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圣，圣之所以为圣，在完成其平治天下教化人间的外王事业，故圣人之道，与外王事业不可分，统称圣王，也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这一圣王合一的传统，到了孔子遂告分离，孔子所以梦见周公，正表达了这一有周公之德、无周公之位的遗憾。当时，王纲失坠，大一统崩解，“圣”人之道的传统已不能由周“王”朝一家开，孔子作《春秋》，而《春秋》以褒贬为征伐，正是天子的事，此隐然接下了圣王合一的道统，孟子力辟杨墨，破斥许行，无异于孔子作《春秋》的用心。孔子批判乱臣贼子，孟子批判异端邪说，且孟子推尊尧、舜，肯定汤、武，判桀、纣一夫，并羞称五霸，此褒贬历代政治得失，正是孔子作《春秋》更上一层的推扩，孔子作《春秋》是天子之事，孟子贯串圣王道统，又何尝不是天子之事？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而以素王称之的真用心，就有见于此，而孟子是最能由此肯定孔子伟大的人。
由是而言，孟子的伟大人格，不仅表现在对抗时代狂潮的道德生命，而且突显在贯串圣王道统的文化理想，有关政治层面的反省与建构，都离不开道德生命的开展与文化理想的担负，这承自孔子的儒学命脉，道德是人生的道路在德行，文化是以“文”化“质”，而政治教化正是通贯二者之间的桥梁。故政治又是道德，又是文化，此之谓道之以德，为政以德，此之谓以德行仁，而王不待大。
由尧、舜到商汤，其间五百多年，由商汤到文王，其间又五百多年，由文王到孔子，其间又有五百多年。尧、舜至于汤，是经由禹、皋陶的见而知之，才往下流传而有商汤的闻而知之；汤至于文王，是经由伊尹、莱朱的见而知之，才往下流传而有文王的闻而知之；文王至于孔子，是经由太公望、散宜生的见而知之，才往下流传而有孔子的闻而知之。五百年而有王者兴，其间若无转接卫道的贤者，就可能断隔而不能传承统贯。孔子下来，到了孟子，已有一百多年，虽五百年而有王者兴，不会落在孟子身上，然而作为一个弘扬儒学的卫道人士，孟子自觉是责无旁贷的。他看看自己去圣人之世未远，又紧邻圣人而居，见而知之的大任，又舍我其谁呢？他自我惕厉，设若他不能见而知之，则三百多年后闻而知之，可能就断绝难继了。这是文化传统的接棒，文化传统的代代相传。孟子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使命感的文化斗士，最有生命力的卫道圣雄（《孟子义理疏解·政治文化》第363～365页）。
活学活用
浩然正气：领导者挺立天地间的不二法门
自古做人难，做一个有一身浩然正气的人更难，因为这是一个需要自我修行的过程。《菜根谭》中有语：“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
对于养气修心的功夫，能够修到纯粹精湛的，非孟子莫属。
儒家思想中关于人的修养有“内圣外王”之说，孟子就此修养之道，指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
孟子首先说明养气修心之道，虽爱好其事，但一曝十寒，不能专一修养，只能算是但知有此一善而已。必须要在自己的身心上有了效验，方能生起正信，也可以说才算有了证验的信息。由此再进而“充实之谓美”，直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才算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成功。
修身养性，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克服自身缺点、不断进步的过程。俗话说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不下一番苦功，如何练就金玉人格。要想达到大境界，必须在修身养性上下苦功。时时拂拭心灵，处处反思行为，莫让自己蒙尘。
欧阳修
赵概是宋朝南京虞城人，曾与欧阳修同在馆阁任职。赵概性情敦厚持重，沉默寡言，欧阳修很看不起他。欧阳修任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之职后，以赵概没有文采为理由，将其贬官为天章阁待制。赵概清静淡泊，对此并不计较。
后来欧阳修的外甥女与人淫乱，忌恨欧阳修的人借题发挥，以此事来诬蔑他。皇帝震怒，没人敢为欧阳修辩护，只有赵概为欧阳修上书，说：“欧阳修因文才出众才成为皇上的近臣，皇上不能随便听信谗言，轻易诬蔑他。”有人问赵概：“你不是与欧阳修之间有嫌隙吗？”赵概说：“以私废公，我不能做这种事。”
最终皇帝并没有听赵概的话，欧阳修仍旧被贬官滁州。赵概后来执掌苏州，接着又辞官守丧，守丧期满后，被授职翰林学士，他再次上书，要求先为欧阳修恢复官职。
虽然赵概的请求没有被朝廷采纳，但当时的人们都非常赞赏赵概宽厚大度、不计私怨的品行。欧阳修也认识到了赵概的德高望重，对其非常佩服，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赵概的德行如此高尚，这得益于他平时能够严谨克己修身。为了严格要求自己，他曾准备两个瓶子，如果起了善念，或做了好事，他就把一粒黄豆投入一个瓶子中；如果起了恶念，或做了不好的事，他就会把一粒黑豆投入另一个瓶子中。刚开始的时候，黑豆往往比黄豆多。
后来随着赵概对自己的磨砺，时时内省，努力克制自己，改过迁善，瓶子中的黄豆渐渐多了，黑豆也随之减少，赵概终于成为德行高尚的人。
赵概通过自我有意识的修行，从而达到令身边人称颂的境界，这就是在自己身上起到效验的阶段。按照南怀瑾先生的说法，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是善养浩然正气。何为浩然正气？其实就是至大至刚的昂扬正气，是以天下为己任、担当道义、无所畏惧的勇气，是君子挺立于天地之间、无所偏私的光明磊落之气，这三气构成了浩然之气。这种浩然正气体现着一种伟大的人格精神之美。中国历史上具有一身浩然正气的英雄有很多，文天祥就是其中一个。
文天祥
文天祥本来是个文官，可为了反抗蒙古人的入侵，保卫家国，他勇敢地走上了战场，那时蒙古派出大军，要消灭南宋，文天祥听到消息，拿出自己的家产，招募起三万壮士，组成义军，抗元救国。有人说：“蒙古大军人那么多，你只有这些人，不是虎羊相拼吗？”文天祥则说：“国家有难而无人解救，是令我心痛的事。我力量虽然单薄，也要为国尽力！”
后来，南宋的统治者投降了蒙古军，文天祥仍然坚持抗战。他对大家说：“救国如救父母。父母有病，即使难以医治，儿子还是要全力抢救啊！”不久，他兵败被俘，坚决不肯投降，还写下了有名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明自己坚持民族气节至死不变的决心。他拒绝了蒙古人的多次劝降，最终舍身报国，慷慨就义。
文天祥以身殉国，表现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傲然品格，终于如其诗中所说，一片丹心照汗青，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一位可以大书特书的“善养浩然正气”的英雄。
浩然正气是人的精神“脊梁”，是抵御歪风邪气的“屏障”。正气长存，则邪气却步、阴霾不侵；正气长存，则清风浩荡，乾坤朗朗。要保持浩然正气，就必须“日三省吾身”，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时时处处以激浊扬清、弘扬正气为己任，使正气日盛，邪气渐消，引领整个社会不断走向正义和文明。这才是君子之道。
智慧金言人总有一天会走到生命的终点，金钱散尽，一切都如过眼云烟，只有精神长存世间，所以人生追求的应该是一种境界。修身养性，做上品人，一生以养浩然正气为人格修养的目标，也许下一位圣人就在这种修养过程中，渐渐浮出历史的水面了。
兼容并蓄：多听听他人的意见
《中庸》有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它肯定了个人的差异性，并证明了“君子之道”是源于最普通的人。对于同一件事情，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差异性，而真正的“君子之道”就是能兼容并蓄，立中而行，不会偏向任何一方。
大家在寺庙里都可以看到一尊菩萨，那就是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他袒胸露腹，肚子滚圆凸出，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大肚量”。法国作家雨果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宽阔的是胸怀。”只有宽阔的胸襟才能容纳更多的人，更多的知识，相反，那些气量狭小、小肚鸡肠的人，容不下任何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也不可能取得成功。
一个真正有度量的人，是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缺点的人，是可以听取别人意见的人。肚量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宽容”，它不仅是一种社交艺术，更是一种增强自己实力和完善自己的方法。
欧阳修在滁州当太守时，经常去琅玡山游玩，并时常与琅玡的主持谈论诗文。后来，主持在山道旁盖了一座亭子，特意请欧阳修前去参加落成典礼。欧阳修将这座亭子命名为“醉翁亭”，并为亭子做了一篇文章。
欧阳修命人抄了几份，叫衙役把它们贴在城墙上。衙役们不知道太守大人是什么意思，于是就问：“大人写的文章，为什么要贴在城墙上呢？”欧阳修说：“让过路人帮我改文章啊。人常说，一人才学浅，众人见识高。大家一定会把我的文章改的更好。”这样，整个滁州城都热闹起来，城里城外的人都纷纷跑来观看，有人说：“太守写的文章，还要老百姓帮他修改，真是古今少有的新鲜事。”
欧阳修就坐在府衙内，不停地派人出去打听，一直到傍晚时分，衙役们才回来说：“报告大人，琅玡山李氏老人前来帮您改文章。”欧阳修一听，马上出去迎接，寒暄一番过后，欧阳修就问老人：“老人家，你觉得我的文章中有哪些地方需要改正的呢？”老人说：“大人，不瞒您说，您的文章我听人读了，句句讲的是实情，但我觉得开头稍嫌啰唆了。”欧阳修便从头将文章背下来：“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峰……”刚背到这，老人打断了他，说：“大人，毛病就是在这里。”欧阳修是何等聪明之人，顿然醒悟：“您的意思，是不必点出这些山的名字？”老人笑了笑说：“正是。大人。”欧阳修沉思了片刻，提笔将文章的开头改成：“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然后一句一句念给老人听。老人满意地点点头说：“改得好！改得好啊！”这才有了后世流传的《醉翁亭记》，欧阳修也因其做学问和为人处世宽厚的态度，为后人称颂。
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就是不要处处表现得要高人一等，一副教训人的架势，特别是对那些身为上司的人来说，对待自己的下属，应该以宽容为主，能够听到他们的意见并接受其中的好意见，这才是好上司的风范。
智慧金言在社交处世中确实有些恃才傲物的人，他们总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对待这种人，可以奉上清代申居郧的一句话：“才子多傲，傲便不是才。”可以说这种人与人相处不会融洽的，我想，这也不是你想见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