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十年间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国家战争、内战、革命和反革命，英社和它的对手发展成为完备的政治理论。但是在本世纪初巳经出现了一些各式各样的思想体系，统称为极权主义，预示了这一天的到来，即将从一片混乱之中诞生的世界的总体图景早巳明朗了。什么样的人将统治世界也同样明朗。新的贵族主要由官僚、科学家、技师、工会组织者、宣传专家、社会学家、教师、记者和职业政客组成。这些人来源于领取薪水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上层，工业垄断之下的贫瘠世界和中央集权政府塑造了他们，使他们团结在一起。与过去的同类人相比，他们不那么贪婪、不那么贪图享乐，对纯粹的权力更加如饥似渴，而且，最重要的是，更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更急切地压制异己。这最后一个区别至关重要。与今天相比，过去所有的暴政都不够彻底，软弱无能。统治阶层总是在一定程度上沾染了自由思想，满足于处处留下漏洞，只关注公开的行为，对国民的思想不感兴趣。就连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也是宽容的。部分原因是，过去没有一个政府有能力时时刻刻监视它的人民。然而，印刷术的发明使舆论更容易操纵，电影和广播将这个过程又推进了一步。随着电视的发展，随着技术进步使同一台仪器同时既能接收又能传送，私生活终结了。每一个公民，或者至少每一个值得监视的公民，都可以被置于警察的二十四小时监视之下，处于官方宣传的声音之中，其他所有传播渠道都关闭经过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社会像过去一样重组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但是新的上层阶级与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不是靠本能行事，而是知道应该怎样保住自己的地位。人们早就认识到，集体主义是寡头主义唯一可靠的基础。当财富和特权被共同拥有时最容易扞卫。在本世纪中期发生的所谓“废除私有制”其实意味着将财产集中在比过去更少的人手里，唯一的差别是，现在的拥有者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一群个人。就个人来说，每个党员除了少数个人物品之外什么也没有。就集体来说，党拥有大洋国的一切，因为它控制一切，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一切产品。在革命之后，党没有遭到任何反对就占据了领导位置，因为整个过程表现为一个集体化的行动。人们一向认为，如果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财产，社会主义一定会取而代之。毫无疑问，资产阶级被剥夺了财产。工厂、矿山、土地、房屋、交通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都被没收了。既然这些东西不再是私有财产，它们理所当然一定是公有财产。英社从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而来，沿袭了它的用词，实际上也实施了它的主要内容。结果，正如预见到的和事先打算的一样，经济不平等被永久化了。
但是等级社会的持久化问题比这更加深奥。要让统治阶层交出权力只有四种方式。要么被外部敌人征服，要么政府无能引起群众造反，要么存在一个强大的心存不满的中层阶级，要么统治阶级失去信心放弃执政。这些原因不会单独作用，一般来说四个原因会同时不同程度地存在。统治阶级只要预防这些危险的发生就能永远掌握权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统治阶级本身的态度。
本世纪中叶以后，第一种危险实际上巳经消失了。瓜分世界的三个超级大国中的每一个事实上都是不可征服的，能够征服它们的只有缓慢的人口变化，而一个权力很大的政府很容易避免这种危险。第二种危险也只是理论上存在而巳。从来没有发生过群众自发的反抗，他们也不会仅仅因为受压迫而反抗。事实上，只要他们没有任何比较的标准，他们甚至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受压迫。过去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种事现在巳经不允许再发生了，但是仍然可能发生--而且也确实发生了其他一些同样大规模的混乱，但是这些混乱没有造成任何政治后果，因为人们根本无法将不满表达清楚。至于产品过剩的问题，这是自从机器技术发展以来社会中一直潜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巳经通过连年战争解决了（见第三章冤，这对将公众的士气保持在必要的水平也非常有用。因此，我们目前的统治者认为，唯一真正的危险是分化出新的一群有能力但没有用武之地，而又渴望权力的人，以及在这些人中滋生的自由主义和怀疑主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教育问题。这是一个不断塑造人的意识的问题，不仅是统治阶层的意识，也包括直接听命于他们的更大的执行者阶层的意识。而群众的意识只要施加负面的影响就行了。
了解了这个背景就可以推理出大洋国社会的大致结构，如果人们对此还不了解的话。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老大哥。老大哥永远正确，无所不能。每一次成功、每一个成就、每一次胜利、每一个科学发现、所有的知识、智慧、幸福、美德，都被认为直接得自他的领导和启发。没有人见过老大哥。他只是广告牌上的一张脸，电幕里的一个声音。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会万寿无疆，他的出生时间也很难确定。老大哥只是党选择呈现给世界的一个伪装。他的功能是充当爱戴、恐惧和崇敬的焦点，这些感情更容易针对个人，而不是一个组织。排在老大哥之下的是内党，内党的人数被限制在六百万，或者不超过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排在内党之下的是外党，如果把内党比作国家的首脑，外党就可以比作国家的臂膀。再往下就是麻木的群众，我们习惯将他们称为“无产者”，数量大约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按我们原先的分类，无产者属于下等人：因为赤道附近的奴隶人口不断地从一个征服者易手到另一个征服者，他们并不是这个结构的永久或必要组成部分。
原则上，这三个阶层的身份不是世袭的。内党党员的孩子并非在理论上就是内党党员。想要加入党的一个分支必须在十六岁时通过考试。没有种族歧视，也没有明显的地域歧视。党的最高层里有犹太人、黑人，也有纯种的南美印第安人，一个地区的管理者总是从当地居民中产生。在大洋国，没有一个地方的居民感到他们是一个遥远的首都控制之下的殖民地居民。大洋国没有首都，名义上的领袖行踪不定。除了英语是通用语言，新话是官方语言之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形成中心。将它的统治者团结)在一起的不是血缘，而是对共同信仰的追随。诚然，我们的社会乍一看来按照世袭关系划分成了不同阶层，而且划分得非常严格。不同阶层之间的人员流动比资本主义时代，甚至前工业化时代更少。但是，党的两个分支之间还是有一定的人员交换，但只是为了将意志薄弱的人从内党中清除出去，同时提拔有野心的外党党员，使他们不至于对党有害。在实践中，无产者是不允许进入党内的。他们中最有能力的人有可能领导别人发泄不满，思想警察会将他们找出来消灭掉。但这种状态不用持久下去，这也不是一个原则问题。党不是原有意义上的阶级。它的目的不是将权力交给自己的孩子。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将最有能力的人留在顶层，它会非常愿意从无产者中招募整整一代新的领导人。在艰难的年代，党的非世袭性大大缓和了阶级对立。老一辈社会主义者为了反对所谓的“阶级特权”而斗争，他们认为只要不是世袭的就不是永久的。他们没有看到寡头主义的延续未必依靠血缘关系，也没有停下来想一想世袭的贵族都是不长命的，而有些靠培养接班人来延续的组织--比如天主教会--却可以存在上百上千年。寡头统治的精髓不是父子继承，而是死去的一代将某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施加给活着的一代，使之延续下去。统治阶层只要能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就还是统治阶层。党并不关心延续自己的血统，它关心的是延续它自身。只要等级社会的结构保持不变，谁行使权力并不重要。
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所有信仰、习惯、品位、感情和心态其实都是为了保持党的神秘性，使人们不至于了解当今世界的实质。目前，真正的反抗，或者任何可能发展为反抗的初级行为都是不可能的。无产者没有什么可怕的。如果任其发展，他们会一代又一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劳动、生育和死去，他们并非不想反抗，只是没有能力理解世界除此之外还能变成什么样子。只有当工业技术发达了，必须使他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时，他们才会变得危险。但是，因为军事和商业竞争巳经不再重要，人民的受教育水平其实在下降。群众具有或者不具有什么观点无关紧要。他们可以被赋予思想自由，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思想。然而，对党员来说，即使在最次要的问题上的最小的观念偏差也是不可容忍的。
党员的一生一直处于思想警察的监视之下。即使独处的时候，他也不能确定是否真的只有他一个人。不管走到哪里，睡着还是清醒，工作还是休息，在浴室里还是在床上，他都在被监视，没有人警告他，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行为没有一个是不重要的。他的朋友关系、放松方式、对妻子和孩子的行为、独处时的面部表情、睡觉时说的梦话、甚至特有的动作，都被充满猜忌地审视着。除了真正的行为不端之外，无论多小的怪癖、习惯的改变、任何有可能表现出内心挣扎的紧张习性，都一定会被发现。他在任何方面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可是，他的行为又不受法律和任何明确的行为规范的约束。大洋国没有法律。那些被发现的置人于死地的思想和行为并没有被正式禁止，没完没了的清洗、逮捕、折磨、囚禁和蒸发并不是对巳经犯下的罪行的惩罚，而是为了消灭那些将来可能犯罪的人。党员必须不仅有正确的观点，而且有正确的本能。很多党要求他具有的信仰和态度从来没有明确地提出过，一旦说出来就暴露了英社的内在矛盾性。果天人好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不用想就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信仰和感情。但是不管怎样，从小接受的大量以新话中的“停止犯罪”、“黑白”和“双重思想”为中心的思想训练，使他不愿意也不能对任何问题想得太深。
党员应该没有私人感情，他的热情应该永不间断。他应该一直处于对外敌和内奸的疯狂仇恨之中，一直处于胜利的喜悦之中，一直处于在党的权力和智慧面前的自我菲薄之中。艰苦而不如意的生活造成的不满通过两分钟仇恨之类的活动被外化并且驱散了，有可能导致怀疑或反抗态度的想法被自幼学会的内在约束事)先掐灭了。这种约束的第一步，也是最筒单的一步--筒单得可以教给小孩子--在新话中叫“停止犯罪”。“停止犯罪”指的是在一个危险的念头开始的时候，出于本能立即停止。它包括的能力有：不理解类比，发现不了逻辑错误，误解任何对英社不利的观点一即使是最筒单的观点，对任何有可能导致异端的想法感到厌倦或厌恶。“停止犯罪”筒单地说是一种保护性的愚蠢。但仅仅愚蠢还不够。相反，彻底的正统要求人完全控制自己的思想过程，就像柔术演员控制自己的身体一样。大洋国社会归根到底是建立在老大哥无所不能和党永远正确的信仰之上。可是，由于在现实中老大哥并非无所不能，党也并非永远正确，这就需要在面对事实时，时刻具有不知疲倦的灵活性。这里的关键词是“黑白”。像很多新话的词语一样，这个词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意义。用在对手身上，它指的是违背明显的事实，无耻地颠倒黑白的习惯。用在党员身上，它指的是在党的纪律要求下，忠实地自愿地将黑色称为白色。但它也指相信黑色就是白色的能力，甚至认为黑色就是白色，忘记自己曾经相信过与之相反的事实。这就要求不断地篡改过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一个涵盖其他一切的思想体系，这就是新话中所说的“双重思想”。
之所以要篡改过去有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次要的，或者可以说，是预防性的。这个次要原因是，党员，和无产者一样，能够忍受眼下的条件只是部分因为没有比较标准。他必须与过去隔离，就像必须与外国隔离一样，因为他必须相信自己比祖先生活得更好，平均物质生活水平在稳步提高。但是到目前为止，调整过去更重要的原因是保持党的正确性。不仅各种发言、数据和记录必须不断更新，以表明党的预测一贯正确。而且必须否认一切思想变化和政治力量组合的改变。因为改变想法或者改变政策都是软弱的表现。例如，如果欧亚国或东亚国（不管哪一个）是我们今天的敌人，那么这个国家就必须一直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事实与之相反，事实就必须被更改。因此，历史不断地被重写。真理部每天都在篡改过去，这与仁爱部的镇压和间谍活动一样，对政权的稳定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