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年是在打退敌人当日第十五次进攻后，返回崖石背后隐蔽时发现八班长高书全负伤的。“他被一块炮弹片横腰扫过，划破腹腔，流出许多肠子，他两手把肠子捂回肚子，靠在石崖背后昏迷着，浑身衣服破烂不堪。卫生员钟兴全赶来为他包扎。”
刘永年等人正想把高书全背回坑道，敌人又攻上来了，于是“又返回前边打……再次击退敌人回来，就看见另一个班长朱金元的两条腿断了——被大炮弹皮截断的，两条大腿根的主动脉都断了，血止不住。他自己爬了不到一公尺就昏迷在那里。”
刘永年等人“赶紧用急救包给朱金元大腿扎死，止住血……”这时候，上来两个担架员，一副担架，先抬哪个伤员呢？
刘永年说：“开始，看见高书全肠子捂回肚里了，血是流在里边，以为流血不太多，可朱金元两条大腿断了，只有一点肉皮连着，断口处露出骨头，肉皮耷拉着，就想先抬朱金元。可是朱金元指指高书全，让先救高书全，说高负伤在先，可以救活，自己怕是不行了……担架员又去抬高书全。高书全勉强睁开两眼，说，同志，不要抬我了，抬朱金元吧。他可以救，我抬下去也没用了……最后，还是先抬走了断两条腿的朱金元。高书全就那么靠在崖后石头上牺牲了……当夜我们把阵地交给七连后撤下阵地，一打听，才知道，朱金元还没有给抬下阵地，在半路上就牺牲了……”
身负重伤而幸存下来的八连指导员米玉岗则对连里一对亲兄弟双双战死而感叹不已。这兄弟俩一个名叫邱大云、一个名叫邱大华。两人是在朝鲜战场上部队休整时搞“仇美诉苦”教育时搞清身世而相认的。
原来，邱大云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九岁那年，父亲贫病交加去世后，母亲带着哥哥和五弟改嫁他人，同时将年仅四岁的弟弟以一斗米的价钱卖了。这之前，三弟也病饿而死，留下他和奶奶相依为命。在十八岁时被抓了壮丁，到国民党队伍中当了兵。一九四九年底在大邑县被解放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一九五一年随部队入朝作战……
听了邱大云在诉苦会上讲述的身世，邱大华觉得自己就是邱大云被卖掉的四弟。二人联名给母亲写了信询问，证实了两人确是亲兄弟。原来，邱大华先是被卖给一位张姓人家，后又被转卖给外乡一个魏姓人家。十六岁时被魏家以六十万元的价钱卖了壮丁，在国民党军队二十七师学吹号，同邱大云一样，也是一九四九年底在四川邛崃县被解放入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他先是在别的团当兵，后又调到师运输连、高机连。部队入朝后，经过了五次战役，邱大华才被调到八连当司号员。这样就与哥哥相遇了。
就是这历尽劫难的兄弟二人，在朝鲜战场相认不久，便在上甘岭作战时双双牺牲。
第十一章尾声这意味着，不算两万四千名负伤者，上甘岭作战区域内，平均每平方米就有三点二个人阵亡
两人都死于十一月十八日。邱大云是在上午十点多打退敌人第七次冲锋后，被一颗炮弹炸死的。“炮弹落在他身边一米多远，爆炸的气浪把他抛出两米多远……”
邱大云牺牲的消息传到连部后，司号员邱大华向连里请求，要上阵地为哥哥报仇。得到连里批准后，他登上邱大云牺牲的六号阵地。下午四点多钟时，邱大华被进攻的敌人“一枪击中左胸，突然扑倒在地，再没有起来……”
邱大云和邱大华阵亡后的第三天，同样是在这六号阵地上，九连一班也有一对亲兄弟在此浴血鏖战。他们是哥哥高守余、弟弟高守荣。两人是同一天参军入朝，又一同分到一○六团九连一班的。
高守余记得，弟弟高守荣是在二十日凌晨牺牲的。“那是在反击六号阵地时，班长刘保成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给我们打开了通路，我们冲上山头占领了阵地……刚占领阵地，副班长李盼功就被敌人一梭子枪弹打死了。跟着敌人就向山头疯狂打炮，高守荣就是这时候给炸死的……”
当时，高守余在炮火中，猫腰跑向后山坡三十多米远的一块大岩石下取弹药。“刚跑到大岩石边，就发现一个人躺在地上，一摊血，一条腿炸没了……仔细一看，竟是守荣弟弟！我怎么摇他喊他，他都没有吭声……”
幸运留给了高守余。他与敌人在六号阵地周旋一天，到后来阵地上只剩他独自一人坚守，终于没让敌人攻上阵地。战后，他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一等功臣。
有人说，他兄弟俩的名字就暗示了两人的不同结局：弟弟叫高守荣——守卫阵地光荣了；哥哥是高守余——阵地守住了，他也余下了。
几十年过去，高守余早已年愈花甲。岁月的流逝并没有改变他的一个老习惯：每年十一月十九日晚上，他都要搞几个菜，备两瓶酒，桌上多摆几副碗筷，独坐独斟，一杯一杯将酒洒向地面，默默念叨着班里阵亡者的名字，祭奠那些年轻的英灵……
从那场战斗中活下来的人，谁的心头不烙印着深深的怀念呢？
十一月十八号那天，在向上甘岭阵地行进的路上，一○六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宁体元和一连指导员陈大章开起了玩笑：
“老陈，你小心吧！你死了我去抬你。”宁体元拍着陈大章的肩膀说。
“是你死还是我死，还不一定呢！”陈大章笑着回了一句。
宁体元没料到这句玩笑话真的应验了——“当天晚上，政治处主任郝一针叫我去说，担架连指导员王春云负伤，要我去担架连代理指导员……我到担架连不久，就听说陈大章牺牲了，说一连打得很惨，只剩下一个副连长和一个名叫冯希孔的新战士了……当时我正忙着在六号阵地转运伤员，也没见着陈大章的遗体，那句玩笑话，就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
保卫股长武绪昌在后方指挥所协助抓后勤运输，一天夜里的遭遇，使他“差一点成了无腿飞将军”。
据武绪昌说，他所在的指挥所设在一个防空洞里。人多洞窄，用弹药箱架了一张床，大家挤着睡在一起。为了使床上能多躺几个人，大家便横着躺在床上，把腿伸在床外睡。出事的那一天正巧洞里少了几个人，武绪昌等人“见人少了，就顺着床睡。我和康清林主任睡里边，警卫员袁大套紧靠我睡在外边。到半夜睡得正香，突然一声巨响，什么东西把我的头狠狠顶了一家伙。我惊醒后，迷迷糊糊以为自己牺牲了，抬手摸摸头，头还在；摸摸脸，脸上也没血……清醒后才发现是头顶一个炮弹箱板被炸弹击中，顶在我头上把我震蒙了……”
武绪昌和康清林等惊起后，才看见洞口站岗的战士倒在地上已经牺牲，睡在最外边的警卫员袁大套一条手臂被弹片截断了，“只连着一点儿皮”。康清林抓住他的伤口喊：“快包快包！”武绪昌说，“幸好旁边有个卫生员，用止血袋给小袁包了起来，把他送到救护所。那天也是我们命大，顺着床睡的，要是像前几夜人多横着睡，腿都伸在床外，那大家都得把腿让弹片切掉……”
十二军文工团的创作员甘跃稷也经历过类似的一幕：这位重庆入伍的音乐专科学院毕业的大专生，接受任务，上一○六团一个营指挥所去采访英雄事迹。但到了前沿的营指挥所，他“才知道根本没法儿采访”。营指挥所的坑道很窄，人又多，“炮弹箱子上放着电话机，点着根蜡烛，营长不停地拿着电话喊叫，人员进进出出，嫌我们碍事。我们在坑道里蹲了一夜，就让人家给赶走了……回来住在后勤指挥所一个坑道。天黑以后，在山坡上看打炮，火箭炮哗哗呼呼地飞，打得半天空像放焰火，真好看！夜里才知道炮弹的可怕——正睡得香，听到一声爆炸，惊醒，看见从坑道口飞进一块一尺长的炮弹皮，直嵌进被复坑道壁的原木上！要是落在脖子上那就是铡刀……”
三十四师后勤一个名叫王夫同的卫生科长，在救护所救护伤员，连续四五天没睡觉。“每天都要做几十上百人的手术……伤员很少有子弹伤，绝大多数是炮弹炸伤的，只要炸着一般都得截肢，炸到臂截臂，炸到腿截腿……烈士中几乎见不到全尸……一闭眼就看见那些截下来的胳膊、腿，血乎乎的，像进了屠宰场……”
三十一师医院一位名叫王海云的医生记得，他们的救护所，“设在五圣山的一个石洞里”，“下来的伤员特别多，一连几天白大褂不离身，手不离手术刀……几昼夜没吃过饭，饿了就是用血管钳子夹个馒头吃几口……后来我一上手术台就条件反射，老是看见血肉模糊一片，一把止血的小手术钳子夹着一个白馒头……”
在通向上甘岭的运输线上，负责抓后勤保障的副教导员王清义也有一次痛苦的经历。王清义最难忘的是运输队员要通过的三百多米的封锁线，“敌人不管有人没人都打炮，运输员每次通过都要死伤几个，一想起这些我就想哭。”
王清义记得，一次黄昏前，他为了检查运输而经过那道封锁线，看见“到处是死尸和倒卧的骡马，骡马驮的弹药箱子散落得到处都是。有的马头炸到一边，另一截马身子在旁边，马头还呼呼直出气……踩到人和骡马的尸体心里直发战，但也没办法。运输队任务很重，很累，也管不了这些……”然而，更让王清义吃惊的是，“走到一个山坡上，看见一个背着几箱炮弹的运输员躺在地上不动，口里却扯着喉咙哑着嗓子喊：‘炮弹快来吧！炮弹快来吧！炸死我吧！炸死我吧！’我让他到沟里隐蔽，不要让炮弹炸死，他死活不动。他说：‘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是一点劲儿也没了……你看看那些死的人呀……’”最后，王清义看他实在不动，又不忍心看着他被炮弹炸死，就硬把他拖到沟里一块石头下隐蔽，王清义提出替他背一箱弹药，但对方却不肯。这时候，王清义明白“什么命令和劝说对他都没用了，这个战士怕是下决心不想活了”。于是，王清义只得离开他，冒着纷飞的炮火继续赶路。走时，他又回头看了那个战士一眼，“他躺在那儿不停地喘气，两眼望着天……”那时，王清义竟忽然想起“打安阳时，一个武乡籍的老兵，夜里坐在战壕上头抽烟，让敌人一枪给打死了——他不想活了……”想起这件往事，王清义意识到，“以后肯定再也见不着这个运输员了……这个兵很年轻。四川口音……”
另一位负责后勤运输的政治处副主任康清林在运输线上也遇到了一个运输员，不过这位运输员倒没有躺在地上不走，他是“突然连人带四箱弹药从三十多米高的山坡上滚落下来”，为此，康清林“吓住了”，连忙跑过去，“见那个战士躺在地上抽动着，以为得摔个半死，谁知过去一看，那个战士一点事儿没有，正仰在雪地上大口吃饼干。”看到康清林过来，那个战士似乎为自己这短暂的休息进餐“感到不好意思”，“赶紧又背起四箱弹药向山上爬去。”康清林当时“望着那个战士吃力爬山的背影，不知为啥两眼发酸，直想流泪……”
据十二军阵中日记所载——
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兵团首长指示：五圣山前沿之五九七点九阵地自三十一师投入战斗后，经二十余日现已巩固。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除七、八号阵地及六号阵地敌我各占一半外，其余已全部恢复。一○六团正在抢修工事……据此，上甘岭地区战斗作为战役性的作战即应结束。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之战斗作为一个单独的战斗进行。李德生副军长之指挥所于本月三十日解除指挥任务，由二十九师张师长、三十四师蒋参谋长统一指挥一○六团作战……
十二月十六日。三十四师前指综合战报通知，一○六团参战以来情况：该团自十一月十八日五时参战至十二月十五日共二十八天，圆满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该团是在友邻与敌反复争夺、阵地无工事情况下投入战斗的，经上下一致努力，英勇顽强，机智灵活地对敌斗争，终于巩固了阵地（仅七、八号两个阵地我不易防守）。
三十四师前指于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时结束指挥。
由此可知，上甘岭之战作为战役的结束时间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而上甘岭之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的战斗则延至十二月十五日才结束。
残酷的厮杀终于停止了。然而，许多幸存下来的人却并不觉得欣喜，他们有的人被悲哀与恐惧的心情缠绕，有的忙于处理难于处理的善后事宜，也有的为一些不平之事而愤懑不已。
副排长刘永年承认自己“战后的恐惧感相当严重，夜间总是做恶梦”。他说：“从上甘岭下来，又回到梅桧里的坑道里——战前我们连在这里住过……我以前常住七班，现在七班人没了，我叫来八班副，两个人躺在一起作伴。过去可住一个连的坑道，就剩下八个人，坑道里空空荡荡。刚下来那些天我光想睡，也睡不实，一天总是晕晕乎乎的，常常是一会儿惊醒一次……惊醒后就去想牺牲的人：八班长是啥样子，七班长是啥样子。在脑子里放幻灯……这些人就这么都走了？永远也见不着了？我都难以置信，但这却是事实……”
在谷山，九十二团三营营长焦树枝一直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在上甘岭战斗中自伤保命的事实被医生识破了。焦树枝被从医院押回团部。与此同时，保卫股长李维卿也接受了这个审查焦树枝的让他“不那么情愿干的任务”。焦树枝对自己自伤的行为后悔到什么程度别人无法揣测，不过，由于害怕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和惩罚，他再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所不同的是，上一次是自伤，这一次是自杀。
一般说来，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的身体而扣响枪机，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然而，焦树枝的这种勇气，却是由于恐慌和怯懦。
若干天以后，另一位自伤者——九十三团五连连长车同安，被押往三十一师的公审大会。当他听到对自己执行枪决的宣判时，声嘶力竭地喊叫：“留我一条命吧，我还能为人民立功呀！我还可以立功……”
当时，目睹这一幕情景的李维卿，“心里很难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要说也觉得该让他活下去戴罪立功，可部队有铁的纪律。又一想，即使放他一马，在咱们国家，他有了这个罪名还能活下去？他注定非死不可……”
不知道战后统计伤亡数字的时候，像焦树枝、车同安这一类人的死亡应归入哪一种。不过，上甘岭战役中人员阵亡总数中应把他们计算在内。因为，他们也是战争的牺牲者。
在杨口一二一医院，九十一团八连战士陶园林前来查找叔伯哥哥陶园旺的下落。他把希望寄托在杨口。“也许我哥哥从师野战医院被转送到一二一医院了。”不过，陶园林很快就失望了——一二一医院的伤病员登记和死亡人员登记表中没有陶园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