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六，写实与象征的相融。从表现手法看，写实与象征本完全不同，二者分别以形似、神似为目标。拿纸马来说，前者以表象的相似而产生情感的认同，从而创造信仰与崇拜的情境；后者则从象到意，由此及彼，用符号引发联想，通过集体的释读而升华为宗教与民俗的情感，而使用象征的整个过程，又体现为艺术的创造。纸马中的形象、物象大多是写实的，但仍有不少象征手法的运用。例如，高淳纸马中的“游魂”，又称“夜行游女”，以头上的两根长羽毛和一旁站立的孩童，透露出它为专害小儿的“获姑鸟”、“飞鸟”的象征。再图190印有“干四化”口号的灶马如，南通的“日宫天尊”纸马，以其在图幅左上角圆圈中刻印的雄鸡作为日轮的象征，从而表明图像中主神的日神身份。另如南通的“元花”纸马，乃是备用的“替神纸”，在民间的祭祀仪式中若缺哪位神祇，可随时将其名号书写“元花”之上以代之。“元花”的图像为花朵形，花朵在民间信仰中象征着神们的归宿与出处，或者说，花朵就是神位的象征。正是写实与象征的相融，使纸马在现实与虚幻的混融中染上了神秘的色调。
3.江苏纸马与外地纸马
江苏纸马与国内其他地区的纸马相比，既有共性的方面，又在艺术处理上的不尽一致，体现出地域的风格。它们之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艺术联系，同受当地文化、历史、经济的制约，产生同中有异的流布局面。我们且以云南纸马、内丘纸马、永年纸马为比较对象，分析江苏纸马与它们的异同关系，从而对纸马艺术或纸马文化作出判断。
1）江苏纸马与云南纸马
江苏纸马与云南纸马具有同源关系，尤其是南京纸马在明初传入云南后，使这一西南边陲成为中国纸马重要的传承基地之一。虽然目前纸马已在作为大都市的南京主城区消亡，但在南京郊县高淳、溧水等地仍略见遗存。南京纸马与云南纸马的共性至今仍比较突出：其一，尺幅较小，云南纸马的高、宽尺寸大多在11～18厘米、10～15厘米之间，而高淳纸马的高、宽尺寸大多在17～23厘米、11～14厘米之间。其二，两地纸马作品基本为墨线黑白图，套色印刷的纸马极为罕见。其三，它们都以白纸印制为主，但也有用红、黄、绿等色纸印制的作品。其四，两地的神祇体系较为怪诞，巫神占有较大的比例，反映了一定社会历史下的巫风背景。其五，两地均有多种“甲马”，且仍在民间使用。
当然，江苏纸马不止是南京纸马，江苏纸马至今呈多点传承的态势，具有多种的形制和风格，因此，江苏纸马与云南纸马又有明显的区别。其主要区别在于：
第一，在纸马的版式上，与云南纸马用一小块木版单版印刷不同，江苏纸马很多是用拼版印制，即纸马带有顶饰和边饰，尤以带顶饰的版式为多，如加“龙楼”、“莲花头”、“招财进宝”、“福禄寿”等小版，形成纸马主体的“帽子头”。
第二，在纸马的用色上，与云南纸马基本为墨印黑白图不同，江苏纸马就整体而言，虽仍见不少黑白图形的纸马，但以彩色套版印刷和软版刷彩漏印为主。江苏纸马的不少作品在用色上已与木版年画趋同，它们在信仰的实用功能之外，还讲求外观的审美效果。
第三，在纸马的形制上，与云南纸马普遍尺幅较小不同，江苏纸马的尺幅大小不一。其小者，如南通的“衬马”，其高宽仅6.7厘米×5厘米；其大者，高宽可达78厘米×55厘米。江苏纸马形制的多样，表现出不同地域的文化选择与民俗艺术多样性的实际。
第四，在纸马的制作上，与云南纸马单纯版印不同，不少江苏纸马在版印的基础上加手工描绘、戳印图纹和色笔开光，也见由印马师傅或乡间道士在纸马上用彩笔画圈或加线以代神符之作。制作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江苏纸马的艺术表现。
第五，在纸马的风格上，云南纸马在神系选择方面更有地方的特性，如“精神甲马”、“孔雀甲马”、“红山本主”、“清官本主”、“雪山太子”、“大黑天神”等，在江苏纸马中就未曾一见。江苏纸马中的地域性突出的“本土神”相对略少，但也有“耿七公公”、“水母娘娘”
等与地方传说相联系的纸马品种，但不像云南纸马更带有民族宗教的性质。
由此可见，云南纸马的源头虽在南京，但其体图191精神甲马（云南）系与现存的江苏纸马已各有异同，都已成为中国纸马的重要支系，并已在国内形成了多点互映的格局。
2）江苏纸马与内丘纸马
江苏纸马与内丘纸马作为祭祀物品，其应用主要满足信仰的功用，都离不开宗教民俗的氛围，也都客观地带有艺术审美的气息。它们虽品种多样，至今传承，但毕竟地隔南北，两地的纸马在特征上又有着很多区别：
第一，在纸马品种上，江苏纸马形成了系列，道教系、佛教系、传说系、民间神等，各作坊大都成套印制，并能在中国神话与宗教的资料中找到它们的由来。相对江苏纸马而言，内丘纸马在奇特品种上与江苏纸马不尽一致。例如，内丘纸马中的“九家仙姑”、“上房仙”、“下房仙”、“针公”、“楼仙”、“梯神”、“小人仙”、“鸡神”、“中梁祖”、“无生老母”等品种，在现存的江苏纸马中难得一见。
第二，在纸马风格上，江苏纸马带有我国东南地域的特征，除刻工精细、色彩多样、印制相对考究、历史比较久长外，还有一些地方特色浓郁的纸马，如“蛮家”，体现了吴地土著人的信仰；“祠山大帝”、“刘猛将军”，为苏皖、江浙一带的民间大神；“耿七公公”，为苏中里下河地区的渔神；等等。内丘纸马中则有一些作品具有明显的我国北方风物的特点，如“窑神”、“炕神”、“五道将军”、“牧神”、“马王”、“牛王”、“水草大王”、“泰山奶奶”等，显示出地域的风格。
第三，在纸马构图上，江苏纸马因多点传承，刻工技法不一，有单版和拼版等，构图也就形式多样。在刻版线条方面，江苏纸马的用线大多密匝连贯、或粗或细，而内丘纸马的构图用线，则往往短小、稀疏、简易，因带有几分稚拙而显得颇为有趣。例如，内丘纸马中的“土神”、“牛王”、“牧神”、“中梁祖”、“田苗”等图像，都具有突出的疏短、简易、稚朴、多趣的特点。
第四，在纸马形制上，江苏纸马黑白、彩色均有，以彩色套版偏多；图像幅面大小不一，与外地纸马相比，图幅相对较大；用纸以白色图192土神（内丘）为主，用色纸印制的纸马也有，但数量很少。
内丘纸马以黑白图为主，亦有部分彩印的品种，其套色印刷的纸马恐从南面邯郸永年县一带传入。内丘纸马的图幅普遍较小，通常为江苏纸马一般作品的1/2～1/6大小；内丘纸马大多用色纸印制，包括用红色、绿色、黄色、紫红色等纸张，以墨线印刷。因而，在外观上，江苏纸马与内丘纸马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五，在纸马的变迁方面，江苏纸马除了色彩效果有年画化的趋向，构图仍基本沿袭传统，没有增生新的神祇，也未对纸马的图形作较显著的现代性改造。内丘纸马虽也大多质朴、古奥，但对部分纸马的图形作了现代化的置换和改造。例如，在“车神”纸马中出现了小汽车，替代了原来人赶马拉的大车；在“机神”纸马中出现了拖拉机的图形，代替了原来的织布机；此外，还有“摩托车神”等新创的品种出现。小汽车、拖拉机、摩托车等现代工业产品出现在纸马上，一方面表现了纸马在当代社会仍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内丘纸马在恢复和再创中正经历的传承与改造的过程，这为民俗艺术的研究提供了有趣的考察窗口。
3）江苏纸马与永年纸马
邯郸永年是一个在纸马研究中鲜有提及的纸马传承地，虽与内丘同在河北省内，相去并不遥远，但永年纸马与内丘纸马在形制、风格等方面却大相径庭。它们所表现的神祇虽有部分相同，但就形态而言，它们当分属不同的系统。
邯郸永年纸马就笔者目前收集到的作品来看，基本为彩色纸马，其套版用色除黑色定底外，主要为红、绿、黄3色，较简易的永年纸马仅使用红、黄，红、绿或黄、绿2色相套。江苏纸马大多为彩印纸马，但也有一些黑白图像的纸马作品。永年纸马与江苏彩色纸马大致相同，其标准尺幅在39厘米×27厘米，比内丘纸马大4倍以上，其小纸马的尺寸为17厘米×13厘米，大纸马尺寸为53厘米×38厘米。不过，邯郸永年纸马的版式、用色、品类都不及江苏纸马丰富，但两地纸马年画化的趋势却是相同的。
邯郸永年纸马所涉及的神祇体系，同样包括道教、佛教、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多位神灵，就其纸马名称看，有：三代宗图机神（内丘）亲、全神各祖、三圣同堂、协天大帝、文武圣人、天地三界、天地三界十方真宰、天官、门神、秦琼、尉迟敬德、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观音、送子观音、地藏王、送子娘娘、老母、无生老母、天仙圣母、女仙、文仙、飞仙、仙家、坐家姑姑、坐家仙姑、九家姑姑、楼仙、花奶奶、灶王、财神、增福财神、上关下财、钟馗、井龙王、火帝真君、牛马王、牛王、仓官、鲁班、车神之王、车神大王（三轮车）、车神，等等。
从上述神祇的罗列看，永年纸马与江苏纸马相比较，亦有其显著的特点：
其一，江苏纸马中除“张仙”外，涉及“仙人”的就是道教的“真人”、“真君”之类了，而邯郸永年纸马中的诸“仙”多为民间信仰中的神祇，并非出自正宗的道教系列。
其二，江苏纸马中亦有女性神祇的存在，如“痧痘娘娘”、“水母娘娘”、“眼光娘娘”、“织女”、“女寿星”、“女替神”等，但女性神祇在纸马系列的总量中所占的比例甚小，而永年纸马中的“女仙”、“老母”、“姑姑”之类所占比例明显较大，甚至“文仙”、“楼仙”、“家仙”等纸马，其神也均为女性，反映了邯郸永年纸马在信仰上与民间宗教的联系更为密切。
其三，江苏纸马与邯郸永年纸马在神祇的选择上不尽相同，尽管江苏纸马的神系队列较为浩荡，但永年纸马中有不少江苏纸马所阙如的品类，例如：“花奶奶”、“坐家仙姑”、“九家姑姑”、“三代宗亲”、“三圣同堂”、“全神各祖”、“文仙”、“车神”，等等。纸马品类的不同，正反映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的生存空间不一，信仰选择和表达方式也就自然有别。
其四，江苏纸马与永年纸马的部分品种从图像看，都有变异、演化的实例。江苏纸马中的“灶神”，其图像中的五子登科向五农忙生产演化，其执物中的莲蓬、花灯被麦把、红旗等所置换，从而融入了当代生活场景和时代精神。邯郸永年纸马的“车神”也经历着变异和演进。传统的永年“车神”纸马图形是一黑驴拉货的大车，或者是侍从执长鞭、主神正襟危坐帷帐下的图像。后来出现了“摩托王”车神和拖拉机“招财进宝”车神，再到“车神大王”纸马，图形又演化为在神官指挥下的三轮卡车，两边加有“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的现代联句。最后到“车神之王”纸马，出现了小汽车的图样，纸马也似乎随它一起开进了21世纪的中国北方新农村。
永年纸马尚未得到深入的调查研究，作为中国北方纸马中的一个与内丘纸马风格不同的重要传承地，其发掘不论对于民俗艺术研究，还是对于宗教民俗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江苏纸马与其他外地的纸马也一样有同有异，并存在着艺术的与信仰的联系，但也各自展露出地域的个性。山东纸马、河南纸马也都呈现着年画化的趋向，而湘西纸马仍以小幅、黑白、彩纸为主，图像较为古奥、质朴，传统的印迹比较突出。虽然它们在总体上均不及江苏纸马面广量大、图样精细，但仍然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与价值。就生态现状而言，江苏、云南、河北三省的纸马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并共同传承着中国的纸马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