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因姓名得福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宋太祖赵匡胤正要率兵出战，忽然一个叫宋捷的人前来送信，他认为这个人的名字有“宋朝军队出师大捷”之意，于是便厚待了他。大书法家米芾有洁癖，挑选女婿时，见有人名拂字去尘，认为肯定干净无比，就把女儿嫁给了他。明朝世宗点状元前夜，做梦听见了雷声，醒来后便点一个叫“秦梦雷”的人做状元。他后来以“重治本事”为指导思想选拔官吏，又从人名上选了“张治”、“李本”二人为官。清朝乾隆皇帝圈定状元名单，见一位叫“胡长龄”的名字，认为他的姓另有指满清民族之意，名字意为长寿，姓名合起来十分吉祥，便点他为状元。同样，慈禧太后在70大寿时点状元，见一个叫“王寿朋”的名字有“我王长寿无朋”之意，也把他从科考名单中较低的位置前移为状元。此外，据有关书籍记载，清朝旗人端方字午桥，又称端午桥，有次突然升迁了一个叫重阳谷的人的官职，同僚不解其意，后来仔细一想，才知两人的名字是极好的一副对子。
当然，我国古代发生的因名得祸的事情也是非常多的。如前述拂去尘等人因名得福，由于得到了本不应属于自己的好处和位置，实际上也就是抢占了别人的好处和位置，因此，原来应该得到这些好处和位置的人无疑是因名得祸。此外，如宋朝司空宋郊，早年在宋仁宗身边知制诰时被一位叫李淑的人诬陷，说他的姓与大宋国号相同，名与“交”字谐音，因此“宋郊”即“宋交”，意思有诅咒宋朝亡国之意。尽管宋仁宗不把李淑的话看得很重，但仍让宋郊改名宋庠以避嫌。又如《十驾斋养心录》载，宋徽宗时，江西浮梁县丞陆元佐上书说，江西平乐县有人叫“孙权”，浮梁县有人叫“刘项”，都与古代帝王同名，有图谋不轨之义，因此请求皇上以“寓意僭窃”的罪名处罚他们。这件事的结局如何虽然不得而知，但有一位叫“龙凤祥”的人确实因为名字取得太出格而被发配到新疆伊犁。再如宋高宗刚刚定都杭州(古称钱唐、临安)时，见宰相举荐上来一个叫“钱唐休”的人，认为此人的名字充满晦气(从字面上看，“钱唐休”有“建都钱唐的南宋王朝亡国罢休”之意)，坚决不同意他担任官职。
同样，明朝举人孙日恭、徐钅害虽然才学出众，但终因名字重新组合后如“暴”，或有“今害”谐音，双双遭人指控。此外，清朝参加科考的人范鸣琼和王国钧因姓名分别与“万民穷”、“亡国君”谐音，也遭受到了与先朝孙日恭等人一样的结局。另如清朝乾隆时有位考生因为姓“酆”，使主考官联想到鬼城酆都(即今四川丰都)，因此也遭嫌恶打击。上述这些虽然都是别人无事生非，但也无不由名字而起。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加确信，拥有一个好名字是十分重要的。
从古人的姓名中可以看出职业和地位
人类一生中要从事一定的职业，或士、农、工、商，或卜、医、兵、官，几乎无人例外。职业的不同，使有些姓名带上了鲜明的职业特点。职业与姓名，便成为中国姓名学中必须研究的课题。
我国古代，人们在社会上地位的不同，从事职业的不同，在取名习惯上也不尽相同。一方面，“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另一方面，王侯公卿则可以世享荣禄。在取名上，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与高高在上的皇帝百官显然是不同的。下层人取名随便捡个“猫儿”、“狗儿”便可，而统治者取名不仅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名字定下来以后还不准一般人冒犯。这种情况，多少与今天的农村人取名崇尚质朴、城里人取名多尚文雅、商人取名重钱财、军人取名多用“军”、“国”、“兵”、“武”等字有些类似，说明姓名与职业和身份地位之间是有广泛联系的。
谈到姓名与职业的关系，我国古代，最有特色的是皇室和官宦之家的取名。商周时期，对皇子、皇孙的取名就有专门的规定，其名字一旦被取用，便具有了神圣不可侵犯性，原来与之同名的人要改名，在不得已提到名字时也必须加以避讳。据《容斋随笔》记载，宋代曾专门下令不许民间使用带有王霸思想的字眼，其中“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字更在严禁之列。“于是毛友龙但名友，叶天将但名将，乐天作但名作，句龙如渊但名句如渊，卫上达赐名仲达，葛君仲改为师仲，方天任改为大任，方天若改为元若，金圣求改为应求。周纲字君举，改曰伯举；程振字伯王，改曰伯起。”更有甚者，如果皇室成员不按自己的身份等级制名，甚至还有丢官夺爵或者被除籍的危险。如清朝嘉庆初年，领侍卫内大臣绵亿因违犯近支宗室命名规定，为两个儿子取名时应使用“丝”旁字而用“金”旁字，便遭皇帝严厉斥责，专门下诏对他进行处理。诏书中说他“自同疏远，是何居心？伊既以疏远自恃，朕亦不以亲侄待伊，亲近差事，不便交伊管领”，接着又革了他的官职，让他从皇宫中搬了出去。
我国古代，不仅皇帝和皇亲把名看得很重，文武百官也十分重视自己的姓名，要求下属不得冒犯，亦即所谓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最着名者当属俗谚所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故事。故事中说北宋仁宗时有位名为田登的官吏，在至和年间(公元1054～1056年)担任南宫留守一职。按照当时的风俗，民间要在上元节(即农历正月十五)张灯结彩以示庆贺。他上任后正赶上过节，有下官奏问应该怎样过，他批示说“依例放火三日”。下官莫明其妙，回去一想才知他是自讳“登”字，因“灯”与“登”同音，所以又用“火”代替“灯”字。
按照我国特有的习惯，做官有官号，做工有工号，经商有商号，务农有农号，卖艺有艺名，出家人有法名，这些无不具有职业名的性质。在诸多的职业名中，特征最为显着的除前述艺名、官名以外，还有商业、技巧、医学等行业的职业称号。如宋代商业界卖酱菜的薛某被称为“酱翁”、卖炊饼的许六又名“许糖饼”、卖马鞍的杨安国又名“杨鞍儿”、种菜出身的张青又名“菜园子”；明代陆叠山以叠假山为业，便被称为“陆叠山”；在百工技巧界，清末天津的张万全以擅塑泥人知名，人称泥人张。其后，代代相传“泥人张”之名；在医学界，如果某人擅长某种医疗技术，则往往被用这一技术命名。如姓黄的医生手段高明，犹如神仙，就可能被称为“黄半仙”；姓张的医生擅长以膏药治病，往往一帖膏药就能治愈病人，所以，被称为“张一帖”。当然，诸如此类的职业名也具有诨号的性质，其特有的为本职业的宣传性和影响力，则是其他诨号所没有的。
我国帝王的庙号常常有姓名的性质
人的一生职业不同，命运也有区别。有些人可能贵为皇帝(当然是在古代)，另一些人则可能沦为乞丐盗贼。但人各有名，此为常理。乞丐盗贼之名在这里暂且不谈，让我们先来看看皇帝。
在古代，皇帝的名字是十分复杂的，他除了像常人一样拥的乳名、本名、字号以外，还有尊号、年号、谥号、庙号等一些为其他人所没有的称号。此外，皇帝的自称和他称也十分特别。
我国自夏代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皇帝的称谓上也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夏代和夏代以前，对一国或一部落之王称“后”或“氏”，如夏后氏、神农氏、伏羲氏等等。商代以后，商代第一位君主商汤开始称“王”，历商至周，相沿不改。春秋战国时，诸侯割据，各割据王朝为了表示不敢僭越周天子，多以“子”、“伯”、“公”相称。后因周王朝名存实亡，他们才以“王”相称。秦朝统一中国后，即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开国皇帝秦始皇认为自己做到了以前所有君主都没有做到的事，德高三皇，功过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因此，从古代最尊贵的三皇五帝名号中各取其一，定号为“皇帝”。自此，“皇帝”便成为我国历代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直到公元1911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推翻为止，使用了两千多年。
谈到皇帝真正的名和姓，其实与一般百姓的姓名并没有什么区别。如秦始皇姓赢名政，汉高祖姓刘名邦，唐太宗姓李名世民，宋太宗姓赵名匡胤，明太祖姓朱名元璋，这些姓名，无一不是普普通通。至于他们的字、号，如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字德宗，清朝乾隆皇帝号“十全老人”，这些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其特殊性仅在于姓名字号以外的其他方面。如皇帝自称朕、孤、寡人、不偲、予一人、予小子，别人称则是陛下、足下、天子、上、人主、县官、大家、天家、官家、国家、圣人、至尊、皇上、九五之尊等等。此外，从西汉武帝开始，皇帝即位后还有自己的年号，用以记载自己在位的时间。年号中最早的一个是汉武帝的“建元”，是从公元前140年开始使用的；最后一个年号是清朝末帝溥仪的“宣统”
，是在公元1911年被废止的。年号在开始使用时还不严格，一个皇帝可以有多个年号，直到明清时期的皇帝才开始使用一个年号。特别是清朝皇帝的年号，由于使用率十分频繁，甚至被人当作是皇帝的代号看待。如康熙、乾隆、宣统等等，其实际含义大多已经超出年号的界限，开始具有姓名的意义了。
古代皇帝中除秦朝的两位皇帝在生前已经有了固定的名号以外(即秦始皇、秦二世)，去世以后还要被群臣根据生前事迹议定谥号，这样又使皇帝在众多的称号以外又有了一个新的称号。这种称号的选取范围一般是固定的，称为“谥法”。如《逸周书》中就有《谥法解》一章，记载周代群臣为周王议谥和在定谥号时所应遵循的条例规则。此后，周代的谥法便成为以后各代谥法的蓝本。制谥的原则是取美谥而不取恶谥，其出发点还是“为尊者讳”。所以，封建皇帝除非是臭名昭着或被异国杀害的亡国之君，一般都能得到诸如“经纬天地曰文”、“绥柔士民曰德”、“圣善周闻曰宣”等较好的谥号。此外，在谥号的用字上，唐代以前多取一字谥，如汉武帝、魏明帝等等，“武”、“明”便是谥；从唐代开始，由于唐玄宗在为他的列祖列宗追谥时认为用一字谥已不足与此前各代皇帝区别开来，便开始使用多字谥。当初的多字谥还只有7个字(如唐太宗李世民的谥号是“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以后越加越多，至清朝人为太祖努尔哈赤上谥时，用字竟达到了25字之多。由于唐代以后皇帝的谥号用字多而繁琐，作为皇帝称谓之一的作用也越来越降低。以至后人提到这些皇帝的时候，宁愿称其庙号(如唐太宗、明太祖等等)而不称谥号，使在此前称呼皇帝多称谥号(如汉武帝、晋文帝)的习惯一改无遗。
我国古代皇帝的庙号是指皇帝死后在宗庙享受祭祀时的代号。这种代号的格式较为固定，一般是朝代名加“高”、“太”等字再加“祖”或“宗”，成为“××祖”、“××宗”两种形式。庙号多是与皇帝同宗族的人所加，享受的是同宗族人的祭祀，皇帝与他们多是“祖”
或“宗”的关系。因此，也就形成了庙号只称“××祖”或“××宗”的定式。那么，皇帝的庙号在什么时候称“祖”、在什么时候称“宗”呢？一般说来，开国皇帝和对本朝有突出贡献的人称“祖”，其他皇帝则称“宗”。在庙号为“××祖”的皇帝中，开国皇帝多称“高祖”或“太祖”，其他皇帝则称“成祖”、“世祖”或“圣祖”；称“××宗”的皇帝则没有这样的区别。如我国自汉代以来庙号是“高祖”的皇帝有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等，是“太祖”的皇帝有宋太祖赵匡胤、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等，“成祖”有明成祖朱棣，“世祖”有清世祖福临，“圣祖”有清圣祖玄烨；“××宗”有唐太宗李世民、宋太宗赵光义、明英宗朱祁镇、清高宗弘历，等等。由于庙号在唐代以后是皇帝最为简便的称号之一，因此多被用以皇帝的代称，于是，庙号也就具有了姓名的性质。
上述年号、谥号、庙号，无不为皇帝所独有，当初仅作纪年、尊崇和祭祀等用，由于常被使用，便都不同程度地演变为皇帝称号的一种，带有了用以区分彼此的姓名性质。在这些称号叫响以后，甚至他们的真名实姓，反而变得鲜为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