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军的将士们无不经历了一个情感的转折——他们先是急急忙忙地把撤下阵地休整的消息告诉国内亲友，还在信中有意无意地透露出有可能班师回国的信息，然后便用同样的速度写信把将要参加另一场激烈战斗的消息告诉亲友。自然，大部分人不愿把战斗说得太残酷，让国内亲友徒然担心也没什么用。
九十三团四连一位名叫张虎的副班长，刚刚请班里一位有文化的初中生给四川家乡的老母亲代写了一封平安家信，“马上接到了停止休整，转赴上甘岭的命令，又请那个姓宋的初中生代写另一封，但人家不愿给写了，人家忙着给排长代写家信，排长跟我一样，也是个文盲。我一看信写不成了，马上要出发，就让另一位会写字的同志在第一封没发出的信上添字，在末尾添了一行字：天阴下雨是常事，儿要参加新战斗，匆匆不多叙……”
一○六团一个营长名叫权银刚，他在部队打仗多年，学了文化，可以自己写很长的信。“听说十五军在上甘岭打得很惨，我就给未婚妻写了封好几页纸的信，我跟她提出，还是散了吧，我这又要打大仗，不定哪天报销了呢！”
这位三十出头的营长的未婚妻名叫尹玉华，也是军人，是十二军邢台留守处的文化教员。二人之间是由师长尤太忠牵的线：尤太忠有一次从朝鲜回国，到留守处看望，见到尹玉华，就问她有对象没有？听说没有，就硬给介绍了权银刚，说权银刚是三十四师很能打仗的一位营长。
现在，权银刚“违心”地写了一封给尹玉华“要求散伙儿”的信。信是写了，他心里却很明白，散不散伙儿，也不在这封信，而在于他能不能从上甘岭活着回来。“要是这一百多斤丢在那儿了，那就不存在散不散的问题了，怕是怕的弄个重伤残废，缺胳膊缺腿的，人家姑娘跟咱散也不是、不散也不是……”
权银刚福星高照，也许是国内留守处那位漂亮的文化教员给他带来了好运——他不但活着走下了上甘岭，而且还活得“比较完整”。他也负了伤，“战斗中从观察所出来，遇上一排炮弹，一块小弹皮炸在鼻子上……身上没伤着，鼻子也没掉下来，操他妈弄到鼻子上，流了一身血，下来给了点负伤费：三块朝鲜币。”
自然，权银刚的那位心上人没有和他散伙。上甘岭战役结束后半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尹玉华到朝鲜来，二人在东海岸防御驻地喜结良缘，婚姻关系一直持续着。
九十二团团长李全贵说，他们是从金化撤下来，“往谷山走了两天，才接到军里的电令的，让向上甘岭方向去。那时候，部队的辎重大行李都落到宿营地了。”李全贵认为，对连队来说，弯子虽然转得急，但是由于思想工作跟上了，战士们情绪还是调动起来了。“那时虽然都想下来休整，想到后方休息，已经打了一年嘛，可是一动员，大伙儿还是求战情绪很高，每个连都向团里递了请战书。”
在十二军军部，军长曾绍山召见最先开上去的九十一团团长李长生，要求该团“代表十二军投入战斗，第一炮要打响”。而李长生则担心“一个团先上去，脱离师、军，归十五军指挥，摸不着十五军军长的脾气，怕打不好”。不过，李长生不是怕打仗，恰恰相反，他“很想到上甘岭打打仗、过过瘾，特别是，军长让我们九十一团先上，是对我们的信任”。当然，李长生作为一个一九三八年入伍的老兵，知道战斗中什么最宝贵。所以，当曾绍山问他：“明天要开上去了，你有什么要求？”李长生几乎没考虑就提出了他的要求：“军长，能不能给补充点新兵？一打起来，怕兵员补充不上……”曾绍山那天“出奇的大方”，大概他也知道了十五军的伤亡情况，“一下子就拨给了我一个新兵营。”
在通往上甘岭的道路上，由九十一团开始，接着又是九十二团、九十三团和三十四师一○六团，加上军前指、师前指，和火炮部队、运输部队，一拨又一拨连夜开进。汽车灯似一条长龙盘旋在夜路上。马达彻夜轰鸣。汽车拖着火炮，士兵们扛着枪、背着干粮袋脚步匆匆。他们绝大部分人神色庄严，甚至感到激动，当然也不乏紧张和某种恐惧。在沿途宣传队员和政工干部们的口号鼓励下，他们心甘情愿地策动自己的双腿，或是被运兵卡车载着，整营整团奔向上甘岭那两个小小的高地。而在这些士兵中，许多人的生命已临近最后时刻，他们中有的人还能活上十天半个月，有的人则只剩下一两天的生命历程了。对此，人们只能有预感，却无法与命运抗衡。“渡江先锋连的弟兄们，咱们开路吧，打仗就是大会餐，走哇！”“九十一团是红军团，咱们团他妈什么仗不敢打？冲吧，都跟着！”“王克勤连的跟着点，怕死的才掉队……”“老刘，你的剃胡子刀没丢吧？今晚上到驻地剃头，把全连的头都剃了——剃过头咱就往上冲！”“欢迎十二军老大哥来参战！”“向十二军学习！”……这些嘈杂的呼喊和口号扫除了士兵们心头残留的胆怯，他们觉得身上热血涌动，便迈开大步紧跟着队伍。
二用将不如激将
在西霞洞三兵团指挥部驻地，下午三点多钟，代司令员王近山在他的半洞穴式的工作室里不停地来回踱步。这个人没有抽烟、喝酒的嗜好，一到压力大的时候就在地图前来回踱步，“活像一只困在铁笼里、来回奔走却找不到出路的兽类。”现在，王近山一脸的严峻，忧心忡忡。他在等待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也在等待着上甘岭阵地十五军到底是否能顶住的回答。
谁能给王近山一个放心的回答，王近山不知道。但是，他早已自己做了一个肯定的回答：决不放弃上甘岭！
不过，决心并不等于放心。十五军历经七昼夜熬战，军预备队也已经用上去，但终因伤亡过大，不得已而退守坑道。敌人占了表面阵地，我方被捂在坑道里，困难可想而知。所幸十二军正好由金城撤下，给王近山提供了成功的筹码。他立即上报志司，要求将十二军调往五圣山方向，做兵团预备队。与此同时，他亲自打电话给十二军军长曾绍山，要十二军预做准备，先调三十一师，再视情况调三十四师两个团和三十五师一个团陆续开上。在十五军方面，王近山已令四十五师残部集中所有力量用于防守上甘岭的两个高地，将两个高地以外的防务转交第二十九师担负。另由四十四师抽出一三二团，担负原二十九师八十七团在发利峰、五在峰地区的防务，而让八十七团全部力量用于上甘岭作战。为了加强上甘岭的炮火，王近山亲自给志司打电话，调来一个火箭炮团。此外，还将炮七师一个营、炮二师四个连和一个高射炮团加强给十五军。同时，王近山还打算将刚刚调来的一千二百名新兵补充给四十五师。
为了确保上甘岭作战所需弹药，王近山亲自打电话找洪学智——他与洪学智同在四方面军干过，王近山当四方面军九十三师师长时，洪学智是军参谋长，二人是老关系了，说话很随便。“你个洪麻子哟，我上甘岭要是守不住你要负一半责任！”“你别费话，你王疯子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有屁快放！”“我上甘岭方向炮兵集结不少，炮弹可不能不够打的……”“你放心近山，你们五圣山是重点，你们的弹药、给养，我洪麻子用肩膀扛也给你扛上去！”
问题是，十二军的参战部队尚在准备中，增派给十五军的炮兵部队还没有到位，而大反击的弹药准备和其他准备也需要时间完成，在此期间，上甘岭两个高地防守坑道的部队必须坚持住，而这一点正是王近山担心的。
在等待秦基伟到来的时间里，王近山一直紧张地踱着步子，几次拿起床头那本《安娜·卡列尼娜》，试图读上几段以缓解紧张的心情，但都没什么成效。他的耳边不时地响起一个令他心灵战栗的声音，那个濒死的伤员战士对他说的话：“首长，你让我上去，看一眼美国大鼻子兵是……是啥模样……我连美国兵都没见着，就给打断了腿，我死不暝目呀……”
王近山忘不了这位躺在担架上的战士。那是五次战役二阶段，部队后撤转移时，王近山的坐车被堵，道路前方有一个很大的炸弹坑。王近山下车后，在道路上的人群中，看到担架队抬着一些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员。当人们知道站在面前的人是兵团首长的时候，那位离王近山最近的伤员就开口了，他流着泪说了那一段以后让王近山永远难忘的话。
后来，在志愿军司令部召集的总结五次战役的会上，王近山冒了一炮，把那个战士对他说的话捅到了会议上。他不管不顾地说：“我们的兵连美国人都没见到，就让人家炮给拍了，这么打仗怎么行？这是放羊撵狗的打法，不讲战术！这样打滥仗，是葬送军队，是拿我们的兵去送死！”
王近山的话说得分量很重，情绪也显得很激动，他身边的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当时杨得志尚未调到志司）拽他的衣襟，暗示他别说了，而王近山却“没管那一套，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干净彻底”。
奇怪的是，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司令员却没有发脾气，对于王近山这种发怒式的埋怨，彭德怀竟一反常态地承受住了。或许是大家都为五次战役二阶段的惨重损失而深深失悔吧，特别是三兵团折损了一个一八○师，这么大的作战失误，无论是六十军，还是三兵团，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你们大家不要互相埋怨了，三兵团虽然配属九兵团，但总的部署还是志司决定的，责任由我来负……”彭德怀说完这句话，低头沉默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