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整个遣唐使时代，日本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经验均不太成熟，因而海难事故频频发生，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据粗略统计，渡海人员的死亡率接近50%。人们不禁要问：遣唐使付出如此代价，究竟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关于遣隋使的目的，对推古王朝来说，尽快掌握佛教，不仅可以跻身先进国家行列，还能使国内臣民俯首听命，可谓政治、外交、文化、宗教等多重目的兼有。遣隋使的具体使命是“买求书籍”。遣隋使与遣唐使前后连贯，两者的目的性也应当有内在联系。
日本位居亚洲东端，四周为大海所限，罕有外敌入侵事件；同时限于航海能力，古代日本海军所达止于半岛，明代以前从未对大陆造成过直接威胁。所以，除了白村江海战后的短暂时期，遣唐使不具有以外交途径解决军事争端的政治目的。
在古代的东亚世界，一个国家欲成为政治大国，首先必须成为文明大国，而“文明”程度的高低，一概以中国文明为基准来评价。当日本的“华化”程度尚落后于新罗之时，凭什么不远万里到唐朝去争平等、较高低呢？因此，政治显然不是遣唐使的主要目的。
既然名曰“朝贡”，自然伴随物品的交换，于是就有人称之为“朝贡贸易”，主张遣唐使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据《延喜式》等文献记载，遣唐使携带的贡品有金银、布帛、玛瑙、琥珀等，唐朝的回赐当然更为丰厚。遣唐使确实促进了物资的流通，问题是他们购求物品多大程度出于经济考虑。
从遣唐使的人员配置来看，不设专事贸易的官员。遣唐使团的高层由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等官）构成，人员可大致分为四类：知乘船事、船师、船匠、柁师、挟杪、水手长、水手等航海人员；译语、主神（神官）、医师、阴阳师、画师、卜部、音声长等专业人员；史生、射手、音声生、杂使、玉生、锻生、铸生、细工生等杂役人员；请益生、留学生、还学僧、学问僧（包括他们的慊人、慊从）等留学人员。前面三类均是为了航海安全而配备的，其任务是运送四等官和留学人员。这种人员配置，怎么看也不像个贸易使团。
从遣唐人员所需求的物品来看，并不以经济价值高低为选购标准。最典型的例子是，第九次遣唐大使竟将“所得锡赍，尽市文籍”（《旧唐书》日本传），足以说明遣唐使所求，与其说是经济产品，毋宁说更青睐文化产品。虽然木宫泰彦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中专设《遣唐使和贸易》一节，但也不得不这样提示：“遣唐使表面上始终是为了敦睦邻谊，但实际上输入唐朝的文化产品却是主要目的。”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倘若遣使完全出于经济目的，便有个收支平衡的问题。事实上，日本当时的航海技术远不及唐朝和新罗，往返途中海难事故频发，人员伤亡近半，财物损失极大，唐朝的物品再怎么值钱，纯从商业的角度总是亏多赚少，甚至要冒血本无归的风险。
既然排除了政治目的和经济目的，那么遣唐使的主要目的，只能从汲取文化方面加以考虑。其实，追溯往古，政治、经济与宗教、文化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文化中包含了政治乃至经济的要素。整个奈良时代，日本基本未受内乱外患的困扰，统治阶层得以致力文教建设，通过吸收高度发达的唐朝文化，对外提高国际地位以抗衡新罗，对内激活社会经济以巩固皇权。在这种背景下派出的遣唐使，其目的也就不言而喻了。
遣唐使的官员，大多选拔通晓经史、擅长诗文的好学之士充任，入唐后“请儒士授经”、“市文籍”而归，因获“好读经史，解属文”、“慕中国之风”、“好书籍”等佳誉；短期的请益生、还学僧和长期的留学生、学问僧，更是以学习文化、购求书籍为使命。因此，称遣唐使为“文化使节团”，当属名副其实。日本遣唐使冒着船破人亡的巨大风险，其目的绝不是单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也没有面临非遣使入唐不可的外交局面，可以断定汲取文化乃是遣唐使肩负的主要使命。
当然，在长达260年的时间里，日本的国内政局和东亚的国际形势均在发生变化，每次遣唐使的使命不可能完全雷同，事实上遣唐使多少带有政治意图或经济企盼，只不过这些不属主流罢了。
专题：儒教、佛教与道教的传入
一、儒教在日本的勃兴。
弥生时代传入的大陆文化，大多局限于农具、武器、工艺品等有形器皿；古坟时代虽然开始使用汉字，但识字阶层限于移民中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一般民众自不待言，日本皇室和土着豪族仍以吸收物质文明为主，整个社会尚未发展到能够吸收精神文明的阶段。
这种情况到了6世纪发生变化，随着移民与土着的融合，大陆文化逐渐在贵族阶层普及，摄取精神文明的条件次第成熟。在此基础上，日本从百济定期招聘五经博士，开始接受儒学的启蒙教育。
《日本书纪》继体天皇七年（513年）六月条载，百济“贡五经博士段杨尔”，三年后（516年）“别贡五经博士汉高安茂，请代博士段杨尔”。
此后博士的轮代交替成为定制，钦明天皇十四年（553年）遣使百济，要求“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宜依番上下。令上件色人，正当相代年月，宜付还使相代”。翌年（554年）百济“依请代之”，派出强大的博士阵容。除五经博士之外，又增加了医博士、易博士、历博士等，显示日本皇室旺盛的求知欲。
所谓“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是五部儒家经典的合称。汉武帝在太学始设五经博士，南朝梁于天监四年（505年）因袭其制，《南史·儒林传》云：“及汉武帝时，开设学校，立五经博士……至梁武创业，梁愍其弊，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置五经博士各一人。”
百济派往日本的博士，如段杨尔、高安茂、马丁安、王柳贵、王保孙等，从姓名判断当属汉人或汉族移民。事实上，百济在向日本输送博士的同时，数次遣使梁朝招聘博士，以充实本国的文教队伍。
《梁书》（百济传）载，中大通六年（534年）、大同七年（541年）百济“累遣使献方物，并诸涅盘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牧并给之”；又据《陈书》（百济传），梁朝的“讲礼博士”陆诩曾受聘到百济讲学。
百济从梁朝招聘博士与日本从百济邀请博士，两者时期大致重合。这意味公元6世纪时，在梁朝、百济、日本之间存在一条输送文明的通道，那些学养丰厚的博士跨洋过海，成为传播儒学的先锋。
二、佛教的传入。
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公元384年胡僧摩罗难陀自东晋入百济，枕流王延之入宫奉若贵宾，《三国史记》说“佛法始于此”。又经150多年，佛教从百济传入日本，终于完成漫长的东传历程。
《日本书纪》描述了佛教传入日本的最初一幕：百济圣明王遣使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付表称颂佛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周公、孔子尚不能知”，钦明天皇闻之大喜，说“朕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微妙之法”。
据《新撰姓氏录》和《续日本后纪》，雄略天皇（457—479年）病笃时，真椋请筑紫丰国的“奇巫”治病有功，受赐“巫部连”姓。又《日本书纪》用明二年（587年）四月条云：“天皇得病还入宫引丰国法师人于内里。”一些学者认为“奇巫”“法师”皆是早期对僧侣的称呼，并据此推测5世纪后期佛教已传入九州丰国一带。
《睿岳要记》云，显宗天皇三年（487年），有人“于志贺草屋取田中泥土，造长三尺比丘之形”。这是有关日本塑造佛像的最早记录。
钦明天皇时传入的佛教，之所以被称作“公传”，不仅因为传播者是百济国王，更因为容受者是日本朝廷。然而，任何文明在传播之初均会引起冲突，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之初如是，从百济传入日本之初亦复如是。
大和朝廷后期，臣姓集团（苏我氏、葛城氏、平群氏等）和连姓集团（物部氏、大伴氏、中臣氏等）独揽朝政，形成相互对立的两大势力，这种矛盾围绕排佛和崇佛而激化，终于引发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
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钦明天皇本人对佛教深感兴趣，但因事关重大，于是询问群臣意见。大臣苏我稻目奏称：“西蕃诸国一皆礼之，丰秋日本岂独背也？”主张效法外国，接受佛教。对此，大连物部尾舆和中臣镰子竭力反对，认为日本自古祭祀天神地祗，现在倘若改崇“蕃神”，必将招致国神的愤怒。
面对两种相持不下的意见，钦明天皇采取折中之策，同意力主崇佛的苏我稻目“试令礼拜”。苏我稻目遂舍宅为寺，安置佛像礼拜。然而不久，国内瘟疫四起，人民病死无数，物部尾舆等借题发挥，指责苏我氏礼佛触怒国神，导致灾祸。在这种情况下，天皇出于无奈，命苏我稻目将佛像弃于堀江。苏我稻目去世后，其子苏我马子“深信佛法，修行不懈”，与排佛派结怨愈深。
敏达天皇即位后，崇佛派与排佛派的对立进一步激化。敏达十四年（585年），国内又发生疫病，物部守屋等得到天皇默许，率众火焚伽蓝，毁弃佛像，鞭打尼僧。
用明病逝之际（587年），围绕王位继承人，两派的对抗发展成武力冲突。苏我马子和王子、群臣“俱率军旅”围攻物部氏，结果物部守屋中矢身亡，领地和部民悉遭没收。
这场你死我活的抗争，最终以崇佛派的胜利告终。其后，在圣德太子的奖掖和推动下，佛教逐渐成为日本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并以此为契机，外来文明源源不断地涌入岛国，对日本民族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早在12世纪末，京都大谷僧人源空（法然上人）为改变旧佛教的修寺、造佛、念经等繁琐的宗教仪式，主张专修念佛，只要口念“南无阿弥陀佛”，即可往生极乐世界，开创了净土宗。源空的弟子亲鸾基于对农民生活的了解和同情，主张一个人能否去往极乐世界，在于佛陀本意。因此，只要绝对依靠佛陀的力量就能得救，开创净土真宗（一向宗），在农民中广泛传播。还有智真（一遍上人）开创时宗，农民渔民信仰者甚多。净土真宗、时宗都是净土宗中新创的分支。天台宗僧日莲提倡以《法华经》为唯一经文，只要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句，就有得救之道，开创了日莲宗，在地方武士和工商业者中广为传播。禅宗虽早已传入，但未盛行。入宋僧明庵荣西归国后传临济宗，修建圆（天台宗）、密（真言宗）、禅三宗合一的建仁寺，以图刷新佛教界。荣西的弟子道元白天童山归国后弘布曹洞宗。荣西、道元广传禅宗，不用佛经文字，强调佛徒内心锻炼，兴禅护国。
新佛教的创立，刺激了旧佛教的复兴。慈圆有志兴天台宗；高辨创建高山寺，是华严宗的“中兴之祖”；贞庆为法相宗努力复兴戒律；律宗的俊彷住泉涌寺，兼学天台、真言、律、禅诸宗，成为“镰仓初期八宗兼学之僧”。
三、道教在皇室中的发展和影响。
经过圣德太子的内政外交的改革，古坟时代的“大王”摇身变成飞鸟时代的“天皇”，在三教交融的文化氛围中，日本皇室与道教结下不解之缘。
“天皇”一词原为道教的神学用语，在日本这一称号始于何时，学术界仍有争议。但从文献上能够获得实证的是稍晚的天武治（672—686年）。
天武天皇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笃信道教、精通道术的天皇，《日本书纪》称他“生而有岐嶷之姿，及壮雄拔神武，能天文遁甲”，述其事迹多与道教有关。
“壬申之乱”（672年）中，天皇在行军途中见“黑云广十余丈经天”，遂“举烛亲秉式”占云：“天下两分之祥也，然朕遂得天下欤！”这里的“式”，指道教占卜的工具，用枣树的木芯制成，使其旋转以测吉凶。即位四年后（675年），政局稍趋稳定，天皇便“始兴占星台”，“祠风神于龙田立野”，这一系列举措均与道教信仰有密切关联。
仙药是道教信仰中的重要一环，欲成仙升道者无不渴求之。
天武天皇八年（679年），“纪伊国伊刀郡贡芝草，其状如菌，茎长一尺，其盖二围”。所谓“芝草”，即《抱朴子》等道教典籍列为仙药的灵芝。天武天皇十四年（685年），“遣百济僧法藏、优婆塞益田直金钟于美浓，令煎白术”。“白术”载于《神农本草经》之类的道教医书，亦是为道士所宝的仙药之一。
天武天皇在位第十三年（684年），“更改诸氏之族姓，作《八色之姓》，以混天下万姓”。冠于八姓之首的“真人”，与圣德太子所定《冠位十二阶》之首的“真人君”如出一辙，以道教中的超凡脱俗者为号，并限定只授予皇室一族，足以说明天皇与道教关系之密切。
天武天皇去世（686年）后，奈良药师寺的《东塔檫铭》用“龙驾登仙”来形容。天武天皇所获的谥号是“天淳中原瀛真人”，“瀛”即道教宣扬的海外三神山之一的瀛洲，“真人”则如前述是道教的得道者。这一谥号不仅高度概括了天武天皇的思想信仰，同时也昭示出飞鸟文化中的道教特征。在整个飞鸟时代，7世纪后期道教色彩特别浓郁，与唐朝帝王笃信道教有关。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天武天皇的上述事迹，或间接或直接地受到唐高宗的影响。
道教、道家、玄学不仅对日本古代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直至今天的皇室典礼、神道仪式、民间信仰中依然留有明显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