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道里缺水、缺粮、缺药品、缺弹药，这些情况使上级指挥所十分焦急。各级指挥所为此也想了很多办法。十五军司令部一位名叫常福芝的参谋被指派负责“跑后勤”。他在这项工作中，“印象最深的，是不用介绍信，只要说是十五军的，从上甘岭来，那是要什么给什么。我在阳德后勤二分部待过两天，看见本来是从鸭绿江北送来的东西，是供应西线的，一听说上甘岭急需，就改变运输方向，直奔上甘岭。”据常福芝说，物资开始上不来，上来后又运不走。“你想想看，先是汽车运来，然后是马车队运，再是骡马队驮，最后才由人力队送上前沿……难啦！”
说到上甘岭的供应，常福芝说：“开始坑道里到底需要什么，谁也回答不了。后来有些伤员回来了，告诉说，最好搞到又能解渴又能顶饿充饥的东西。饼干太干，吃不下去。《上甘岭》的电影里是下命令让硬吃。我们想，弄些苹果、萝卜最好。派人到元山弄来苹果、萝卜，都冻成铁蛋了。又发动后边蒸馒头，送上去冻了，在坑道里化开吃……送上去难，炮火封锁空前厉害，有的坑道里根本就没见过苹果，只见过两个萝卜……”
崔建功师长的炊事员老王（一连连长王福新曾一口气吃过四大碗他给擀的面条），在战斗中人手最紧张的时候，主动提出要上前沿，“谁也劝不住，没办法，就让他背一口袋苹果给坑道里送上去。”不料这位四十多岁的老炊事员运气并不太好，在跟着其他人在炮火中穿行时“被一块铁锨大的炮弹皮飞来，把一口袋苹果拦腰砍了，苹果散得到处滚……老王只摸黑捡了几个送进了一个坑道……”
不用说，送进坑道的任何一点东西都是极其珍贵的。
一三五团一位名叫刘明生的运输员（刚刚十九岁）在向坑道送弹药的路上，捡到了一个苹果（不知道是不是炊事员老王散落的），他没舍得吃，和弹药箱一起带进了坑道。刘明生把这个苹果交给了七连连长张计法。张计法可为难了：坑道里二十多人都好几天没喝一口水了，给谁吃呢？不要说一个苹果，“那种时候，每个人都能吃它一筐。”
张计法把这个苹果给了步谈机员李新民，让李新民“给四个步谈机员分着吃”。李新民等四个步谈机员也没舍得吃，把它给了通信员蓝保发，后者在与指挥所的联络中，右腿被炮弹片打断了。蓝保发也忍住了欲望，又把苹果还给了连长张计法，为的是“让连长吃了更好地指挥作战”。
连长又把这个苹果给了司号员，司号员又给了卫生员，卫生员又给了蓝保发……一个苹果传来传去，没人肯吃。
最后，还是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由连长下命令，“大伙儿一块儿吃，一人咬一口……”张计法带头先咬了一口，传给李新民，李新民咬了一口，传给胡景才……结果，二十多个人每人都吃到了苹果。不过，转了一圈，苹果却还剩下半个……这就是后来被广泛称颂的“一个苹果”的故事。
还有另一个故事同样说明坑道里供给的严重匮乏。这个故事讲的是为收到五壶凉水而打收条的事情。
“为收到五壶凉水而打一个收条，这有点像个笑话，不过这却是事实。”步谈机员田伯钧说，“一个运输员爬进我们的坑道，他背进来五壶水，是那种普通的军用水壶，他一身大汗，把水壶一个一个地交给我，数着数，一共五壶。把五壶水交给我，他长吁一口气，郑重其事地提出一个要求：请给打张收条吧！我反问：还要收条吗？他说，是首长让送来的，首长见了收条才会放心……我二话没说，找了个烟盒摊开，写了个收条：收到五壶光荣水。是呀，轮到是我送水，恐怕也得要一个收条。阵地上那么多坑道，谁知你送给哪个坑道了？炮火打得那么凶，你要是把水扔半路上，回来说水已送进坑道了，谁能证明你？有收条在手，那说明任务确确实实完成了……在那种情况下，能送上几壶水，记一大功也不为过！”
到后来，有的坑道开始派人冒险出去抢水。“抢水肯定要有伤亡，但是不抢水都得渴死，特别是伤员们受不了。”一三四团四连指导员赵毛臣这样说。他回忆道：“开始，我们的坑道里储备了一点水，有个汽油桶，桶里有四分之一桶水，由卫生员管着，不让随便用。晚上谁要出坑道去打敌人地堡，才能给喝小半碗水，给两块饼干……后来水喝完了，有些人就喝尿，小便到底不是自来水，尿上一回两回也就没了，最后，我下决心组织人到外面抢水……”
离赵毛臣所在的坑道四五十米外的山坡下，还有一个敌人不知道的小坑道，“那个小坑道做过我们的伙房，坑道里有个小坑洼渗出些水，多亏我们离这个小坑道近，能搞到点水，要不然，十四昼夜坚持不下来……”
另一个坑道里的战士许晓照曾经主动要求到坑道外边去抢水。他和一个卫生员带着二十个水壶、两颗手雷出发了。取水的经历确实惊心动魄，也让他至今感到成功的骄傲。“出发前，我站在洞口向外边望了望，呵，像正月十五过灯节一样，照明弹一个接一个飞上天空……”“可以看到山坡上无数死尸、炸弹坑和炮弹坑。对面两挺机枪一直封锁着洞口，曳光弹像两条不断的红线……趁着一颗照明弹冒出一股白烟拖着一道红黄色的光，快要落下时，我俩迅速跳出了坑道。”
但是，许晓照和卫生员二人没跑几步，头顶又挂起一串照明弹。这时，那个卫生员“沉不住气了！慌张地跑到另一个坑道去了”。敌人哨兵似乎发现了他们，打来一枪，又引来一阵火龙般的机枪扫射。“子弹刮风似的嗖嗖落在身边，我卧在那里一动不敢动。”还算许晓照命大，子弹没伤着他。过了好一会儿，敌人的扫射停止了，他和卫生员又一前一后往前爬。“山坡上的虚土有两尺多厚，一脚一脚地陷下去……走到比较陡的一个地方时，我俩稀里糊涂滚下了山坡。当时我想，这回完蛋了，这么滚下山坡，声音肯定惊天动地，而且，这里距敌人只有十几公尺……谁想到，虚土很暄，没发出什么响动，又正好滚到了水坑边……”
就在二人往水壶里装满水，往回爬的时候，敌人发现了他们。“当时我正在一个炸弹坑里，卫生员已快爬到洞口了，却让洞口上面的敌人发现了，几挺机枪一齐向他开火，我看见他被击中，顺着斜坡滚了下去……我没有过去救他，就是救也救不成了，还是送水要紧吧！”
许晓照沉住气，一点一点向坑道口挪动。在他爬到离坑道口只剩两三米近的时候，他看见“忽然从洞口两边过来两个美国兵……他俩叽哩咕噜说了几句，大概是想活捉我。我手里紧握着手雷，一点也不慌。反正离坑道口只有一两米了。我又向前爬了爬，心想，这两个美国人可真不走运，该提前被送回美国了！那两个家伙走近了我，一看我紧握着手雷，要拼命的架势，两眼露出惊骇的神色，似乎吓呆了，一动不动。这两个美国兵眼睁睁看着我先把两条腿慢慢伸进坑道。然后，我向他们投出了手雷，手雷“轰隆”一声爆炸，我也缩进了坑道里。在我投出手雷的一刹那，我发现这两个美国兵像触电一般蹿了起来，扭身奔跑……不过，我估计这两个美国兵是不会让我那颗手雷浪费掉的。”
营部通信员胡照春的抢水经历与许晓照的经历类似，所不同的是胡照春是到教导员坚守的坑道里取水，因为教导员所在的坑道附近的石缝里有水。
胡照春记得，那天晚上取到水时是六点四十分，“营长从他所在的坑道里用步谈机催我们赶快把水送回去，那边是渴得够呛，营长的嘴唇裂开一道道血缝，七连还有个大个子兵渴得晕倒了。可是，这边坑道里教导员不让我们走，说是天没黑尽，不能走。我看见教导员在用步谈机和营长交涉，坚持要让我们天黑以后走。营长那边又讲了一阵，这边教导员发火了，说，现在出去不行！这不是拿同志的生命开玩笑吗？”
后来，还是天黑尽以后，教导员才把胡照春几个人放走。不过，尽管有夜色掩护，在返回途中，“李友文和另一个通信员还是被打死了，我也差一点给报销：一颗子弹打到我前面的一块石头上，碰回来，擦着我的头皮飞过去，我头皮好一阵发麻……爬在敌人四具死尸堆里装死。敌人的死尸掩护了我，四处的机枪打得尸体一掀一掀的直动弹。我趴着一动不动……”
胡照春幸运地为坑道里的营长和战友们抢回去十七壶水，不过，“出来时是三个人，回去时只剩我一个了。”
由于抢水不断引起伤亡，后来有的部队曾下令禁止坑道战士外出抢水。不过，“人渴极了，也就不管不顾了。”据一○六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唐永舜回忆，有一次，他下到一个坑道里，“是一个班的坑道，几平米的小坑道挤了几个单位的十几个人。”唐永舜等人刚刚进去，就看见“一个战士把全班的空水壶挂在身上，要出去抢水。我不让他出去，他不听；我退一步说等打完炮再出去，他火了，吼起来：‘你别管！渴死也是死，打死也是死！我的警卫员上去拦他，叫他一把给推开，就钻出洞了……”十几分钟后，唐永舜看见那个战士，“拖着一条被炮弹片打断的腿爬回来了，倒是抢回来几壶水……说是水，只不过是用水这个名词儿，其实是一种黏乎乎的绿沫子……”
第五章这些嘈杂的呼喊和口号扫除了士兵们残留心头的胆怯，他们身上热血涌动，迈开大步紧跟着队伍
一增援的师、团
就在十五军的战士们开始在上甘岭的坑道里苦熬苦撑的时候，在几公里以外的五圣山以北，黑黝黝的夜路上，正匆匆行进着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断断续续地从山路上经过，以团、营为建制，多数是步行，也有些营、团可以坐上运输营装备的卡车。队伍的行列中，疲惫的士兵们小声开着玩笑，每个人的脸部表情都是轻松的。不远处五圣山以南方向的照明弹的亮光似乎离他们很远，那不时传来的枪声、炮声对他们早就习以为常。
这是一支刚刚在金城阵地上换防撤下来的队伍，番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十二军隶属于三兵团建制，但在划分防区的时候，该军被划到二十兵团的防区，接替二十兵团所属六十七军的防御阵地。就如同三十八军被划分到三兵团防区一样。现在，十二军历经一年之久的金城防御，其间不乏激烈的苦战和相持阶段的苦熬，终于到了换防的时候了，谁也没有料到对于这支队伍来说，残酷的战斗非但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这些在夜路上奔赴休整地谷山的队伍，一部分师、团就在五圣山附近接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停止向休整地谷山前进，那就意味着休整也要停止。这些从战场上下来的将士们很快就明白了：新的战斗任务又降临到他们身上了。不过，并没有几个人可以预料到，眼前这些停在路边休息待命的成千上万的士兵，有相当一部分人将倒在上甘岭的弹雨和炮火中，他们即将欣然奔赴的战场，也就是他们永久的憩息地。
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参谋长赵金来坐在卡车驾驶室里，显得神清气爽。一个星期以前，他刚刚由团的副参谋长被任命为参谋长。他至今还记得那项任命书的编号，“是三兵团干任字第十三号命令，副参谋长提参谋长。”
这位新任参谋长在返回谷山休整的行军途中，比团队大批人马先行了一步。原因是“当时团里分成两部，大部队在后，我带一部分人和火器排到前头设营”。
离开防御了一年之久的阵地，撤往休整地，当然是让人轻松愉快的事。无论怎样，他们暂时告别了死亡的威胁，获得了在朝鲜战场上极其宝贵的休息时间。特别是，对于赵金来，休整还有另一层意义：那意味着他和那位在师文工队的十九岁的姑娘韩耀玲可以获得更多的见面机会。这位姑娘以后将成为他的妻子。
遗憾的是，“当晚我们到达设营地，连饭还没开，团里派来的一辆摩托车就追上来了。摩托车是通信员开的，送了信来，让我们立刻返回上甘岭，准备接受战斗任务。军情如火，我们立即行动，十几台汽车呜隆隆，一晚上就把我们拉到了五圣山附近。”
而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里，赵金来的那位心上人——师文工队的姑娘韩耀玲，和她的舞蹈分队的伙伴们乘坐着的大卡车也掉转了车头，驶离即将到达的休整地谷山，而开赴上甘岭。不过，她所在的文工队的新驻地比赵金来的团队离前沿远得多，“住在十五军军部附近的一个山沟里挖的洞子……”但是，她却比赵金来先一步感受到上甘岭战斗的惨烈。“我们到达十五军军部的第二天，文工队几个女同志便到医院慰问伤员，还到炮兵阵地去慰问，演一些说唱节目和快板什么的……本来说是慰问一个团的部队，可一看，山坡上稀稀拉拉坐着没几个人，这怎么会是一个团呢？一打听，才知道都给打光了。”
九十一团八连的战士陶园林，“听说回谷山整训，心里他妈真高兴，以为这下子有希望回国了，谁料想半路上接到命令，让到上甘岭去，说是十五军伤亡太大，顶不住了，要去支援十五军……军人就得服从命令呀，李长生团长亲自来我们连做临战动员，让我们当好十二军的代表队，只能打好，不能打坏。说是打好了给你们记功，派文工团给你们演戏、跳舞。大伙一听来劲了，都写了血书，要求参战立功……当时谁也没想到，上甘岭战斗以后，根本没来得及搞什么庆功和演戏、跳舞，很快开到东海岸搞防登陆准备了。就是演戏、跳舞，也没几个人能看上了。连里都换了人，补充了一大半新兵……”
指导员刘怀珍和陶园林一样，“从金城防御阵地撒下来，到谷山休整，听说准备回国了，心里松了一口气，结果到谷山途中有了变化。我们是边向上甘岭行军边动员，战士们求战情绪很高，有七十多个人写了血书，我制止了一下，让大家别写了。”刘怀珍是带着那七十多份血书上的阵地，打完仗又把血书带下来，后来刘怀珍调离了八连，他把血书和装血书的皮包交给了下任指导员。那个指导员带回国，到江山驻地，又交给一个姓吴的指导员，“这个家伙嫌占地方，把烈士的遗物和七十多份血书，一下子都给烧了……”
一○六团比九十一团接到命令的时间晚一些。这个团已经向谷山休整地“夜行军走了两天，接到通知，让原地待命”。副排长刘永年回忆道：“一天晚上，来了八九十辆汽车，把我们团拉到上甘岭，在上甘岭以北二十华里的梅惠里下了车。一下车，炮弹就在车辆前后左右的空中横飞，一道道弹光搞得人眼花缭乱。”
刘永年和全排士兵一样，下车后，立即轻装，“几乎什么都扔下了，只穿棉军衣，带武器。”开始向上甘岭开进。一路上，看见有十五军文工团的，喊口号、唱歌、打快板，宣传鼓动搞得不错。战士李玉民记得，十五军喊的口号是：“欢迎十二军参加五圣山战斗！”“那会儿叫五圣山战斗，后来不知为什么改成叫上甘岭战役了。”
不少人给国内亲友写信。“连队缺少信纸，烟盒成了好东西，可以摊平代作信纸。”一位名叫雷天富的司务长说，“那一阵子不少人找我要烟盒，都知道我是大烟囱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