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通灵应变是商场的生存法则
一个哲人说：“灵活变通是最好的生意经。”对于善于变通的生意人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挣不了的钱，只是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办法而已，所以善于变通的生意人只有一个归宿，那就是成功。
胡雪岩从商业经验出发，认为一个社会要想存在，必然有一个秩序的核心。这一核心起作用与否，全看我们一般人的态度。假如我们投注力量，加以维护，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是有效的，其生发的秩序，使我们每一个人受益。假如我们人人自危，对这个核心也采取瓦解的态度，那么这个核心必然无效，社会也自然堕入一种无序状态，而一个无序的社会，对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是不利的。
基于这一认识，当太平军起事时，胡雪岩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乘机捞一把的好机会。在他看来，混水摸鱼，只是因为水是混乱的，才让人侥幸中有所获。倒过来想，胡雪岩认为自己应该替官府维护秩序，秩序建立起了，自己也有一个从事商业的好环境，官府感谢，也会给你提供好多便利。
故而胡雪岩提出，他的当务之急是帮助官府打太平军，而不是今天从太平军那里捞一把，明天从官府那里捞一把。因为这样的话，两面都面临信任危机，太平军怀疑你与官府有勾结，官府怀疑你替太平军着想，商业最重要的是一个信用，信用丢了，那么他的生意就做不了。
出于同样考虑，当清政府发行官钞时，胡雪岩做出了与钱业同行不同的选择。同行们都认为，太平军近在眼前，政府是否可信大成问题。如果今天我接了这官钞，明天没有人要，兑换不出去，那就烂在手上，白白损失。胡雪岩的看法不同。按他的分析，朝廷毕竟大势还在，尽管朝廷遇到了许多麻烦，不过社会要想运转，还非得靠现在这个朝廷不可。况且朝廷的信用是大家做出来的，人人出来维护，他的信用自然就好。所以别人不理这官钞，胡雪岩却要接。不但自己接，还动员别人接，并且以自己的信用作保证。
帮助官府，就是胡雪岩善于处变的体现。胡雪岩这种看法，符合商业的一般原则。任何一个商人都要求稳定。商人可以面临纷乱的局面不顾生死去求取利润，但这种纷乱局面却不是商人的愿望。任何一个商人都希望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下进行风险最小的投资，以求得利润最大。更何况当时的清廷，基本结构尚在，所受的只是猛然一击，但却并非致命一击。
对于清廷旧制，胡雪岩还有另外一层看法。许多人只是畏惧官府，没有想到驾驭官府。胡雪岩一开初倒不会有驾驭官府之想，但是在他帮助的王有龄升官之后，他逐渐发现自己借王有龄获得的便利甚多。首先是资金周转便利，因为有了官府的流转金作依托；其次发现官府的好多事自己却可以以商业活动完成，既减少了官僚办事的低效，自己也赚取了利润；第三是自己借了官府之名，能做到许多以商人身份很难涉足之事。
所以后来胡雪岩对于利用旧制有了信心。一开头他并不愿捐官，认为生意人和做官的人在一起别扭。后来想法变了，既然官府与生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涉入官场。这样做其实也是经商手法活络的一种表现。
胡雪岩在人们心目中，其最大特点就是“官商”，也就是人们说的“红顶商人”。这“红顶”很具象征意义，因为它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胡雪岩受到了皇帝的恩宠。事实上，它意味着皇帝肯定了胡雪岩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既然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所保护的人自然也不应受到掣肘。换一层讲，皇帝的至高无上也保证了被保护人的信誉。所以王公大臣才能很放心地把大把银子存入阜康钱庄。
胡雪岩一面获得了信用，另一方面也清扫了在封建时代无所不在的对商人的干预，所以才能让他如同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去从事商业活动。
对于太平军，胡雪岩的应对又有不同。
前边讲到，有许多商人，洪杨起事，他们抱了投机的心理，想乘机捞上一把。所以他们就没一条准则、一条理念，只图一时的利润。这样做无异于自毁信用。到头来，太平军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是依顺官府的；官府也不信任他了，因为他曾暗通太平军。
胡雪岩的原则很明确，太平军的口号在他看来不得人心，总是长久不了的。所以他必须帮助官府打太平军，以维持一个大秩序。
不过胡雪岩对于因为洪杨起事而使自己纷扰不安也有着与一般人不同的另一层同情的看法。
在胡雪岩看来，太平军起事，有好多老百姓都是“被迫”卷入这场纷乱中的。比如周八俊，不堪别人的欺负犯了事，只得投靠太平军。又比如蒋营官，太平军打到了家门口，男耕女织的平安日子过不下去了，只好投了军，出来与太平军作战。
他们都是不得已而卷入的，所以他们对大时局并无太多看法。他们只希望老老实实在其中一边做事。人只要勤勉，不论在哪一边总是会越过越好的。
有了这种同情的认识，胡雪岩对他们也就不那么苛刻，尤其是在遇到像周八俊这样的人存银子时，他能以同情的心对待，愿意以自己的商业活动，给他们一个再生的希望。
当然也可以说胡雪岩这里边有商业的动机在。不过，如果不是有这种同情的了解，胡雪岩就不会看得那么深，他对这些人手头的银子就会惟恐避之不及。因为很显然，这些人是与太平军有染的。
但是胡雪岩不这么看。与太平军有染，没错。不过要看是什么原因，什么姿态。这些人都是些老实的小民。你不吸收他的存款，他就不得不把它们给太平军用，或者被无理的官差劫掠走。这样于秩序无益，反倒有害。
照胡雪岩的看法，就是商人对客户讲信用，对朝廷讲良心。两者对象不同，原则不同，假如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整个社会便井然有序。否则就只会增加混乱，而于事无补。
胡雪岩的这种灵活的思路，保证了他对所有可能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人财产的吸纳。文煜愿意存钱于阜康，除了上述的信用好以外，就是看中了胡雪岩在经营钱庄时，坚持钱庄只管吸款，不问款项来源的原则。款项来源的正当与否是款项持有人和官府间的事。在现代，是财产持有人和法院间的事，而不是财产持有人和银行之间的事。胡雪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不是怕官府，以致于不敢按自己的思路经营，而是理清思路，放手去做。
胡雪岩因为身处沿海，最先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最先与洋人打交道，所以一开始就主张用洋人、洋枪打太平军。当然，这里边也有利益的考虑，而且自始至终，胡雪岩商业利润中很大一部分，都来源于他从事购买军火、购买外国机器、筹借洋款的活动。对洋人的态度还成了他依附官府，维持社会大秩序，最终开拓出一个经营好环境的资本。
萧伯纳说：“聪明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只会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成大事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听说哪个人抱残守缺、滞步不前，可以先拔头筹；也没有听说哪个人立志求新、应变而起，没有取得成功。
我们所处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不适应它是无法生存的，只有随时随势而变，才能够跟得上潮流，不会被时代所抛弃。
2.以变应变，才有出路
成大事者必须灵活如脱兔，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和做事的角度，以便让自己处于优势之中。但是话虽这样说，可有些人在这方面却很难开窍，总是死守一点，不够活络，所以越做越差。而胡雪岩却善于变通，他能审时度势改变自己的做事手法，起到最终获利的效果，同时还能另辟出路，得出奇制胜之功。
做生意要以变应变，主要的意思是指不要死守一方天地，而要能根据具体情况做出灵活反应。一个生意人如果只能看到自己正在经营的熟悉的行当，最终只会是抱残守缺，连正在经营的行当都不一定经营得好，更不用说为自己广开财源了。胡雪岩的生意做得活络，在他驰骋商场一步步走向鼎盛的过程中，他灵活机动，四下出击，真可谓是一步一个点子、一路一趟拳脚、一动一套招式，而招招式式都能为自己点化出一条财路。
胡雪岩为自己的蚕丝生意和帮办王有龄湖州官府的公事，几下湖州，结识了湖州颇有势力的民间把头、现正做着湖州“户房”书办的郁四。胡雪岩凭着他的仗义和识见，也因为他帮助郁四妥善处理了家事，深得郁四敬服，为了报答胡雪岩，郁四做主，为胡雪岩娶了寡居的芙蓉姑娘做“外室”。芙蓉姑娘家原来是开药店的，胡雪岩一定要认了这门亲，就是看准了芙蓉姑娘家的祖传秘方。胡雪岩经商手法活络，他才不会固守着钱庄这一种行当，他在乱世中一下就看出药店生意将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财源。其一，军队行军打仗，转战奔波，一定需要防疫药。其二，大兵过后定有大疫，逃难的人生病之后要救命药，只要货真价实，创下牌子，药店生意就不会错。而且，开药店还有活人济世、行善积德的好名声，容易得到官府支持，在为自己赚钱的同时，还能为自己挣得好名声，何乐不为？自己不懂这行生意不要紧，刘不才懂，只要能够将他收服，迫他改掉身上的毛病，他就可以当起大用，而且他手上的那几张祖传秘方也正好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想妥之后，胡雪岩请郁四帮忙，摆了一桌“认亲”宴，就在这认亲宴上便谈妥了药店开办的地点、规模、资金等事项。
胡雪岩的“胡庆余堂”也就这样立起来了。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胡庆余堂”成为名闻天下的老字号药店，素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之说。胡庆余堂药店不仅成为胡雪岩的一个稳定财源，也为他挣来了“胡大善人”的好名声，对他的其他生意也带来了极好的影响。
一个钱庄老板，在本业之上还要去做蚕丝生意销“洋庄”，在做着蚕丝生意的时候又想起开药店，胡雪岩这四面出击，不断为自己广开财源的灵活思路，确实不能不让人叹服。事实上，做生意最没出息的，大概就是死守着一方天地。一笔生意再大，也只能有一次的赚头，一个行当再赚钱，也只是一条财路。显然，要广开财源，死守着一方天地是绝对不行的。胡雪岩说，做生意要做得活络，这里的活络，自然包括很多方面，但不死守一方，灵活出击，而且想到就做，决不犹豫拖延，应该是这“活络”二字的精义所在。
3.必要时以不变应万变
美国哈佛管理学大师鲍比在《经营的稳固性》一书中，提倡“经营个性”，其要义是“一个没有经营个性的人，一定走不远自己的路”。那么，所谓经营个性，就是自己一向行事的方式，尽管我们一再强调要学会变通，但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坚守自己的个性，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胡雪岩帮助王有龄解决解运漕米难题的时候，经过胡雪岩的一番努力，终于与松江漕帮达成协议，先由松江漕帮在上海的通裕米行垫付十几万担大米，解浙江海运局漕米解运难以按时完成之困，待下一步浙江漕米解运到上海，再以等量大米归还松江漕帮。
这个时候，胡雪岩又提出了另一个方案，他与王有龄商量，想将松江漕帮那批大米改垫付为直接收购，即让信和先借出一笔款子，买下松江漕帮的大米在上海交兑，完成漕米交兑任务，而浙江现有来不及运到上海的那批漕米，自己囤积起来。
胡雪岩改变主意，是因为在与漕帮首领进行接洽的时候，从松江官方打听到一些有关局势变化的消息。一个重大的消息，是洪秀全已经开国称王，自立国号为太平天国。洪秀全改江宁（今南京）为“天京”，定尊号为“天王”，置百官，定朝仪，发禁令，并由“天官丞相”林凤祥、“地官丞相”李开芳率领一路兵马出征，夺取镇江从瓜洲北渡，攻陷淮扬，已成北取幽燕之势。与此相应，朝廷也不示弱，派出两位钦差大臣，一位带兵前出江宁，在江宁城东孝陵卫扎营，形成围城之势。另一位钦差大臣就是曾任直隶总督的琦善。琦善率领直隶、陕西、黑龙江的马步各军，由河南南下，迎头阻击林凤祥、李开芳。目前这两支兵马基本站稳了脚跟。
时局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朝廷与太平军之间，将有一场决定胜败的大战，而且，在胡雪岩看来，局势会向有利于朝廷方面的方向发展，关键只看朝廷的练兵和粮饷办得如何。
朝廷与太平军之间战事在即，又意味着做粮食生意将大有可为，因为不管哪一朝、哪一代，只要一动刀兵，粮食一定涨价。这个时候，做粮食生意，只要囤积得好，能够不受大的损失，无不大发其财。事情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胡雪岩感到的是一阵欣慰，因为在他看来，和漕帮议定的由他们垫付漕米，到时以等量大米归还的协约，真的是帮了他们的忙了。但与其让别人赚，不如让自己赚。所以他要改变原来商定的办法，就是要将那批将来议定还给漕帮的大米囤积起来，等战事一开，自己卖出赚钱。他甚至想到就借漕帮的通裕米行来囤积这批粮食。虽然这是一个挣大钱的好机会，但他还是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人家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家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可以看出，胡雪岩确实是一个“说一句算一句”的诚信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