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利益为重，能屈能伸
在与人相交中，若是碰到自己所不愿做的事情，不能一时意气予以拒绝，而应以大局为重，只要对自己有利，忍受一点煎熬也是必要的。在处理与骆秉章之间的关系时，曾国藩就是如此。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他几次薄待曾国藩。而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曾多次屈求。
咸丰三年（1853）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肆攻击曾国藩的湘勇营部队。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烧油，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士好几人，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的态度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苎离开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苎，这简直是拆台了。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之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
人在无奈之时，做别人不愿做的事情，尚觉容易，而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则十分困难。曾国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忍受心灵的煎熬，做自己违心的事情。那就是为贪官之家写奏折申请入乡贤祠。
乡贤祠，顾名思义，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给所谓乡里的贤人——有道德的慈善之家建立的祠堂。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一些贤德或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一些碑、铭类的表扬文章，而这一次他为其奏请入乡贤祠的则是一个贪官杨键。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对贪官如同寇仇，但这次却是曾国藩一生中少有的一次例外。为什么曾国藩要做违心的事情呢？事情还得从曾国藩治军之初的为难之处谈起。
曾国藩办湘军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军饷了，数万人马，天天都要吃饭，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的正当供饷，况且曾国藩规定的军饷标准还很高。
当时，武汉形势吃紧，朝廷连番下旨让他自湖南出兵武汉，他迟迟未动。其中原因主要是皇帝命他率兵千里迢迢，援救湖北，而且一路征战，竟未提军饷自何而出。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让人各处求助，恳求商绅捐资，犹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恰在此时，有个在籍户部候补员外郎杨江要求捐助。曾国藩闻讯自然高兴，但杨江提出个条件，让曾国藩代他上奏皇帝，准许为其祖父在原籍衡阳建乡贤祠。
而曾国藩是了解杨家的为人和杨江要求建乡贤祠的原委的。杨江的祖父杨键是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病死。死后其家属便活动地方官上奏道光，请求建乡贤祠。而有人上奏说，杨键官声很坏，有严重的贪污、受贿行为。道光帝闻奏，不仅未允其入祠，且把上奏请入祠的地方官臭骂了一顿。这件事闹得轰动京城，曾国藩当时任职詹事府，自然熟知此事。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亲自出面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一是不符合儒家的道德风范，再是要冒风险，弄不好自己要下台。可是，被军饷所逼，曾国藩只好同意为杨键写奏折。
奏折封送之后，杨江当即捐助两万两白银，还说等皇帝批复后再捐5万两。杨江带头捐款，其他官绅也不能袖手旁观，一下子捐了10万余两。这点钱虽不多，但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谁知湘军初战不利，在“东征”的途中吃了败仗，退回长沙。吃败仗是个打击，长沙官绅齐骂曾国藩无用，使他抬不起头，而雪上加霜的是，咸丰帝看了曾国藩请杨键入乡贤祠的奏折，下旨申斥他，还降了他两级官衔。但曾国藩还是觉得此事值得，因为他终于用十万两白银让他的湘军度过了劫难。
曾国藩以自己的屈求，换得了他必需的资金，为他后来发展湘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试想若不如此，只怕也没有后来的曾国藩了。
2.忍得一时，伸得一世
曾国藩教育李鸿章说为官“第一要忍辱耐烦，次则贵得人和”。人只有学会忍气，才能静心，才会有大出息。
张良少年时某天游历于下邳的桥上，有个老翁在那儿掉了只鞋，却喝令张良给他捡回来并让他给穿上。张良有些气恼，但还是忍住照做了。老翁走了，张良觉得怪异，一直跟在后面。老翁回头说：“孺子可教也，五天后一早还在那桥头相会。”五天后，张良去了，老翁嫌他去晚了，没礼貌。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最后张良半夜就去桥头等，这回老人很满意，说“娃娃求教，就应该这样”，于是传给张良《太公兵法》。张良由此熟知兵法，运筹帷幄，后来协助刘邦打下天下。张良面对老翁的一再“刁难”，总能以“忍”字为要，取得信任，为后来功业奠定了基础；同样“忍”也助他后来保身平安。
历史上的许多事例都证明了，能不能忍，是能否成大事的关键条件。所以陶觉说：“大凡是英雄豪杰，必然有很大的气度”。
曾国藩刚出道时在为人处事上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对官场的逢迎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处处落落寡合，常招人非议排挤。后来经过日积月累的经验，宦海沉浮的教训，终于学会用“忍”去适应既定的社会规则。
咸丰帝刚登基，就遇上太平天国起义，于是下令征言求治。曾国藩当时血气方刚，上疏陈奏裁兵、节饷、加强训练，被置之不理。他不甘心自己的好意被束之高阁，再次上疏，锋芒直指咸丰帝本人，以求更新政治。他批评咸丰帝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徒尚文饰，不求实际，刚愎自用，饰非拒谏。这些都是事实，但如此直言，非遇明君则必遭不测之灾。果然，咸丰帝看了一半就怒火冲天，把折子扔在地上并立即召见军机大臣要查办曾国藩。只是由于祁隽藻、季芝昌的求情，曾国藩侥幸逃过一劫。这次碰壁之后，曾国藩学会谨慎，自此锋芒顿减，将“忍”字作为自处之道，再不敢在奏折中批评皇帝。曾国藩说：“大凡才人之人，每不甘岑寂，恃才自傲，言多遭忌，行多遭恨的事常有发生。”
曾国藩熟知历史，且清代的满汉之别更增添他的疑惧，时刻警惕“功高震主”，而以“忍”字当先。“平日兢兢，恐蹈古来权臣刚愎之咎，但思委曲求全，不敢气陵同列也。”攻破天京前后是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除了殚精竭虑力争战事获胜之外，还必须考虑大功告成之后如何收场的问题。他在给李鸿章等人信中说：“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总须没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曾国藩以“忍”保全，成就一代“圣贤”名声，为官场“楷模”。他对儿子曾纪泽说：“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劳忍气’四字上做工夫。”对人之忍与恕字不同。恕指设身处地从他人角度着想，本着理解同情的态度。忍指即使他人有不是的地方，甚至故意刁难，也要忍耐自己，不要与之争锋，以谋求最大利益。曾国藩所说的“委曲求全”、“忍耐”，多指这种情况。这在湘军将领中，也颇为突出。
胡林翼为湘军集团的利益刻意结交湖广总督官文。官文有个宠妾过生日，却以正房夫人的名义散帖，准备等来贺的人聚齐后才坦白。这本是官文想给宠妾邀体面的小伎俩。不料一个藩司得知内情，怒不可遏，说：“夫人寿辰，吾齐庆祝，礼也，今乃若此，我朝廷大僚岂能屈膝于贱妾？”当时的封建名分是很重的，夫人可以夫贵妻荣获得朝廷诰命，而妾的地位总不登大雅之堂。该藩司发怒也是本分，他收回了贺帖。胡林翼在旁听了，大力称赞他做得对。可刚说完，他自己却若无其事地传“年家眷晚生胡林翼顿首拜”的帖子祝拜官文的宠妾。这时刚刚随同那藩司要回贺帖的人又随胡林翼拜觐。一场尴尬的局面化解了，官文的宠妾自然对胡林翼感恩戴德。等官文宠妾拜望胡林翼母亲时，胡林翼又吩咐以夫人的规格接待，此后胡母认其为干女。胡林翼曲意交结官文，就在“忍”字，以忍而得情。官文受枕边风的吹拂，对胡林翼自是格外善待。官、胡二人的和契为整个湘军集团的成功铺平了后路。这是胡林翼“忍”的妙处所在。
曾国藩在剿捻中制定的“静以制动，设防长围”的方略，也是以“忍”字当头，围而不战，缩小捻军的生存空间。这一方略后被李鸿章继承并取得最后的成功。传说曾国藩曾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可见其坚韧。
3.忍无可忍，无须再忍
有些时候，忍可以平息纷争；但有些时候，忍会让对方以为你懦弱，从而更加狂妄，得寸进尺。这个时候，就应该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还以颜色。曾国藩的忍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不仅不会因为忍而变得麻木、软弱，反而会给挑衅者强有力的还击。
曾国藩在兴办团练、组建湘军时遇到过一些麻烦。
由于提督鲍起豹没有才能，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的训练任务就落到了曾国藩的肩上，曾国藩令属下抚标中军参将塔齐布统一训练绿营兵和湘勇。
曾国藩练兵标准很高，要求很严。不管天气多么恶劣，每天训练不懈。但那些绿营兵却无法忍受曾国藩的严格训练。因此绿营兵和湘勇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天，团练的湘勇正在训练，试枪时误伤了绿营军中的一个小头目。绿营军小题大做，他们吹起号角，举起旌旗，准备对曾国藩属下的湘勇发动进攻。曾国藩忍住内心愤怒，鞭打了试枪的湘勇，缓和了充满火药味的紧张气氛。
绿营兵与湘勇发生了多次械斗，曾国藩只是责罚湘勇，没有与绿营兵论理，想息事宁人。然而，绿营兵越来越猖狂，胆子也越来越大。
曾国藩深深感受到了“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这样的情形，他意识到忍让不能灭掉绿营兵的嚣张气焰。咸丰三年（1853）五月，曾国藩写好保举塔齐布的折子；六月，撰写《特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折》，将清德所犯大清律法一一列举，望清廷能够严肃处理此人。
清廷采纳了曾国藩的建议，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查办，塔齐布补缺。后来，曾国藩将湘勇带出长沙，并将根据地设在衡阳，欲以此处为立足点，发展湘军。
咸丰四年（1854）十二月，为保江西安稳，湘军主力移驻江西。
作战期间，如果没有军饷，部队将无法生存。湘军保卫江西，军饷由江西提供，合情合理。然而，江西巡抚陈启迈拒不合作，反对提供军饷给驻扎本省的湘军。
当时，曾国藩仅以兵部侍郎的身份领兵作战，并不能干预江西行政，军饷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此时，湘军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驻守，防范太平军，可见湘军在当时对清政府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俨然成了清廷支柱。如果曾国藩此时向清廷提出要求，只要不过分，清廷岂有回绝之理？曾国藩本想与陈启迈商议，尽快解决军饷问题，可谁知陈启迈不识大体，竟公然与曾国藩唱起了对台戏。
这时，发生了另一个冲突。举人彭寿颐在江西办团练，与知县李告产生了矛盾。经查证，彭寿颐并无过错，他颇有才华，为人耿直，一心一意办团练，而李告却有受贿、弃城而逃等罪。然而，陈启迈却不以事实为根据，颠倒黑白，欲治彭寿颐的罪。为化解冲突，曾国藩与陈启迈商量，想将彭寿颐调到自己的军营。陈启迈并不理睬，反而认为曾国藩干涉了他的军务。于是派人将彭寿颐逮捕，速其屈打成招。
曾国藩已屡屡让步，而目前形势又如此紧张，不由愤慨。他立即撰写一折，向清廷陈述陈启迈罪状，请清廷惩之。清政府为了安抚曾国藩，对陈启迈及其心腹进行了严厉的处置。
4.静观时势，屈伸有度
在自己没有考虑周全且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地前进，有可能会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有时候，屈是为了更好地伸，退是为了更好地进。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在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时，不妨静下心来，分析一下局势。然后根据眼前的形势，思考对策，找到能够顺利前进的方法。
曾国藩初次出兵就遭遇大败。湘军出师不利，曾国藩被革职，依旨降二级调用。后虽攻克武汉，但清廷却出尔反尔不予封赏。再后来几场战争中，战况总是不佳，舆论纷飞，更是令曾国藩身心憔悴。
咸丰七年（1857）二月，曾国藩以父亲病逝为由回家服丧。他虽在家守制，然而心却从未离开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