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在英或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成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别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
这段话的意思大体是这样的：
小人和君子都会有独处的时候，但在独处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是不同的。小人在独处的时候，会产生一些邪恶狂妄的念头，慢慢地，这种坏念头越来越强烈，到最后，小人便会被这些坏念头控制，做出一些违反道义、欺负别人的事情。君子在独处的时候往往会检点自身，以诚实的态度来反省自己，生怕自己做了坏事。在检点自己的过程中，越来越谨慎，犯错误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
经过对《大学》的探究后，大学里的东西被人们所理解，古人的言行和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可以让人丰富知识和增加阅历。人们在分析事情的时候，能够公私分明；在阐明道理的时候，又能够辨明得失。好的东西应该保留，不好的东西应该抛弃，这是正确的见解。小人没有这样的见解，也不会按照这样的见解去做事。做好事的时候，他生怕没人看见，做了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于是在不断思索做还是不做。做坏事的时候，又怕被别人看见了，想改正，却不会彻底改正。独处的时候，那些经过矫饰的感情真实地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就是欺骗。只有君子才会担心因为办好事不彻底使自己变得堕落，而不好的东西如果继续保留，就会长久影响自己……
10.谦虚谨慎，力戒傲气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奇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人可有傲骨，但不可有傲气。人因傲而凌于人，必然会招来祸患。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时期，都应该时时戒傲。
人生有许多因素可导致失败，傲为其一。不理解此学问，永远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曾国藩即深知其理。
曾国藩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望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
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5月25日）给弟弟们的信中教诲说：
“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
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6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却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曾国藩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
曾国藩告诫子弟，千万要做到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做了仕宦之家，子弟便应力戒沾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轿“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
他力戒子弟不要递条子、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到府城参加岁考科考，都不顺利。同治七年（1865年7月），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特地写信告诫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纪鸿没有中举，曾国藩就把儿子接到金陵衙署中亲自教学，始终未去走后门。
同治三年（1864年1月），纪鸿由长沙前往金陵，曾国藩要他沿途不可惊动地方长官，能避开的尽量避开，并叮嘱船上的“大帅”旗“余未在船，不可误挂”。事无巨细，均考虑到一个“谦”字，可谓用心良苦。
千古以来，文人相轻，已成为一种老毛病。曾氏对此有清醒认识，力倡以“戒傲”医文人之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20日）他给家中的四位弟弟写信告诫他们为学最要虚心，不要恃才傲物，不见人家一点是处。傲气一旦增长，则终生难有进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劝勉弟弟们。
曾国藩还用其他人因傲气而不能有所成就或被人哂笑的例子来告诫弟弟们，他写道：
“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盛，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追，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
为此他总结道：
“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曾国藩深知“谦受益，满招损”之理，在他所有的事业中，戒傲是第一要义，也是他人生不败之法。在面临挫折和挑战时，有的人不知所措，一味意气用事，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而聪明的人则懂得刚柔相济，能屈能伸，使事情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所乐于见到的。刚柔相济，能屈能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