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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名人名文精典集锦(2)

夫乱世长而化世短。乱世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当君子困贱之时,局高天,踏厚地,犹恐有镇压之祸也。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老者耄矣,不能及宽饶之俗;少者方壮,将复困于衰乱之时。是使奸人擅无穷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辨色,耳能辨声,口能辨味,体能辨寒温者,将皆为修洁为讳恶,设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乐之者耶?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

译文

汉兴以来,大家原都是普通百姓,而依靠财力剥削奴役别人的商贾、地主,在世上多得数不清。居住在茅屋清苦自守的人,则无力扭转这一世风;富豪人家,居室栉次鳞比,一栋连一栋;肥沃的田地,布满郊一野。他们奴婢千群,附徒万计,车船钱庄,布于四方;囤积居奇者,满于都城。这般人储藏的奇珍异宝,巨室不能容纳;牧养的牲畜,山谷不能承受。他们的娇童美妾,充塞绮丽的华屋;歌舞乐队,从前庭一直排列到深宅。等候召见的宾客幕僚,车骑交错,拥挤于门前,既不敢轻易离开,又不敢冒然进去。他们有吃不尽的牛、羊、猪肉,饮不完的清醇美酒。围绕在身边的人们,随着他们的目所顾盼、心所喜怒而趋附奉承。这就是皇公贵胄、富商大贾们恣意享受人间欢乐。这些欢乐只要能运用智诈,就可取得;一旦取得,人们并不以为是罪过。因而这种现象在社会上普遍泛滥,一发而不可收拾。这样以来,谁还肯舍荣乐而居穷苦、弃放逸而赴束缚呢?

乱世长而治世短。乱世时小人贵宠,君子陷入困贱。当遭遇乱世,君子困贱之时,天虽高而不敢不弯腰曲背,地虽厚而不敢跨大步走路,唯恐有被镇压的大祸临头。及到清明之世,又进入了矫枉过正的局面。由于治世短而乱世长,所以,老者来不及看到治世,少者又将遭遇下一乱世。这就使奸人独得无穷的福利,而善良的人却遭受着不赦的罪孽。因之,一个五官感觉正常的人,都会把修饰德行作为应避忌之坏事,设想出各种智巧的方法来逃避它。如此,谁还肯安然而乐意于修德自好呢?这都是下世的人主苟且从事造成的过失。

赏读

仲长统《理乱篇》论治乱之由,虽有明显的循环论历史观,但他推求祸乱之起,源于封建统治地主政权的残酷剥削和荒淫奢侈,愚主的苟且从事、“荒废庶政”,较之汉人的五德三统的天命论,则有清醒与梦呓之别。本文前节以骈排出之,揭露当时社会上层的穷奢极侈与因此而造成的祸乱败亡,笔墨酣畅,淋漓尽致,千载之下,读来仍使人与作者同其愤叹:后节以散体古文句法出之,清空质直,不用典事,但却气势凌厉,力透纸背。特别是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乱则小人贵宠,君子困贱:“逮至清世,则复入于矫枉过正之检”。这种对专制政治罪恶入木三分的揭露,是极其深透,难能可贵的。两节合读,骈散相间,挥洒自如,故而仲长统“友人东海缪袭常称统才章足以继西京董(仲舒)、贾(谊)、刘(向)、扬(雄)”,姜书阁先生称统文“体异骈散,而俊发畅达”(《骈文史论》)道出了这位“赡于文辞”、“敢直言”的“狂生”的文体风格。

前出师表——诸葛亮

题解

此文选自《三国志》的《诸葛亮传》。“出师表”是出兵打仗前,主帅给君主上的奏章,历来以战名世者甚众,以表传后者颇少。唯独诸葛亮的《出师表》不仅存之典册,且光照了文苑,被奉为理政的规范,为人的准则,作文的楷模。诸葛亮上《出师表》是在蜀汉后主(刘禅)建兴五年(227)率兵北伐之时。当时,蜀偏居一隅,国力疲弱。诸葛亮为了实现刘备振兴汉室,一统天下的遗愿,“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平定了南方,有了较巩固的后方,并抓住了曹魏兵败祁山、孙吴兵挫石亭的时机,挥师北伐,拟夺取魏的凉州(今甘肃部分地区),因而向后主刘禅上了两道表文,“前表开导昏庸,后表审量形势”,这就是有名的《前出师表》、《后出师表》。

原文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亮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译文

先帝创立大业还未完成一半,就中途去世。现在天下分裂为三部分,我们蜀国处境疲顿困乏,这实在是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刻。然而侍从护卫的臣子,在朝廷内毫不怠惰;忠诚有志的将士,在外奋不顾身;这是他们追念先帝对自己的特殊知遇,想向陛下报效啊。因此陛下应该广泛听取意见,发扬先帝的优良品德,振奋有志之士的报国精神,不应随便看轻自己,言谈违背义理,堵塞了臣下尽忠劝告的道路。宫廷和相府的官员,都是一个整体,奖惩褒贬,不应标准有别。如有作恶犯法,以及尽忠立功的,都应交给有关主管官员评定对他们的惩罚或奖赏,用以显示陛下办事公平而严明,不应偏袒护私,弄到宫廷和相府的法令不统一。

侍中郭攸之、费祎和侍郎董允等,都是善良诚实的人,志向和思想忠贞纯正,所以先帝选拔出来留给陛下。我认为宫廷的事情,不论大小,都应该同他们商量,然后实施执行,这样定能对缺点和疏忽有所补救,得到很好的效果。将军向宠,品性和处事善良公平,精通用兵打仗,以前任职时经过考验,先帝称赞他能干,所以大家商量推荐他为中部督。我认为军营的事情,都要同他商量,这样定能使军队团结协作,强弱调配各得其所。亲近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前汉兴旺昌盛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倾覆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每次同我谈论这些事,没有一次不为桓帝、灵帝的表现而惋惜痛心。侍中郭攸之和费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都是忠诚贤良、坚守节操的臣子,希望陛下亲近信任他们,那么汉朝的兴隆,就为时不远了。

我原是一个平民,亲身在南阳耕种,只图在乱世中苟且保全性命,不想向诸侯求得称扬荐拔。先帝不认为我身世低微,竟降低身份委屈自己,三次到草庐来探访我,向我征询当前的天下大事,这使我受到感动而振奋起来,于是答应为先帝奔走效劳。后来遭受挫折,在战败之时接到委任,在危难之中执行使命,从那时以来有二十一年了。先帝知道我恭谨慎重,所以在去世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我接受任命以来,日夜忧虑叹息,担心先帝委托的事情没有做好,有损于先帝的英明,所以在盛暑五月强渡泸水,深入荒远地区。现在南方的叛乱已经平定,兵员武器已经充足,应当奖励和统率全军,北进平定中原,尽我凡庸的才能,消灭邪恶的敌人,复兴汉家的朝廷,回到原来的都城,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尽忠陛下的职责本分啊。至于考虑兴废改革,进献忠诚建议,那就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的责任了。

希望陛下能委托我进行讨伐奸贼、复兴汉朝的事业,事业没有成效就惩办我的罪过,用以禀告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规劝陛下发扬圣德的言论,那就责罚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怠惰,宣布他们的过失。陛下也应该多加思考,征求治国的良好办法,明察和采纳正确意见。当我殷切追念先帝临去世时的诏命,更觉得自己深受大恩而感激不尽。

现值远行告别之际,面对奏表热泪纵横,真不知说了些什么。

赏读

《前出师表》前半部分是临行前的进谏,后半部分乃表明此行夺胜的决心。诸葛亮向后主提出三项建议:广开言路,执法公平,亲贤远佞。这三项建议,既是安定后方的措施,也是施政的方针。前半部分在写法上有由势入理,起笔峥嵘;由主而次,肌理缜密;以情动人,以理服人;由近及远,思路开阔等特点。表文的后半部分,则由叙述自己的生平谈到伐魏的意义,进而表明自己“复兴汉室,还于旧都”的决心,写得慷慨深沉,动人心魄。此外,后半部分也有由人到己,文势跌宕;由叙而誓,推上高潮;归纳前意,总概全篇等特点。读来文情并茂,不忍释卷。

后出师表——诸葛亮

题解

《后出师表》是《前出师表》的姊妹篇,写于建兴六年(228年)。当时正是第一次北伐失败之后,大臣们对再次北出征伐颇有异议。为了排除这些异议,坚定朝野北伐的决心,诸葛亮写下了此表。

原文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而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沪,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适疲于西,又务于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偪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译文

先帝考虑汉朝和曹贼势不两立,要复兴帝王的事业就不能安然偏处一隅,所以委托我征讨曹贼。以先帝的英明,量度我的才能,本来就知道我去讨伐曹贼,才能薄弱而敌人强大。但是不讨伐曹贼,帝王的事业也会失败;与其坐着等待失败,何如起而讨伐敌人?所以先帝毫无迟疑地把这事委托给我。

我接受任命的时候,睡不安宁,食不知味,考虑向北出征,应先平定南方。所以在五月强渡泸水,深入荒远地区,两天只吃一日的粮食。我并非不爱惜自己,但是帝王的事业不能偏安于蜀地,所以冒着危险困难,去奉行先帝遗诏的旨意。可是议论者却认为这不是上策。现在曹贼正困顿于西境,又要致力于东方。兵法认为要趁敌人劳累时进攻,这正是赶快出师的机会。我恭敬地把有关事项陈述如下:

高帝的英明可同日月相比,他的谋臣见识渊博、思虑深远,但仍要经历艰险承受挫折,然后才能转危为安。现在陛下不如高帝,谋臣不如张良、陈平,可是却想用长期相持的策略来取胜敌人,坐待天下平定,这是我对非议北伐所不理解的第一点。

刘繇、王朗,各自占据州、郡,谈论安危和商议计策,动辄引用圣人的观点,大家的顾虑满腹,众人的疑难填胸,今年不作战,明年不出征,这使孙策安然地强大,因而吞并了江东地区。这是我对非议北伐所不理解的第二点。

曹操的智谋远远超过别人,他指挥军队,好象孙膑、吴起,但是在南阳遭困,在乌巢蒙险,在祁连遇危,在黎阳受迫,在北山几乎战败,在潼关差些丧命,然后才得僭称尊号于一时罢了。何况我的才能薄弱,却想不经历艰危而能平定天下,这是我对非议北伐所不理解的第三点。

曹操五次攻打昌霸不能取胜,四次越过巢湖没有成功,任用李服而李图谋他,委任夏侯渊而夏侯渊兵败身亡。先帝经常称赞曹操能干,但他还有这些失败,何况我才能低劣,怎能一定得胜呢?这是我对非议北伐所不理解的第四点。

自从我来到汉中,这其间有一年了,可是死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将领和曲长、屯将七十多人,突将、无前、青羌、散骑、武骑一千多人,这都是数十年内聚集的各处精锐力量,不是一州之地所能具有的。如果再过数年,就会损失三分之二,那时该如何去对付敌人?这是我对非议北伐所不理解的第五点。

现在人民穷困、士民疲劳,但战事又不能停止。既然战事不能停,那么驻防与进攻所耗费的劳力、费用都一样。如果不趁现在去图谋敌人,而竟想用一个州的地方去和曹贼长久相持,这是我对非议北伐所不理解的第六点。

世事很难评断。从前先帝曾在当阳战败,那时候,曹操拍手高兴,认为天下已是他的了。但后来先帝向东联络孙权,向西攻取益州,出师向北征伐,斩了夏侯渊,这正是因曹操的失算而复兴汉朝的事业将要成功之时。但后来孙吴违背盟约,关羽战败遇害,先帝秭归受挫,曹丕妄称帝号,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先难料测。我只有恭敬谨慎地竭尽力量,到死方休。至于事业的成功失败、顺利困难,那就不是我的才智可以预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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