”
达尔文确实经常用这些照片来鼓舞自己。随着时光的流逝，家里珍藏的朋友们的照片越来越多。达尔文利用楼下房间布置了一个小画廊，挂满了科学界同行们的照片和画像。他总要领初次来访的客人们去看看他的收藏，还兴致勃勃地对这些人的品德和专长称赞一番：
“请看，这就是虎克，他是世界上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老实告诉您说，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的那些有关植物学的小册子，连一本也写不成。”
“这是莱尔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科学上的每一个成就，几乎都是由于研究了他的伟大的《地质学原理》而得到的。”
“这是伟大的赫胥黎……”
达尔文总是这样把自己放在陪衬的地位，把荣誉让给别人。他的这种高尚品质，在他的每一本著作里都有充分的体现。
在研究《物种起源》的岁月里，他不但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实践、广采博访、刻苦钻研，而且查阅了大量的古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这些资料丰富了他的进化论思想，有许多还成了他的进化理论的直接证据。对此，达尔文毫无窃取他人研究成果的企图，更没有抹杀前人历史功绩的野心，而是愉快地公开引证，并且给予应有的肯定和评价。以人工选择原理为例，这是他进化学说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他却把人工选择原理的发现归功于中国古代人的聪明智慧，他在《物种起源》中说：“如果以为人工选择原理是近代的发现，那就未免同事实相差太远……在一部古代的中国百科全书中已经有关于选择原理的明确记述。”
在《物种起源》的导言部分，达尔文声明：出生在美国的英国自然科学家威尔斯博士早在1813年宣读的、1818年正式发表的一篇关于一个白种妇女的皮肤局部类似黑人的报道，已经说明“他清楚地认识到自然选择的原理”，“这是对这个学说的最早认识”。其实，威尔斯的所谓自然选择是专指人种而言的，并且只限于人的若干性状。很明显，这种选择跟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有很大的差距。尽管如此，达尔文仍旧承认威尔斯是最早认识自然选择学说的人。这种尊重他人研究成果、把荣誉归于别人的崇高品质，受到了很多科学家的高度赞扬。
对于金钱，达尔文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也许，他也曾认真记录家中杂务开支账目，或者对每一张纸都分外爱惜，但他并非是一个守财奴，反而说明他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人。他从来不浪费一张纸，连废纸也不肯轻易烧掉。他常常把朋友们来信的空白地方剪下来，保存在一个纸夹里，用来记笔记。他在自己旧稿的背面也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不幸的是，他著作原稿有一部分因此而毁坏了！达尔文爱惜纸张的习惯后来变成了一种嗜好，家里人要是把废纸扔进火炉里烧掉，就会受到他半开玩笑式的批评。
但对于别人，达尔文却一贯助人为乐，慷慨大方。在他一生最后20年里，他不断地捐赠大笔款项，支援集体事业或者接济亲友，在资助科学事业方面，达尔文更是慷慨解囊。
71岁寿辰那天，意大利决定把1875-1878年的比利萨奖金12000法郎奖给达尔文。达尔文虽然感到这是一份极大的荣誉，但他想的更多的是如何用这笔奖金去资助科学研究事业。他写信给那不勒斯的杜恩教授，主动联系资助科学研究事业的办法：“……如果你们那个研究所需要一些仪器，价值在100英镑左右的话，我很愿意你们准许我支付这笔钱。请你们记住，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我会随时把一张支票寄去。”
不久，达尔文就给那不勒斯动物研究所一张100镑的支票。
一次，达尔文和虎克商量：“我想在今后的一些年里，每年捐献一笔钱来协助或者推进对生物学有实际意义的一种或几种研究工作。这些研究项目在我活着的时候要是没有完成，我就要在遗嘱里作出规定。请你告诉我，哪些研究项目需要资助？”
虎克提到1840年出版的司托伊德尔植物名汇，谈到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每个研究植物学的机构都认为是一本不可缺少的书。可自从这部著作出版以来，人们新发现的种属几乎增加了一倍。因此，它现在远远不能满足植物研究的需要了。皇家植物园打算依靠私人捐助，在原著的基础上，重新编写一部植物名汇。
听到这个事情，达尔文立刻表示，希望用某种方式协助皇家植物园进行这项工作。他和虎克进一步讨论了关于开展这项工作的计划。
重新编写植物名汇，这是一项规模巨大的工作。由于达尔文长期的慷慨资助，经过10多年时间，终于完成了编写出版工作。这部巨著，光是底稿的重量就有一吨多重。后来为了纪念达尔文，把这部由皇家植物园主持编写的植物名称索引，又称作《达尔文植物名汇》。
达尔文向伦敦出版商默瑞提供了5000英磅的巨款，用于把世界上的史著译成英文出版，然后又再用自己的钱买了许多这类著作分赠给他所属的各个学会的图书馆。
达尔文对科学事业的馈赠，是无法一一列举的。他这样做的原因，在他和扎德教授最后的一次谈话里，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我的收入近来大大地增加了，但是我自己的需要并没有改变。我极想捐献我可以拿出来的那一部分钱，资助或者促进地质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和发展。我一生多病，但我在博物学中找到了安慰，同时由于从事博物学研究而得到了极大的愉快和荣誉，而协助或者促进科学的进展会使我感到更大的愉快！”
达尔文也十分热情地帮助科学界的朋友。他想方设法，积极帮助华莱士争取皇家学会的津贴。当他听到动物学家弗里茨·马勃在巴西考察的时候碰到了洪水，立刻表示要给这位“观察大师”购置在洪水中损失的全部书籍和仪器。他获悉英国农学家托尔毕在培育马铃薯变种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就和几个朋友捐了一笔钱，使托尔毕的试验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1873年，赫胥黎劳累过度，加之脾气又极其火暴，他患上了严重的肝病，需要立刻长期休养，可他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这样做。
达尔文知道赫胥黎患病的消息后，心急如焚。赫胥黎对于进化论、对于整个科学界都是不可缺少的。达尔文和埃玛商量，一定要帮助赫胥黎摆脱困境。可赫胥黎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又被人们认为很固执，如果直接给他钱，他肯定不会接受。达尔文和埃玛商量，要想一个非常妥善的办法。
办法终于想出来了：由达尔文亲自给赫胥黎写一封委婉的信，把它和赠款分别寄给赫胥黎和一家银行。
达尔文在信中写道：“亲爱的赫胥黎先生……一笔2100英镑的款子已经存入您的银行账户之下，这样做是为了公众利益……如果您能听到我们说什么，或者了解我们内心深处想些什么，您就会知道我们大家对您的感情和对待一位可尊敬的、深深热爱的弟兄应有的感情没什么两样。我相信您也会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待我们，乐于给我们一个对您略尽心意的机会，因为这将是我们终生感到高兴的事情。让我再补充一句，这个作法是几个朋友几乎同时想到的，事先并没有商量……”
赫胥黎收到了这封感人肺腑的信，他被信里谦和而诚恳的话语、深厚的兄弟之情所感动，他激动地大声反问自己：“我做了些什么，竟值得他们这样厚爱？”
也许有人会对达尔文的做法不以为然，但想一想他的实际状况也许会改变这种看法。
达尔文从父亲那里确实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可他在离开伦敦的40年中，除了他著作的稿酬收入外，没有其他的固定收入，而家里的开销却非常大。埃玛为这个家庭生了10个孩子，3个夭折，其余7个孩子或上小学，或上中学，或上大学，单教育费一项就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达尔文有一个习惯，就是仔细地记载各项开支的账目，把它们分门别类地装订在一起，年终来一个总结算。1861年，达尔文一家的子女教育费的开支上赫然写着“1632镑”，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达尔文那个时代，一年挣1000英镑的人就被认为是富裕的了。而其他的开支就不言而喻了。
达尔文从伦敦搬到唐恩，他不迷恋伦敦的繁华生活，在郊区的唐恩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长达40年之久。后来，达尔文虽然有稿费收入，但是在生活上的需求却保持不变，用节省下来的钱去接济他人。他宁愿自己使用简陋的显微镜和一块木板嵌在窗户上当做解剖台，却不惜用巨款为别人购置科学仪器。他一生追求科学，也希望别人有条件从事科学研究。如果他的捐款能够促进科学事业的发展，就是他的最大安慰和愉快。
达尔文一生严格遵守的另一个准则即：名望、荣誉、享乐、财富同友谊相比，只不过是尘土罢了！
三、与疾病抗争
1847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达尔文躺在沙发上，埃玛坐在他的身旁，给他朗读前几天没有读完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在埃玛轻柔甜美的声音中，达尔文朦朦胧胧地睡着了。
多年来，达尔文有失眠的老毛病，最多一夜睡上4个小时。埃玛希望达尔文多睡一会儿，她继续给他念着小说。她忍着口干舌燥，读完了第二十二章，又开始以同样的声调和速度朗读着下一章。
可是，他家的小宠物“波利”却惊醒了达尔文，因为该去散步了。
醒来的达尔文向埃玛抱歉地笑笑，问今天有没有他的信件或是报刊。埃玛告诉他，有一份1874年6月出版的新的《自然杂志》。这份杂志中有美国植物学家爱沙·葛雷写的一篇文章《纪念达尔文》。
翻到第80页，几行夺目的文字映入了达尔文的眼帘：
“……‘自然厌恶真空’这一格言代表中古时代的科学特点。‘自然厌恶近亲授精’这一格言以及这一原则的证明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也属于达尔文先生。他创立了这一观点，也创立了‘自然选择’原理……并且把这些原理运用在自然的体系上，运用的方式使他在12年里对博物学的影响，比林耐以来的任何人的影响都更大，这些贡献足够使一个人享受盛名了。”
葛雷文中的“自然厌恶近亲授精”使达尔文陷入沉思。
1862年他发表的著作《兰花的传粉》一书中，通过对兰科植物适应于异花传粉的高度技巧的系统介绍，说明异花传粉对植物有利，因此被自然选择保留了下来这一普遍原理。最后达尔文这样结束：“未必是夸大其词地说，大自然断然告诉我们，她厌恶永恒的自花受粉。”
必须承认，达尔文的这一科学结论对整个园艺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使用科学方法培育更好的花卉、水果和蔬菜开辟了新的道路。从那以后，他一直在利用休息时间进行异花受精和自花受精效果的对比试验。
大自然厌恶永恒的自花受粉。这个科学的结论，并非达尔文一时感情冲动的结果，而是他通过不断的实践试验证明的结论。
让人遗憾的是，达尔文越是确证这个结论的科学性，他心灵深处的阴影越严重。他发现了自然厌恶近亲这个科学事实，可他自己和埃玛的婚姻却偏偏是近亲结婚，难道悲剧真的要在自己的家里发生吗？
在达尔文和埃玛相恋的年代，人们已经根据有关的经验模糊地认识到近亲结婚有一定的危害性，甚至当时曾有两个人根据当地的风俗对他们的婚姻提出过质疑，要追究这门亲事的合法性。但当时，两个年轻人的感情代替了理智，他们终于结婚。此前，达尔文还依据一种错误的“理论”劝说过姐姐卡罗琳同表哥韦奇伍德结婚。在卡罗琳对近亲婚姻的前景感到不妙，内心惴惴不安时，达尔文安慰她：“不用担心，关于遗传的原理我已经学了很多，不要介意教会说些什么。我可以向你保证，近亲结婚不会有什么祸患。”他还自以为很有“科学根据”地说：“既然近亲繁殖可以培育出最好的马和最好的狗，难道这个原理就不适用于人类吗？别管它，和乔斯（韦奇伍德表哥的昵称）结婚吧。我保证你决不会懊悔的。”年轻的达尔文极力劝说卡罗琳放弃疑虑，大胆地走向新生活。
但是，自从他用植物实验证实了“自然厌恶近亲受精”以后，他就开始忧心忡忡了：自己和埃玛的婚姻会不会给后代带来祸患？但为了不使埃玛受到精神上的刺激，他只好把苦恼埋在心里，从来没有在埃玛面前流露过。
葛雷的纪念文章再一次使他不安和苦恼。他把目光投射到墙上的小安妮的照片上，这个曾让他流泪的孩子已经死去23年了。埃玛注意到他的神情中的忧虑，便问他出了什么事。
其实，埃玛内心知道丈夫在想什么。不久以前，她曾经听到过达尔文和朋友虎克讨论表兄妹结婚是否会影响后代的智力和健康。事后为了不再勾起丈夫的不安，她也没有和他提起过这件事。但这毕竟是二人内心深处的一个疙瘩，如果不解，两人都会为此痛苦。
埃玛鼓足勇气对达尔文说：“亲爱的查理，你是担心我们的婚事会给孩子们带来不幸，是吧？看来，当初你是找错人了。”
深爱着埃玛的达尔文赶紧解释：“不，不不，你是我最爱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你的价值比等于你体重的黄金还要宝贵多少倍。我只希望达尔文家族的子孙们能够像他们的祖先那样聪明健康。”
埃玛怕增加达尔文的烦恼，赶紧转移话题，要给达尔文继续朗读《大卫·科波菲尔》。达尔文摇摇头，他让埃玛休息，他自己想看一看那些试验地。
达尔文独自来到自花受精和异花受精对照试验的园地。毫无疑问，异花受精种子长出来的植株枝繁叶茂，自花受精种子长出来的植株却纤细、弱不经风。达尔文越发烦恼起来。
达尔文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和埃玛结婚后，共生了10个孩子。表面上看，每个孩子都体魄健壮、聪明伶俐。可是，1842年，第二个女儿玛丽就在出生当年死在襁褓之中；1851年，第一个女儿，也是他的掌上明珠的小安妮，在过了10岁生日不久就被猩红热夺去了生命；1858年，儿子小查理刚两岁就夭折了。而其他7个长大的孩子，都程度不同地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还有一个问题也让他不安，他都65岁了，可他还没有一个孙子出生，达尔文替自己的子女们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