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知人善用，网罗人才
善于识人用人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要诀。他对于人才非常重视，不论在何时，都注意留心人才。他认为，“为政之要，首务得人”，“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多事之秋，得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一人则弱于婴儿”，“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但是用人极难，知人尤难，所以他慨叹“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和鉴别、考察人才的理论和方法。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应以“考言”为主，看他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而外，还要考察人的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为了识别和鉴别人才，曾国藩甚至还发明了“相人”之术，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虽然看相之术有许多迷信色彩，但是曾国藩相人之术中某些合理的内容对于识别和选拔人才，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仅从他的幕府组成人员来看，就可窥见一斑。有人曾经对曾图藩的幕府人才作了总结，认为他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几类：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郭嵩焘、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萱、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樾、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冯浚光、陈兰彬、容闳等。
仅上面所提及的曾氏幕府的佼佼者来看，就有近50人之多。因此，当时就有人评价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时说：“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瀛、倪文蔚、甘绍盘、方谋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
容闳后来评述曾国藩的幕僚时也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方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
从这些评论来看，无不是对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和广致人才推崇备至，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曾国藩善于知人、明于用人的思想。
事实上，曾国藩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和营中将领也有许多中肯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也可以领略到他的用人之术。下面仅举几例：
对于胡林翼，曾国藩说：“胆识绝人，威望夙着”；“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对于左宗棠，曾国藩说：“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左帅平定甘肃之后，恐下文尚长，亦由天生过人之精力，任此艰巨也。”
对于李鸿章，曾国藩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远跖，治事清核，实鄙人所不逮”；“殊为眼明手辣”。
对于周梧冈，曾国藩说：“于军中小事尚能办理妥办，遇有大事则无识无胆”；“暗于大局，不能受风浪，若扎营放哨、巡更发探、开仗分枝，穷系宿将，不可多得。”
对于杨载福，曾国藩说：“气韵沉雄，出奇制胜。”
对于彭玉麟，曾国藩说：“淡于荣利，退让为怀。”
在论及营中诸将时，曾国藩说：“塔齐布，一威望之将；毕金科，一骁悍之将；王福、韩升均属难得之才……”
“人才难得亦难知”，这是我国北宋着名政治家王安石在认识和选拔人才时说的一句话。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领导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曾国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成功的范例，如果曾国藩手下没有这么多人才，可以说他就难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
2.区别对待，驭人有术
曾国藩特别善于驾驭各种类型的人才。在处理刘铭传和陈国瑞械斗一事上就很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同为悍将，但两人却有不同的特点。械斗的一方淮军将领刘铭传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18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亲与哥哥皆跪地求饶，只有刘铭传愤而寻找土豪报仇，土豪欺他年少，对他进行污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抢过刀来割下了土豪的首级，之后便聚众为王，拉起了一支队伍，成了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因此，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勇，名为“铭军”，并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但对于刘铭传的倨傲狂妄，李鸿章也着实恼火。因此，当曾国藩借用淮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他一下。
械斗的另一方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开口便是脏话，只要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陈国瑞15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粗鲁莽撞，僧王比他有过之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这陈国瑞不怕僧王，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打上了交道。
这样，这两员悍将碰到了一起。“一山不容二虎”，果然，在“剿捻”过程中，刘铭传军与陈国瑞军发生了两次械斗。对于如何处理这个事端，一时也让曾国藩犯了难。不处理吧，于事不公，双方都不能平心静气，今后还会内讧；处理吧，刘铭传是李鸿章的属下，且刘铭传谋勇兼备，又有洋枪洋炮，今后自己还要倚靠他。于是，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悸畏。这一招果然管用，只是不久，曾国藩就调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对于老师的办法，李鸿章心领神会，所以他照方抓药，在剿捻成功后，他向清廷力推刘铭传的功绩，使刘铭传得以委任台湾道员。正是这个桀鹜不驯的人，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军的进攻，使法军终未能攻下淡水，占领台湾的梦想破灭了。
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在处理陈国瑞时，曾国藩则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当陈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
但是，陈国瑞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使用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帮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所以，曾国藩驾驭悍将，无外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这样，就可以尽用其才。
3.合理安排，用其所长
人才找到后，如何将他用到最合适的位置，发挥他的长处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了。对此，曾国藩认为，虽有良药，如果用得不对症，还不如一般的药；虽有贤才，如果不用在合适的地方，还不如那些庸人。这就好比质地坚实的木梁可以用于冲击城门，而不可以用来堵洞穴；强壮的水牛不能用来捕捉老鼠；千里马不可以用来看守闾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还不如一般的斧头；古老的宝鼎用来耕田，还不如犁。只要是时间恰当，环境适当，一般的人也可以发挥神奇的功效。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要看如何去使用人才。
曾国藩的观点，其实就是要求知人善任，用人如器，即将每一个人才放到最合适他的位置，以发挥其最大能力和功效。在这方面，汉高祖刘邦可以称得上楷模。
刘邦在战胜项羽之后，大宴群臣。酒到半酣，刘邦问众臣：“诸位爱卿，你们能不能告诉我，我为什么能够战胜项羽，拥有天下？”王陵站起来回答说：“陛下虽然平时待人傲慢，动不动就发脾气；但是陛下能够赏罚分明，不论谁有功，都会按功行赏，所以将士都愿意为陛下卖力。而项羽则不同，他虽然表面上很仁慈，待人恭敬，但他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建议，而且猜忌功臣，有功不赏，得地不分，有功之人得不到应有的报偿，所以他失去了天下。”
刘邦听了，摇摇头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安定国家，稳固后方，充实军饷，我不如萧何；统率军队，冲锋陷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当今的豪杰奇才，我都能够悉心任用，所以能够得天下。而项羽只有一个范增，尚且得不到重用，这就是他败亡的原因。”
一个真正的领者导，要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因此，做领导的要了解人才的特长、特点，甚至会识别人才的真伪，要通过察言观色、工作实绩考察和他人评价来选拔人才、使用人才，防止“伪人才”占据高位、显位。另外，要根据人才的实际情况安排适当的职位，真正做到惟贤是举、量才录用。
曾国藩驻军安庆的时候，湖南的同乡不少人前来投靠，有一位戚姓同乡从湖南赶来，行李简单，衣服破旧，沉默寡言，一瞧便知是为生计所迫而投奔军营的穷苦人。曾国藩见到家乡人不免要热情寒暄一番。在曾国藩打听家乡的一些事情和亲友的情况时，戚姓同乡回答拘谨，很显然是不善言辞的老实人。不过，偶尔在关键处说上几句，话语很中要害。曾国藩决定对他考察一番，先给他一些事情做。
曾国藩有一个固定的习惯，在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召集幕僚们在一起吃，没有人敢违背曾国藩所制定的规矩。一天，戚某吃饭时发现饭中有颗稻粒，就把稻粒扔了出去。曾国藩看在眼里，心中有些不满，但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吃过饭后，曾国藩让幕府支出“应备银”二十两，赠给戚某做回家的川资。戚某得知后非常不解。无奈之下，询问曾国藩的表弟彭杰南，希望彭杰南为自己讲情。曾国藩对彭杰南说：“这个老乡不地道，庄稼人吃饭时连一颗稻粒都扔掉，不应该啊！自己不是豪富之家出身，从庄稼地里来到军营不过一个多月，就变成这个样子！我恐怕他贪图享乐、富贵忘本，也吃不了军营的苦，还会为我带来麻烦。”彭杰南说：“这件事情算不上大的过错，也许他是怕人笑话，您可以再找些事情给他做，再试试他。”
曾国藩喜欢吃新鲜的蔬菜，自己有一个菜园。于是，曾国藩就让戚某主管菜园。戚某经过上次的事情后变得勤勉自励，每天和佣耕的人一起辛勤劳动，从早到晚不得片刻的闲暇。曾国藩通过一年多的暗中观察，发现他和别人通力合作，而且始终不渝。曾国藩对他的看法改变了，把他召了回来并让他担任重要的职务。戚某感恩戴德，更加勤勉公事、恪尽职守，最终由一个乡下的农夫扶摇直上，官至观察使，加布政使衔。这件小事足可以反映曾国藩对属下要求之严。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大的家族，人丁兴旺，子侄甚多。加上曾国藩科举出身，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又外放做过主考官，同年同窗、门生故吏众多。但曾国藩始终坚持甄选人才，量才录用。有才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使用，没有才能的人遣送回家。不仅如此，曾国藩还经常教育其弟曾国荃等人要学习识别人才，善于使用人才。
据说当年曾国藩进京赶考时，盘缠拮据。幸亏曾国藩的五舅变卖家产，为曾国藩凑足盘缠。曾国藩对此十分感激，一直念念不忘五舅的恩德。曾国藩在朝中做官后，每年都要寄回银两接济依然贫困的五舅，报答当年的恩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