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超级大国敢于尝试任何可能招致严重失败的行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般是针对盟国的突然袭击。三个超级大国采取的策略一或者自称采取的策略一是一样的。它们的计划是，通过战争、谈判和适时的背叛取得一圈基地，将某一个敌国完全包围起来，然后与敌国签订友好协定，与之和睦相处若干年，使对方打消疑虑。在此期间，将装满原子弹的火箭部署在所有战略要点；最终同时发射这些火箭，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使对方没有还手之力。接下来就该与剩下的一个超级大国签订友好协定，以准备下一次进攻。不用说，这个计划纯属白日做梦，根本不可能实现。此外，战争从来没有发生在赤道和北极争议地带以外的地方院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入侵过敌国的领土。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超级大国之间的某些疆界是任意的。例如，欧亚国可以轻易地征服不列颠群岛，那在地理上是欧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大洋国可以把疆界推进到莱菌河甚至维斯瓦河。但这就违背了文化完整性原则，这是一个各方共同遵守，但从没正式阐述过的原则。如果大洋国征服了曾经被称为法国和德国的地区，就必须消灭当地的居民，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或者必须同化大约一亿人口，而这些地区的科技发展水平与大洋国不相上下。这个问题对所有超级大国都一样。为了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除了在有限的范围内与战俘和有色人种奴隶的接触之外，与外国人的接触必须绝对禁止。即使当前的正式盟国也会受到高度怀疑。除了战俘，普通的大洋国公民从没见过欧亚国或者东亚国的公民，学外语也是禁止的。如果人们被允许与外国人接触，就会发现他们是与自己一样的人，自己过去所了解的大多是假的。于是，人们生活的封闭的世界被打破了，原本支撑着士气的恐惧、仇恨和伪善蒸发了。因此，各方达成了共识，无论波斯、埃及、爪哇或者锡兰如何频繁地易手，除了炸弹之外，任何东西不得越过各国的主要疆界。
在这个认识之下是一个从未公开提到过的事实，各国对这个事实心照不宣，而且以此为行动的依据院那就是，三个超级大国国内的生活状况大致相同。大洋国的统治思想称为“英社”，在欧亚国称为“新布尔什维主义”，东亚国用的是一个中文名字，一般译为“死亡崇拜”，但也许“消灭自我”更准确。大洋国的公民不允许了解其他两种思想的信条，他们被教导要痛斥它们，说它们道德败坏，违背常理。实际上这三种思想没有什么差别，它们所支持的社会制度也没有任何差别。到处都存在同样的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崇拜一个神化领袖，由战争造成并且为了持续战争而保持下去的经济状况也一样。因此，这三个超级大国不但不能相互征服，即使征服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相反，只要他们持续发生冲突，就能像三捆麦穗一样相互支撑。这三个国家的统治集团照例同时了解并忽略他们的行为。他们毕生致力于征服世界，但他们也知道必须将没有胜利的战争持续下去。同时，因为没有被征服的危险，他们可以否认现实，而这正是英社和与之对抗的思想体系的特点。在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前面说过的话，战争的持续巳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战争的性质。
过去，战争从定义上来看是迟早要结束的，通常以明确的胜利或者失败而告终。过去，战争也是人类社会与物质现实保持联系的主要工具之一。每个时代的统治者都试图将错误的世界观强加给他们的追随者，但他们不敢鼓励任何有损军事实力的幻觉。既然失败意味着失去独立以及其他一些不良后果，那就必须认真防止失败。物质真相是不能忽略的。在哲学、宗教、伦理或者政治上，二加二可能等于五，可当人们设计枪支或者飞机的时候，它必须等于四。
实力不强的国家迟早会被征服，而提高实力是不允许有任何假相的。此外，想要强大就必须向过去学习，也就是要对过去发生的事有比较准确的认识。报纸和历史书自然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但是像今天这种篡改是不可能的。战争是理性的卫士，对统治阶级而言也许是最重要的卫士。当战争有输赢的时候，没有一个统治阶级能完全逃脱责任。
可是当战争绵延不断时，它就不那么危险了。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就没有军事需要这回事了。科技进步可以停止，最触手可及的事实可以被否认或者忽略。正如我们看见的那样，为战争而进行的那些所谓的科学研究实际上都是白日做梦，即使失败了也不要紧。效率，甚至军事效率，巳经不再需要了。在大洋国只有思想警察有效率。由于每个超级大国都是不可征服的，每个国家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任何倒错的思想都可以安全地实施。现实只在日常所需中体现出它的压力一人们需要吃喝，需要住房穿衣，需要避免吞食毒药或者从顶楼的窗户掉下去，诸如此类的需要。生与死，身体的快乐和痛苦还是有差别的，但仅此而巳。由于与外部世界失去了联系，与过去失去了联系，大洋国的公民好像星际空间中的人，分不清哪里是上，哪里是下。在这样的国家里，统治者有无限的权力，比法老或恺撒的权力还大。他们必须使自己的追随者不至于大批饿死，以免给自己造成不便，他们必须将军事技术保持在与对手相同的较低水平上，但是只要实现了这些最低目标，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歪曲事实。
因此，按以前战争的标准来看，这样的战争只是一个骗局。这就像发生在某些反刍动物之间的争斗，它们的角弯曲成了一定的角度，谁也伤害不了对方。但是，战争不是真的，却并非没有意义。它消耗了剩余的消费品，保持了等级社会需要的特殊心理氛围。战争现在被视为纯粹的内部事务。过去，各国的统治集团虽然认识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因而限制了战争的毁灭性，但他们确实你争我夺，胜利者总是将失败者掠夺一空。而今天，他们根本不再你争我夺。战争是每一个统治集团对自己的国民发动的，战争的目的不是占领领土，或者阻止对方占领领土，而是保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因此，“战争”这个词是个误导。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战争因为持续而消亡。从新石器时代到二十世纪初以来战争对人类施加的特殊压力巳经消失了，或者被别的东西取代了。如果三个超级大国不再相互争斗，同意永远和平共处，不相互侵犯，效果也一样。因为那样的话，每个国家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不会受外界危险的影响而变得清醒。真正永久的和平和永久的战争是一样的。这就是党的口号：战争就是和平的内涵，虽然绝大多数党员对此只有粗浅的了解。
温斯顿停了一会儿。远处又爆炸了一枚火箭弹。在一间没有电幕的房间里独自阅读禁书的喜悦还没有消退。他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孤独和安全，不知怎的混合着他身体的疲惫、椅子的柔软和从窗外吹来的拂面的微风。这本书使他着迷，更确切地说，使他感到安慰。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并没有告诉他任何新的东西，但这正是它之所以吸引人的部分原因。它说出了他想说的话，如果他能把自己散乱的思维整理出头绪的话。这是一个与他相似的头脑思考的结果，但那个头脑远远比他更强大、更有条理、更无畏。他认为最好的书应该告诉你那些你巳经知道的事情。他刚翻回第一章就听见了楼梯上朱丽亚的脚步声，于是站起身来迎接她。她把棕色的工具袋往地上一扔，就扑进了他的怀里。他们巳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见面了。
“我拿到那本书了，”他们分开时他说。
“噢，你拿到了？很好。”她不太感兴趣地说。她立即在煤油炉旁跪下煮咖啡。
直到上床半个小时以后，他们才再次说起这个话题。傍晚很凉爽，他们刚好可以把床罩盖在身上。从楼下传来熟悉的歌声和靴子摩擦石板的声音。温斯顿第一次来这儿时看见的那个强壮的胳来去去，要不是被衣服夹子堵着嘴，就是神气十足地唱着歌。朱丽亚侧身躺着，好像快睡着了。他伸手拿到了放在地板上的那本书，靠着床头坐了起来。
“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这本书，”他说，“你也要读。所有兄弟会的成员都要读。”
“你读吧，”她闭着眼说，“大声读是最好的办法。那样你可以边读边向我解释。”
钟的指针指着六点，也就是十八点。他们还有三四个小时。他把书搁在膝盖上开始读了起来：
无知就是力量
有史以来，可能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他们以很多种方式被进一步划分，拥有无数不同的名称，他们的相对数量和对彼此的态度也随着时代而变化院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从来没有改变。即使经过大规模的动乱和看似不可逆转的变化，总能回到同样的模式，就像陀螺仪不管怎么推总能恢复平衡一样。
“朱丽亚，你醒着吗？”温斯顿问。
“是的，亲爱的，我在听，继续念。说得真好。”
他又读了下去院
这三种人的目的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的是保住自己的地位。中等人的目的是与上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目的，如果他们有目的的话一因为下等人的永久特征就是被劳役所压垮，以至于只能断断续续地认识到他们日常生活以外的东西--就是消除一切差别，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因此，在整个历史上，一种大致相同的斗争不断重复。在很长时间内，上等人似乎牢牢地掌握着权力，但是迟早有那么一天，他们要么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要么失去了有效地统治他人的能力，抑或两者都有。于是，中等人将下等人招至麾下，打着自由和正义的旗号推翻了上等人。一旦达到目的，中等人就将下等人重新打回奴仆的地位，自己变成了上等人。不久，一个新的中等阶层又从其他某一个或两个阶层中分化了出来，斗争又从头开始。在这三个阶层中，只有下等人从来没有实现过他们的目的，甚至没有暂时成功过。如果说人类在历史上从未做出过任何实质性的进步，这有点夸张。即使今天，在一个走下坡路的时期，一般人的生活还是比几个世纪以前要好。但是任何财富的进步、态度的软化、改革或者革命都没有将人类的平等拉近哪怕一毫米。在下等人看来，任何历史变更只是意味着主人名字的改变而巳。
十九世纪晚期，很多观察家注意到了这种重复出现的模式。当时有一些思想流派将历史解释为周期性的过程，不平等是无法改变的人类生活规律。这个信条当然一直有它的追随者，但今天提出这种想法的方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过去，只有上等人才将对等级社会的需要作为自己的信条。鼓吹这个信条的是国王和贵族，以及寄生于他们之上的教士、律师之流，为了缓和这个信条，他们承诺今生的苦难会在死后进入的幻想世界里得到补偿。中等人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总是使用自由、正义或者博爱之类的词。而现在，人类大同的概念开始遭到还没有当权，但是希望在不久以后当权的人的攻击。过去，中等人打着平等的旗号革命，一推翻原有的暴政就建立一个新的暴政。现在的中等人实际上在革命成功之前就宣布要建立暴政。出现于十九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思想链中的最后一环，这一系列思想的起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古代的奴隶反抗，但是这个理论仍然受到了过去的乌托邦主义的深刻影响。然而在大约1900年以后出现的社会主义的每一个变种中，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目的巳经越来越公开地被抛弃了。在本世纪中叶出现的新的运动-大洋国的英社，欧亚国的新布尔什维主义和东亚国的一般被称为死亡崇拜的运动一都有意识地企图将不自由和不平等永久化。这些新运动自然都源于原来的那些运动，保留了原来的名称，但是对原来的意识形态口惠而实不至。而它们的目的都是阻止社会进步，将历史冻结在某一时刻。熟悉的历史的钟摆只继续摆动一次，然后便停止了。中等人照例推翻了上等人，自己取而代之；可是这一次，通过有意识的策略，上等人将永远保持他们的地位。
这个新的信条的产生，部分是因为历史知识的积累和历史感的增强，这是十九世纪之前没有的。历史的周期运动现在变得明白易懂，至少表面上如此；既然明白易懂就可以更改。但主要的潜在的原因是，早在二十世纪初，人类的平等在技术上巳经成为可能。当然，人的禀赋不同，所以职业必须专门化，以适合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但是阶级划分和财富差距巳经没有必要了。在更早以前，阶级划分不仅不可避免，而且颇为有利。不平等是文明的代价。然而，随着机器化生产的发展，情况不同了。虽然人类还是必须从事不同的工作，他们巳经不必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或经济水平上。因此，在那些即将掌权的新兴集团看来，人类的平等不再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而是一个必须规避的危险。在比较原始的时代，当公正和平的社会根本不可能实现时，人们很容易相信它的存在。数千年来，一个地上天国的理想一直萦绕在人们的想象中，在这个乐园里，人们亲如手足地生活在一起，不再有法律，也不用做牛做马。这个理想甚至吸引着在每一次历史巨变中受益的阶层。法国、英国和美国革命的继承者部分相信他们那些诸如人权、言论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空话，连他们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观念的影响。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所有主要的政治思想流派都是专制主义的。地上天国在可以实现的那一刻受到了怀疑。每一种新的政治理论，无论叫什么名称，都倒退到了等级制度和严密管制。自1930年左右开始，人们的观念普遍麻木了，一些早巳废弃的做法，有些甚至是巳经数百年不用的做法一非法囚禁、奴役战俘、公开处决、刑讯逼供、利用人质和流放全体居民--不仅再次涌现，而且被自认文明进步的人所宽容和扞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