涩泽指出了工商界的主要问题，一是官尊民卑思想严重，“旧来卑屈之风尚未清除，对于在官之人只知站正低头，毕恭毕敬”，没有独立自主的意识，依赖思想严重，缺少创办近代企业的进取心。二是不少人“只知争锱铢之利”，目光短浅，缺乏商业道德，甚至“欺诈百出，诬冒万变，以至破产败家者比比有之”。这也是导致社会上尊官贱商的原因之一。
为了提高商界企业界的素养，在政府的支持下，涩泽荣一等人在东京和全国各地成立了商法会议所，其宗旨是“讲商法，议商则，改善一般通商之成规旧惯”。商法会议所后来改为商业会议所。涩泽最重要的活动是毕生不懈地提倡“论语加算盘”。他说自己1873年辞官经商时，“心里有所不安，想到今后要在锱铢必较中度过一生，应该有怎样的操守呢？此时我想起了以前学过的《论语》。”
他认为可以按照《论语》关于修己处世的教谕来经商牟利，他在晚年曾自豪地说，40余年来，“自问这期间我没有违背过《论语》，而且也不曾拨错过算盘。不管怎么说，我的银行也是有着相当的成就，不失为东京市内头号大银行。因此我有资格说，《论语》和算盘完全一致”。
涩泽对《论语》重加解释，以求改变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以及轻视鄙视商人、买卖的旧风气，致力于提倡“义利合一”、“义利两全”。涩泽的基本思想是以“公益”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把“义”和“利”统一起来。一方面，国家和社会离不开工商业，“商工乃富国之本”，“欲强国必富国”。他说一家之中最宝贵的不是别的财物，而是生死攸关的米柜。工商业则是当今国家和社会的“米柜”，他就是身体力行这“米柜主义”。他用这个比喻来强调工商的极其重要性，以提高工商界的地位和自尊。他指出，“我国现今之急务，是努力使一班人心拂去谬见，并提高商人品位，驱使人才投向商业界”。另一方面，他认为工商业不能脱离国家、社会而存在，因为“其职分完全是公共性的”，必须为国家、社会效力。只要“谋求社会利益，使国家富强，终究会给个人带来利益”。这才是值得追求的“真利”，这种“利益”是正当的，符合“大义”的。这样做了，也就能“拂去谬见”，提高工商业者的地位。因此，涩泽认为，“公益与私利是同一的。公益即是私利，私利能生公益。不能带来公益的私利，不是真正的私利”。工商业者应当确立商业道德，“正当的利益，正当的富有，必须同道德相一致”。完善的商业道德就是以“爱国家”作为行为准则，否则，任何实业都失去价值。这是一种国家主义的经济观念。同时他又指出，“所谓实业，无疑以谋求利殖为本旨。若工商业无增殖之效，工商业即无存在意义”。他甚至说，“抛弃利益的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这与旧时的重义轻利思想存在明显区别。
涩泽的“论语加算盘”象征着近代日本的经济伦理观念，是国家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反映，也维护了工商界的应有地位和利益。在当年，富国强兵、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是日本民族的最高任务，而殖产兴业的事实也证明“国益”、“公益”与工商业者的利益是合一的。涩泽思想正是这种客观现实的反映，并推动一大批士族和其他人，为“富国强兵”而投身工商业，促进了殖产兴业的发展。
鉴于日本资金不足，为了能与外资对抗，政府一直重视兴办“合本会社”即股份公司，涩泽荣一毕生鼓吹“合本”。在银行、纺织、铁道部门，很多企业都是“合本会社”，其中起带头作用的企业——第一国立银行、大阪纺织会社、日本铁道会社，都是涩泽为主发起创办的。士族在合本会社中起主要作用，在明治年代的全部企业家中，士族出身者占48%，他们不仅本身怀有强烈的国家观念，并影响了整个企业界。
在当年，为国家而殖产兴业的想法，不仅企业界有，在工人中也有。如富冈缫丝所在群马县建成招工时，有谣言说女工要被抽血取油，无人前往。政府便召集武士女儿进厂，许多武士及其女儿都怀着为国家的使命感而积极响应。原松代藩有16名武士女儿应召，其中有原家老（藩的最高官员）的女儿。当她们出发时，一名应召女工横田英的父亲对她叮嘱说：“要谨慎用心，不要有损国名、家名。入厂后诸事尽心学习，他日此地建立缫丝厂，可以胜任工作。”她们在厂里是模范女工，横田英回乡后，参与了缫丝的六工社的建立，成为指导女工。当然，各地工厂也往往以“为国家”的名义，要工人加班加点，甚至累得精疲力竭还要拼命干活，恰如电影《啊！野麦岭》所描写的。
由此可见，任何国家的正常经济发展，都不能不受一定道德规范的约束，服从“公益”需要也是共同的要求。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公益”的内涵和作用是有所不同的。
在殖产兴业和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了一批政商和财阀。不了解政商、财阀，也就很难理解日本近现代的经济、政治发展。所谓政商，即与政府相互依存，受到政府特殊庇护的商家。政商一般都发展成为财阀，即日本垄断资本的主要类型。
政商的最初亮相是在戊辰战争期间。王政复古和政府军初战告捷，特权商人看清幕府大势已去，先后转向支持新政府。当时，新政府的财政几乎空空如也，三井、小野、岛田三家大金融商业资本接受了新政府的命令，立即提供了巨额献金、借款，为新政府和政府军解了燃眉之急。提供借款的还有三都的其他特权商人和地方特权商人。后来，三井、小野、岛田三家为明治政府承办汇兑和发行纸币等业务，缓解了新政府的财政困难。
在一段时间里，对于原特权商人，明治政府只是随心所欲地、强制性地加以利用，大部分特权商人都破产、衰落了。1874年，政府突然决定，三井等三家必须限期缴纳担保财物，数额为每年所办公款的约1／3。小野、岛田因此破产，三井幸好从外资银行借到款项才渡过了难关。
政府特别加以支持的是一批政商，明治初年就支持三井、三菱，70年代中期决定选择有足够资金、善于经营的特定商人加以扶持。其中有原特权商人三井、住友等，有在倒幕维新变革期起家的岩崎（三菱）、安田、古河、大仓、浅野、藤田（原长州武士）等，有弃官从商的涩泽、五代（友厚）等。
这些政商，在投资、经营、收益等方面，受到政府的特殊照顾。如三井是开当铺、酒坊起家，后扩大经营绸缎、钱庄和其他买卖，但后来已面临困境，生丝贸易大量亏损。投靠、支持新政府后，三井获得多种照顾，如存储汇兑政府经费、代收代缴地税、代政府输出大米、包销官营三池煤矿的煤炭等，迅速获得巨额利润，又优惠购进了官营的富冈缫丝所、新町纺纱所。三菱受惠之大已如前述，还购进了官营长崎造船所和二家金银矿。
政商们迅速积聚了资本，扩大了投资门类和经营规模，在产业界确立了优势。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一次大战前后，形成的一批财阀，几乎都由政商转变而来。
日本的财阀是以家族资本为中心，支配直系、旁系公司，进行多方面经营的垄断资本。财阀可分为综合财阀，如三井、三菱、住友三家，它们进行多种经营并有大银行；以金融为中心的财阀，如安田、涩泽等；以产业资本为中心的财阀，如浅野、古河、大仓等。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为四大财阀，三井在金融、贸易方面的优势突出，三井银行占全国银行存款的30%，三井物产占国内贸易的22%；三菱的主要优势在海运、造船部门；住友的主要产业基础是铜的采炼、制作；安田则以金融力量支配其他企业。
政府大力扶植政商、财阀，遭到了民间和舆论的强烈指责。当年，福泽谕吉不止一次地发表文章，为政府辩护，他写道：“西洋之豪商投资我国，欲控制商权，我国唯有扶植豪商与之抗争。”福泽所言确是实情，三菱与美英资本的海运之争就是有力的证明。当时只有政商、财阀才有资本、能力经营金融、贸易、矿山、海运等重要部门，因此这些部门没有被外资及其代理人所控制。
政府为了阻遏棉纱输入，70年代末曾购买10套2000纱锭的精纺机，贷给士族、民间经营，另外还代民间买了3套。因受制于民间资金不多，这些厂规模太小，并使用水动力，经营都不理想，有的倒闭了。1882年，由涩泽荣一发起，华族、政商和其他商人合资25万日元，开办大阪纺织会社。它从国外引进最先进的1万多纱锭的设备，并采用蒸汽动力和电灯照明，日夜两班开工。1883年投产后一炮打响，赢利良好，3年后资本增至60万日元，纱锭达3万个。在它的带动下，激起了投资大纺织厂的热潮，棉纱的输入日益减少，输出不断扩大。这也表明殖产兴业要有成效，必须有足够的资本。
纺织、电力和民营铁道都是靠股份资本发展起来的，很少有财阀资本。但是，当年非政商、财阀的民间资金到底有限，股份公司型企业在明治年代一直居于政商、财阀等家族型、个人型企业之下，到一次大战前后才占有优势。这也是政府扶植政商、财阀的背景。
如此说来，扶植政商、财阀是否就没有问题了呢？并非如此，政商及财阀存在严重的缺陷。其一是家族封闭性。财阀虽然在经营方面聘用族外人才，大都由族外人主持经营，但财阀总公司的资本全部为家族所有，不对外开放。如三井总公司三井合名会社的资本，为三井11家所有，由各家长子单独继承，不得转让也不得分割，11家的三井同族会是最高权力机构；三菱总公司三菱合资会社的资本为岩崎两家及其长子长孙所有，次子、次孙有少量股份，但对经营无发言权。这样做是为了保证祖传家业世代延续，这是财阀的最高准则。其二是进行杂货铺式的经营，看到那里有利可图，就进行投资或兼并，五花八门，缺少内在联系。这样做是为了不冒任何风险。其三是过分依赖政府，只要满足政府的需求，为政府效力，就能使利润、家业得到保证。
因此，财阀都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财阀一心只想保持家业，加上家族封闭性限制了调度资金的能力，因此不敢向投资大、有风险的领域发展。明治、大正年间，这些财阀除了有一些矿山和三菱有造船厂之外，几乎没有向其他重工业投资，其产业基础有很大局限性。财阀过度依靠政府，与扩充军备关系密切，养成了注重政府关照的依赖性。财阀的杂货铺式经营，不利于加强其经营基础，并阻碍了一般民间资本的发展，加剧了财阀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这些缺陷没有引起财阀和政府的重视。正是上述保守性，促使财阀于20世纪30年代与军部结盟，把日本拖上了大规模对外侵略的危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