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事，陶园林费了几年的周折，也没寻找到哥哥的准确下落。是他亲自把负伤的哥哥背到师野战医院后分手的。奇怪的是，这么个大活人就从世界上消失了，消失得很彻底。不但遗体找不到，连各类死亡名册中也找不到。令陶园林和陶园旺的父亲伤心的是：找不到下落，部队就不能给开出烈士死亡证明书，而没有部队的烈士死亡证明书，陶园旺就不是名正言顺的烈士，就不能享受烈士待遇，只能当作失踪人员……
陶园旺的父亲在各级报纸上登“寻人启事”，甚至在一九五四年登了《人民日报》，又和民政局的人屡次到部队寻找，还是没有下落。据陶园林说，“一直拖到一九五八年，团政治处才给开了个座谈会，找了七八个陶园旺的战友和领导，地方民政局的人也参加，把这件事才算解决了。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陶园旺肯定死了。被俘的可能性没有，死在医院应该有下落，就是转到别的民主国家（如苏联、东欧各国）治疗，也该回来了，或者应该有信……最后大家认定：陶园旺是在医院转移途中被炸死的，连抬担架的人一同被炸死了。加上医院都是临时性的，所以无法找到下落。这样，团政治处上报师政治部，同意这个结论。然后，部队才给地方政府发函，也给陶园旺家寄了一张烈士死亡证明书，并一次性发给一百八十元抚恤金……”
对烈士陶园旺的家人和他的叔伯弟弟陶园林来说，上甘岭这一仗是在一九五八年结束的。
在谷山休整地，陶园林所在连队的指导员刘怀珍开始接待了第一批来访的报社记者。他除了详尽介绍了朱有光、王万成等英雄的动人事迹，还顺便谈出自己在上甘岭战斗中总结出的防炮弹和子弹的经验。他说：“听到‘呜儿呜儿’声音发尖的响声，这是远炮，你可以不理它；但是，听到‘呼——噗’一下过来，带着风声的响音，这准是近弹，你得赶紧卧倒隐蔽……子弹的声音更好区别：像那些‘吱儿吱儿’的子弹声，只要你听见，说明子弹早飞过去了。凡是打到你身上和近旁的子弹，你根本听不见声音……”
让记者为之感叹的倒不是刘怀珍介绍的防炮弹和子弹的经验，而是他最后补充的一句话：“实说吧，能搞清楚各种炮弹、子弹声音而又能活下来的人，不多；在上甘岭，好多新兵糊里糊涂就送了命……”
山西昔阳入伍的一九三八年的老兵——九十三团一营营长赵畴海，战后多少尝到了一点儿分发战利品的喜悦：临下阵地前，团参谋长赵文哲给赵畴海打电话，要他从阵地上搞些东西带下来。赵畴海便组织人扛了些战利品——鸭绒被子、黄军毯等。他“组织了两个排，扛到团里很多战利品”。之所以他们阵地上的战利品多，是由于他们“打得快，敌人没来得及弄走东西就给赶跑了”。赵畴海给团里领导每人分了一条黄毯子和一件军大衣后，“二营营长刘二贵也来跟我要东西，给了他一条毯子、一个带拉链的睡袋……”
在十二军政治部文工团，从上甘岭和战地医院采访归来的创作员甘耀稷，正“爬在朝鲜老乡的热炕上，就着一盏瓦斯灯，连夜赶写组诗《上甘岭诗草》”。这一组诗，令他在此后几十年中，“每次读到它，眼泪都禁不住像写作时那样流淌……”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下雪了／雪花无声地飘落下来／更增添了前沿的寂静／雪落在打断了的树桩上／落在焦黑的弹坑里／雪落在成堆的弹壳上／……最前沿的一个小工事里／一个战士／倚靠在射口上／望着外面／山谷里敌人拖尸的痕迹……”
嘴部被炮弹片击伤的一三五团六连连长万福来，伤口稍稍愈合，可以开口的时候，便在医院接待来访的记者，开始讲述黄继光堵枪眼的英雄事迹。“我是黄继光连的连长，我不讲能行吗？黄继光是我们连队的骄傲、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骄傲！”
从此，万福来一年一年讲了下去。由开始的向一批一批记者、作家介绍，发展到后来的作报告、巡回演讲……随着英雄黄继光在中国日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万福来讲演的场次也频繁增加。“我在朝鲜讲黄继光，回国后两年给学生、部队作报告……在杭州住院时讲，在上海住院时也讲，在开封残废军人总校也讲，洛阳讲，湖北讲，一九六○年在北京施工在北京讲，一九七一年在山东施工在山东讲，讲了不下好几百场……黄继光是我连牺牲者的突出代表，其实，我们连没活下来几个人：第一次反击上去九十人，剩下两个；第二次反击百八人，最后剩下没几个……”
在德山岘，四十五师师长崔建功很放心地和他的侄子崔明礼告别。崔明礼是一九四二年到部队找崔建功投奔八路军的。在上甘岭战役时，崔明礼是十二军司令部的参谋，与叔叔崔建功在战场相遇，而且在李德生的前指里并肩作战了一段时间。崔建功虽是十五军四十五师师长，却被李德生留在十二军前指当了顾问。现在，十二军完成了增援十五军坚守上甘岭的任务要撤回谷山休整，阵地又将交回十五军。崔建功在送走十二军的同志也送走他的亲侄子崔明礼时，感到很放心：他指挥的四十五师伤亡虽然早已超过百分之百（因为有的人负了几次伤，负一次伤统计一次；或是伤好了再次上阵地又负伤），但是撤下来后，上面给他补了一个整师——一八六师，这个师开来后，师、团、营、连、排的干部带回，把兵都留给了四十五师。崔建功手下齐装满员了，还怕什么？
倒是崔明礼在和崔建功分手时心里感到些许不平：十二军在最关键的时候开到上甘岭，帮着打下了这场硬仗，可是在对外宣传中，上面却要求统一用十五军的名义，因为十二军是配属十五军的……
十二军最后撤离上甘岭的是一○六团。在道德洞十五军指挥所，军长秦基伟接见了一○六团团长武效贤和其他团级指挥员，夸奖这个团“打得顽强，打得技巧，一直打到了底……”
在欢送一○六团胜利归建的晚会上，十五军参谋长张蕴钰代表十五军赠送给该团一面锦旗，上面绣着“主动灵活，英勇顽强”八个大字。掌声中，团长武效贤接过这面锦旗的时候，并不知道远在谷山军部驻地的新婚妻子杜念沪正在为他担心。当时杜念沪在十二军干部处工作，“听干部处长讲，武团长要受处分，问是什么原因？说是他不听指挥。我们是一九五二年结的婚，新婚不久，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受……”
在西霞洞三兵团指挥部驻地，被王近山代司令员派往上甘岭前沿的兵团作战参谋吴安良已返回兵团。他在向王近山汇报情况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吴安良想起抗日战争时期，一九四二年，一次指导员给大家作报告，说大家都是革命骨干，将来都要准备当干部。吴安良当时说了句牢骚话：等咱们当了干部，这一茬人差不多都死完了！王近山恰巧听到这句牢骚话，把吴安良狠批了一顿。以后，吴安良真当了干部，而王近山却没忘记他的牢骚话。在吴安良当了连长时，王近山打趣地问他：“连长大人，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吧？”吴安良当营长时，王近山又打趣地问他：“营长大人，人都死得差不多了吧？”唯独上甘岭这一仗下来，吴安良向王近山汇报，十五军和十二军的许多营、连，打得都换了一茬人，有的连甚至换了两茬人。王近山听到吴安良的汇报，却“没有想起当年我发牢骚的话”，而且，从那以后，吴安良“再也没有发现王近山与他开以前那个玩笑……”
吴安良说，在三兵团打完上甘岭战役，转往东海岸实施抗登陆作战准备时，“王司令员的心情并不轻松，没有看到他表现出刚刚结束一场胜仗的喜悦……说起来，这是王近山这员猛将一生中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
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弗里特上将同王近山一样，也结束了他一生中指挥的最后一场战役。而且，他即将要告别军界，心情甚为沮丧。
不久前，十二月二日，新当选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飞来朝鲜访问。范弗里特和克拉克前去机场迎接。据陪同艾森豪威尔来访的布莱德利将军说，当时，“克拉克和范弗里特提出了一项新的作战计划：让第八集团军推进到朝鲜蜂腰部（平壤至元山），同时对中国实施海空作战。为完成这一地面作战，还需增加八个师。他们打算使用蒋介石的一些部队，还要求认真考虑使用原子武器的问题。”对于这个“带有麦克阿瑟味道”的作战计划，布莱德利说，“艾森豪威尔避免讨论这一计划，有意避免”，“自然，克拉克和范弗里特感到十分生气。”
范弗里特陪同艾森豪威尔一行视察了军事司令部和前线战场。两天后，送走了新任总统，他自己也开始打点行装，准备退役回国。这时候，另一位美国将军马克斯韦尔·泰勒已被通知即将接替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这个“并不怎么令人羡慕的职位”。
一九五三年一月初，十五军最后撤离了上甘岭，将上甘岭防御阵地移交二十四军，十五军则奉命开赴东海岸元山地区进行防止敌人登陆作战的准备。在此之前，十二军已先期开往东海岸。
离开上甘岭之前，十五军经请示兵团首长，决定在五圣山上为上甘岭战役牺牲的烈士刻几块碑。图书员毕开文和另外六名同志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们在山岭上盖起小铁匠炉来锻打錾子，开始在山崖的石壁上刻字。从元旦那天开始，经过十天顶风冒雪的紧张工作，他们刻成了三块碑。三块碑的碑文分别是：
“中国人民志愿军马特洛索夫式的特等功臣、特级英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黄继光同志以身许国永垂不朽！”
“中国人民志愿军特等功臣杨根思式英雄朱有光、王万成同志永垂不朽！”
“上甘岭战役中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碑刻在五圣山上，而埋葬烈士的大坟墓则是南边不远处的上甘岭。并且，那实际上是一座中美韩三国士兵的合葬墓。
半年之后，一九五三年七月下旬，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了。这以后，曾有少数上甘岭的参战人员返回那里凭吊过。
二十九师八十七团三营营长解立根就是其中的一位。据他回忆，“大概半年以后，板门店谈判签字后，正是夏天，我带些人返回阵地。”解立根返回阵地的任务是“处理阵地上遗留的烈士遗体”。他说：“有些坑道里，烈士遗体摞得一层一层的，根本来不及做棺材，只好用汽油烧，就算是火葬吧……唉，大夏天的，尸体变黑了，发臭，我让人提着汽油桶浇，然后点火，那火烧得……”
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二营营长杨水保比解立根去得晚些，他那次是“带军事科学院写战例的人去上甘岭的”。上去后，“看了好几个山头”，发现“停战后的军事分界线就在上甘岭，拉起一道蓝红两色的布带子”。在当时打过仗的山头上，杨水保“随便抓一把土用嘴一吹，就可以看见几块碎骨头和碎弹片”。他们还看见“美国人阵地上的炮弹壳堆得像小山头一样，像我们北方的麦垛子”；“美国人停战后，军用物资堆在山下，什么也不往下拉。我到美国人阵地上给李长生团长扛回一箱卡宾枪子弹。站岗的美国兵直朝我喊‘哈喽’，我也不理，扛起就走。还以为美国兵不让扛，后来才知道，‘哈喽’是跟你表示友好……”
一九五四年上半年，三兵团所属十二军和十五军从朝鲜班师回国。那时候，这两个军里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人已为数不多：一部分人转往国内或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疗养伤，也有一些人复员转回家乡，还有就是相当一部分人永远留在了上甘岭。
上甘岭之战伤亡人数有多少？这恐怕很难得到准确的统计数字。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志愿军一方在上甘岭战役中的死伤人数被统计为一万一千五百余人。这个统计数字是以参战各部队上报的死伤人数为基础的，而各部队上报的死伤人数并不很可靠。譬如九十一团向上报的伤亡人数为七百余人，但该团参谋长赵金来说：“打上甘岭，我们团实际伤亡一千多人，但上报七百多人，少报了三百多。”又譬如一○六团上报伤亡人数为一千一百余人，其中该团一营上报伤亡人数为四百余人。但该团一营参谋长李治说，“我营进入战斗时有七百多人，但边打边补，实际参战人员先后达到两千一百多人。”
由此可见，根据各参战部队上报的死伤人数汇总而得出的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中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数字是不确切的。实际死伤人数肯定比这个数字多。
美、韩军队此战的死伤人数也没有得到确切的数字。从可以见到的美、韩有关的历史资料中，得知美七师参战十二天，伤亡人数为两千多人。韩军第二师此役共死伤四千八百余人，其中阵亡者一千一百余人，负伤者三千六百余人。不过，美、韩方面的参战部队还有韩第九师及美空降一八七团等部。
对美、韩军队的死伤人数，《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列为歼敌数字，统计结果为：歼灭美军五千二百余人，歼灭南朝鲜军为两万多人。合计：两万五千余人。这个数字是以志愿军参战各部队上报的歼敌数字为基础统计的，因而也是个估计数字。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统计数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压缩。譬如九十三团三营营长甄申说：“统计战果时，九连报歼敌一千多人，我给砍了五六百，没那么多，数字有虚。”又譬如一○六团团长武效贤说：“我团歼敌七千多人，十二军给减到四千多人……”
问题是，在统计歼敌数字时，是不是所有的师团都会自觉地进行数字压缩？而压缩后的数字是不是还有水分？
如果以志愿军方面的统计数字为基础来估算的话，我认为志愿军一方死伤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数字还应该增加，而歼敌两万五千人的数字还应适当缩小。这样，一加一减，中美韩三国士兵在上甘岭之战中死伤人数总计应在三万六千人左右。
那么，这三万六千人当中，阵亡者有多少呢？按照韩军第二师的统计，该师此战“死伤四千八百余人，其中阵亡者一千一百余人”，阵亡者约合四分之一。志愿军方面对阵亡者没有总的统计数字，但就九十二团死伤一千四百余人来分析，该团“仅下来四百伤员”，由于“轻伤不下火线，重伤坚持战斗举不胜举，故牺牲者占三分之二以上”。
如果按照阵亡者占死伤总数平均约三分之一的比例计算，中美韩三国在上甘岭弃尸共一万两千多具。
上甘岭之战的全部作战区域只有三点七平方公里。这意味着，不算两万四千名负伤者，上甘岭作战区域内，平均每平方米就有三点二个人阵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