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被太平军占领，消息辗转传到上海，王有龄固然是死了，但胡家满门却因为应变得法，及时走脱，躲到乡下，阖家老小平安。
有道是“大难不死，后祸不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虽说胡家满门皆告平安，但杭州城里所谓的“地方士绅”却颇有不少人为太平军做耳目。于公，这些人告诉太平军，杭州城里有胡雪岩这么一号人物，是办粮台搞后勤的好手，虽然人跑到上海，但家眷还留在杭州附近，可以其家眷为饵，要挟胡某人来归；于私，这帮衣冠中人打算借机掏弄胡雪岩，榨点银子花花。
这项消息传到上海洋人租界，传到胡雪岩耳里，让他又急又气。急的是老母、妻子、儿女的安危；气的是这些所谓的“地方士绅”，平常在乡里望之还似人君，开口王道，闭口朝廷，好像人人都是忠臣，个个都是孝子，如今太平军只不过席卷东南半壁，还没打过长江，这些家伙马上就露出尾巴。
平常人要是碰到这等事体，大概也没辙了，只好乖乖打算回杭州，听任新贵摆布。但是，这些家伙这次却踢到铁板，低估了胡雪岩，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倒头来被胡雪岩吃得死脱。
胡雪岩的手法简单而高明，他走门路请人写了一纸公文，以他“浙江候补道兼团练局委员”的身份，上书闽浙总督。这公文里说，虽然他在城破之前，已经先行逃到上海，但是，临走前在杭州已有布置，已经暗中与杭州城中士绅某某某、某某某等约定，请该等士绅保护地方百姓，并且暗中布置，将来官军一到，就相机策应，这些人都是公正士绅，心在朝廷，现在虽然替太平军做事，但将来官军收复杭州之后，不论这些士绅当过太平军什么官职，都请既往不咎，并予重用。
然后，胡雪岩走门路请闽浙总督快速批示这公文，并由胡雪岩取得副本，而胡雪岩则请人将公文副本带到杭州，交给“地方士绅”。这封公文既狠又贼，耍的是两面手法：一方面，让这些所谓的“地方士绅”知道，胡雪岩替他们在官军那面讲了好话，将来要是政府军光复杭州，他们可保无虞；另一方面，也让这些士绅知道，要是他们胆敢与胡家老少过不去，那么，胡雪岩只要把这封公文的副本送给太平军，光是“相机策应官军”，罪名就够抄家灭门。
计策果然是好计策，公文副本托人送到杭州之后，没过多久，胡家老小就平安脱险，悉数被送到上海，与胡雪岩团圆。
胡雪岩做事总是随时而变，见机行事，急缓相宜。应变意味着必须打乱固有的节奏和格局，所以因循守旧的做法不可能解决问题，而要换一个方式，做到出奇制胜。
7.换个角度看问题，
赢取制胜先机生意变数非一般人能所知，它是一部《圣经》，胡雪岩则烂熟于心，运用自如，有着非常灵活的手腕，并且长于变通。
事物之间总有一种内在的必然联系，而且总是互用互变的。胡雪岩是一个很善于从事物的发展中找出其必然规律，并能积极地运用规律办事、经营的人，其中典型的一例，就是胡雪岩对货币运动规律的把握并按规律经营。
在钱庄的经营中，胡雪岩发现了“无息币”的规律并积极贯彻于其经营之中。所谓的“无息币”是指不要让货币滞留于手中。这一规律体现了商人资本的动态特点。
资本为了取得利润，就必须不断地买进货物卖出货物，与此相应，货币也必须不停地流动。这就是陶朱公“计然之策”所要求的“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断地买进卖出过程，就是商人资本的存在形式。如果让货币停留在手中，就只是守财奴的行为。所以，从货币形式来看的商人资本，是货币在流通领域中的不断运动，“无息币”则是对这种运动的最好表达和概括。
胡雪岩自小在钱庄当学徒，深知钱业生意的奥秘。所以在开业之初，虽只有十万左右的款项，且每笔款项的存货日期相逼甚紧，他还是能够调动资金，及时投入新的丝茧生意。
档手刘庆生刚开始一听到胡雪岩的调度，迟迟不敢认同。他作为一名优秀的钱庄伙计，深知钱庄须要有大批头寸垫底，方可不陷窘迫。胡雪岩猜透了他的心思，就拿“无息币”的道理给他讲一番。胡雪岩说，搞钱庄生意的，就是要七个盖子八个坛，盖来盖去不穿帮才显出你的本事。要算准了，今天进款多少，余款多少，什么时候要支出多少，有可能还有些什么样的进项。眼光要放远，总起来盘算，让钱活起来，不要积死在手上，钱业生意最害怕的就是烂头寸。别人存款来了一大堆，放不出去，没地方用。要是这样的话，不过几天，你准备关门得了。
胡雪岩从刘庆生手里调动这笔资金时，他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估计到一旦王有龄署理湖州，另一批新款自然源源而来。这也更促使他做出冒险放款的决定。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就有好事登门，由于事先曾有款放交情给了调任江苏藩司的麟桂，麟桂一到任后马上派人来告诉阜康钱庄，浙江押往江南大营的协饷全部由阜康来代理。相形之下，连刘庆生也感到第一天放款出去是极为正确的。不然的话，这么多头寸摆在那里，真是只落个虚好看了。
所以，从胡氏经营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普遍一般性的方法，即要善于从事物中找出其规律，从偶然中看出其必然，并按这个规律、必然去行事。
苏轼的《题西林璧》中有一句话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此诗之寓意是对一个事物的看法与认识，从不同的角度与视角，得出的结论可能完全不同，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也完全不同。所有成功的商人都有一套自己的“路子”。不难发现，他们的目标虽然同是赚钱，但达到目标的方法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很多时候，经营手法的特殊，使他们更快走向成功。由本质来判断，视角主要源自于经营者个人的眼光。也正是胡雪岩的眼光，使他有精明分析问题的商务视角，从而挖掘出长流不断的财源。
只要你细心留意，学会用多棱镜观察问题、寻找商机，定能印证“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俗话。
8.别做环境的奴隶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若能利用环境，取己所需，弃之无用，必将做成大事；反之，若随波逐流，甘做环境的奴隶，那么你将一事无成。
当然，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并不是敦促你改变自己去做环境的奴隶，而是要你在不能改变大环境的前提下也绝不可做环境的奴隶去放任自己随波逐流，那样你终将一事无成。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忽视环境对我们的影响，胡雪岩就善于利用身边的环境，因为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不可能不受到环境的影响。
胡雪岩也说：“做生意，把握时事大局是头等大事。”没有相应的社会环境气候，就没有英雄成长的土壤和其他条件，真正的英雄人物必须能够适应环境，化环境为己用。可以说，胡雪岩的成功，离不开其所处的环境这个大前提。
胡雪岩生于1823年（道光三年），卒于1885年（光绪十一年），历经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适逢一个新旧嬗变、纷纭复杂的大变动时代。
首先，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国库极度虚乏，时势需要商人扶危纾难。
近代以前，华夏民族虽与周边异族几经逐鹿，但整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并不因此受到威胁，相反，在与异族的冲突中不断维护和扩大了大一统的局面。这使封建统治者滋长了文化优越感、固步自封。近二三百年间，明清****政权实行闭关和抑商政策，中间错过了从传统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有利时机。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进入“悲风骤至日之将夕”（龚自珍语）的封建末世，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国力大增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整整落伍了一个时代。
胡雪岩18岁那年，即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军队挟坚船利炮打败了中国装备落后的八旗、绿营，于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逼迫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第二年，又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帖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章程和条款，英国侵略者强占香港；勒索2100万元赔款（不包括600万元广州“赎城费”）；逼迫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为商埠；规定“值日抽五”的低税率；还攫取了领事裁判权（又称治外法权，即外国人在华犯罪由本国处理，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继英国之后，美、法两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浦条约》，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并获得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的特权。“墙倒众人推”，中国遭遇国难时，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如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荷兰、西班牙、普鲁土、丹麦等，也乘虚而入，与英、法、美“共同分享”侵略特权。
此后的10年间，本来就深受封建统治之苦的百姓又加上了帝国主义压迫这一重负，生活境况更加恶化，纷纷铤而走险。仅《清实录》道光、咸丰两朝所载，1842-1852年，全国武装起义就有92起。1851年1月11日，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发动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不到3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势如破竹，先在永安建国，继而迅速挺进两湖，定都南京，接着又溯江西征，挥师北伐，在相当长时间内，占有大片地盘，与清廷分庭抗礼。在此期间，上海与福建的小刀会、两广天地会、红巾军、北方捻军、贵州苗民、云南彝民和回民、陕甘回民、山东白莲教、浙江天地会也纷纷举起反清大旗。
中国内战使列强有隙可乘，他们趁火打劫，又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经此变故，外来势力从沿海扩大到长江流域，从华南伸展到东北，中国的领海和内河主权，海关和贸易主权、司法主权受到侵害，特别是公使驻京一条，意味着官派入京的洋人再不是康乾盛世时行面君之礼的“贡使”，而是以条约为护符、凭武力为后盾的公使，这对以“万邦来朝”的“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不能不说是个致命的打击。
道光以后内战外祸的结果使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素称“鱼米之乡”的东南地区兵祸之后，死亡枕藉、流离皆是。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旱、涝、蝗、饥、疫等自然灾害也相当频繁，鸦片走私，战争赔款、内战军费加之各地官员贪污成风，使得清政府财政状况极端恶化。
国库空虚必使百业受困。19世纪中下叶正是举办洋务、筹边固防之时，常有请款之奏，而清政府财政捉襟见肘。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物质基础做统治基础，晚清财政的窘态为拥有殷实资本的商人介入国事提供了客观前提。其次，商品经济发展和欧潮澎湃东来冲击传统的农本商末观，为商人施展抱负创造了较前宽松的氛围。
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的****政权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封建政府对极易引起人口流动、破坏小农经济稳定性的商品经济采取苛刻的态度，奉行以农稼为本、以工商为末的政策。传统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和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教化，导致了“商为末业”、“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深入人心，无论政府立国施政还是民间世俗生活一直被“末修****淫，本修****悫”的原则所左右。
但是，商品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载体，起着沟通人与人之间、地区之间联系的纽带作用。社会发展需要商品经济，谁也无法回避这个客观事实。加上封建政权租赋仰给农田，往往竭泽而渔，导致种田勤苦而利薄，经商安逸而利厚，受实际功利的驱使，总有那么一批人会不顾政府的贬黜去闯荡商海，所以商品经济在封建高压下依然有缓慢的发展。到明朝中后期，已在磨难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的变革因素已悄悄萌动。进入晚清，偏离传统轨道的进程因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而呈现跳跃式的轨迹。战后，由于门户洞开，各国大量输销工业品、掠夺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市场，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首先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受到冲击。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控制海关、航运、财政、金融等经济枢纽，把经济活动拓展到中国广大腹地，并深入穷乡僻壤，从而进一步加速了中国封建经济的解体。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举办洋务新政，开办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这就促使传统的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向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化商品经济过渡。
此外，晚清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生活习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通过洋货输入、传教布道、租界展示、出洋考察和大众传播等各种渠道传入中国，这就不仅从经济上影响着中国，更是政治、文化的一种渗透。
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造就了人。晚清的局面无疑是胡雪岩游走商界的一个社会平台。胡雪岩在这种大的环境趋势下，能积极应变，没有做环境的奴隶，才是他红极一时最关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