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的各朝各代，能够控制军队的皇帝，恐怕没有几个，而忽必烈却有幸与他们为伍，他创置军队不仅有新意，而且掌握使用军队也很独特。所以帝国的“天下军马总数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枢密院官）里头为头儿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这在当时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而且边关的机密，朝廷中没有几个人知道，没有忽必烈的命令，一兵一卒也不能擅自调动。恐怕正是由忽必烈对大元帝国的军事机器的精密装配，才使元朝立足中原一百多年。这便是忽必烈祖述变通、勇于革新的第二大内容。除了以上改革之外，忽必烈这位从大漠走来的皇帝在发展生产与剥削方式方面的改革上也一点不逊色于其他有为的汉族皇帝。这一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忽必烈不仅赢得了广大汉人文士们的拥护，也得到了饱尝三百年战乱的中原各族以食为天的农夫们的拥护，因而，中原的人们承认了他“中国之帝”的身份。这就是他的重农政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不仅雷厉风行地在全国各地创置劝农一类的机构，派出官员们鼓励农桑，而且多次发布诏令，保护农业生产，还广兴军屯、民屯，颁布《农书》，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以指导民间的农业生产等等，都使被破坏或中断了的农业生产力得以恢复，使得农业经济继续向前发展。他的这项对农业生产方面的成功改革，使得后来的封建文人们，也不能不对他备加赞赏，这是一种操纵胜局力量的反映。
可见，做事要有“变换”的意识，不可认死理，这样有利于操纵胜算，把事情往明白处做。
39.根据角色需要变脸谱
月有阴晴圆缺，脸有喜怒哀乐。脸色是内心的表达，是内心的晴雨表。不同的人脸色不同，是因为心事不一。在古代，为人处世，需要应付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只有一手是不行的，必须做到红脸白脸都能唱，也就是一文一武、一软一硬，既刚柔相济，又恩威并施，相互包容，各展所长。《菜根谭》说：任何一种单一的方法只能解决与之相关的特定问题，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对人太宽厚了，便约束不住，结果无法无天；对人太严厉了，则万马齐喑，毫无生气。有一利必有一弊，不可能两全。
高明的人深谙此理，为避此弊，莫不运用红白脸相间之策。有时两人连档合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更高明者，可像高明的演员，根据角色需要变脸谱。
东魏独揽大权的丞相高欢临死前，把他儿子高澄叫到床前，谈了许多辅佐儿子成就霸业的人事安排，特别提出当朝惟一能和心腹大患侯景相抗衡的人才是慕容绍宗。说：“我故不贵之，留以遗汝。”当父亲的故意唱白脸，做恶人，不提拔这个对高家极有用处的良才，目的是把好事留给儿子去做。
高澄继位后，照既定方针办，给慕容绍宗高官厚禄，人情自然是儿子的，慕容绍宗感谢的是高澄，顺理成章儿子唱的是红脸。没几年，高欢的另一个儿子、高澄的兄弟高洋登基成了北齐开国皇帝。这是父子连档，红白脸相契，成就大事之例。朱元璋上台也想把这出红白脸之戏再演一回，可惜太子是一个心慈面善之人，他见父亲朱元璋大开杀戒，诛杀开国有功之臣，时常苦劝。为教育儿子，一天朱元璋准备了一个满带荆棘的木杖，扔到地上，叫太子去那里拿起。太子显得为难，朱元璋得意地教训他说：“你拿不了吧。让我把刺儿先替你修剪干净，再传给你，这难道不好吗？我如今所杀之人，都是天下最危险的人。把这些人除掉，传给你一个稳稳当当的江山，这是你的福分。”没想到太子并不领情，还说：“上有尧舜之民。”这话在我们听来是很有道理的社会互动理论，但在朱元璋听来，却是百分之百的屁话，气得他操起坐着的竹榻，向儿子砸去，两人你追我赶地在深宫大院中闹将起来，也顾不得什么体统和尊严了。儿子没等登基就死了，等到朱元璋长孙即位后，满朝的能人都被斩净杀绝，实在找不出“带荆棘”的人来对付燕王朱棣的“靖难之师”了。朱元璋的白脸唱过了头，后边的红脸也就无法唱了。
由此看来，要善于变化不同的脸色，既要有丰富的阅历，又要有很高的技巧，真正演好它需要花很大的功夫。从上面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精做事者，总是不断地因变换心事而变换脸色，以便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这种变脸角色，令人想到川戏变脸，那急如闪电的改换面具的招术令人叫绝。怎样变脸，才不为人察觉，这可是一门学问。
40.精于观察，长于变化
聪明人不仅聪明在脑子中，而且聪明在眼力上。我们知道，做人办事须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运作的能力。这两种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反映了一个人的素质和智慧。毫无疑问，善于观察，就会灵活出击，就能见缝插针，就会造势。那些善于谋事者均善长为此。古今能成大事之人，手笔自然恢弘，行事自然开阔。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这方面的高手。
胡雪岩的好朋友王有龄受到抚台黄宗汉的赞赏，并把催运漕粮的任务交给他去办。运送漕米本来是一项肥差，只是浙江的情况却有自己的特殊性。浙江上年闹旱灾，钱粮征收不上来，且河道水浅，不利行船，直至九月漕米还没有启运。同时，浙江负责运送漕米的前任藩司由于与抚台黄宗汉不和，被黄宗汉抓住漕米问题狠整了一道，以致自杀身亡。到王有龄做海运局坐办时，漕米由河运改海运，也就是由浙江运到上海，再由上海用沙船运往京城。现任藩司因有前任的前车之鉴，不想管漕运的事，便以改海运为由，将这档子事全部推给了王有龄。漕米是上交朝廷的“公粮”，每年都必须按时足额运到京城，哪里阻梗哪里的官员便要倒霉，所以，能不能完成这桩事，不仅关系到王有龄的前途，而且还关系到他的身家性命。但如果按常规办，王有龄的这桩公事几乎没有能够完成的希望，一是浙江漕米欠账太多，达30多万石之巨，二是运力不足，本来漕米可以交由漕帮运到上海，可是由于河运改成了海运，等于是夺了漕帮的饭碗，他们巴不得漕米运不出去，哪里还肯下力？到时你急他不急，慢慢给你拖过期限，这些人也该丢饭碗了。
然而这桩在王有龄看来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麻烦事，被胡雪岩一个就地买米之计一下子就给化解了。以胡雪岩之见，反正是米，不管哪里的都一样，只要能按时在上海将漕米交兑足额，也就算完成了任务。既然如此，浙江可以就在上海买米交兑，差多少就买多少，这样省去了漕运的麻烦，问题也就解决了。就地买米，解决漕运麻烦，严格说来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做生意，但从这里我们却看出来胡雪岩遇事思路开阔、头脑灵活，不墨守成规而能随机应变的本事。比如黄宗汉、王有龄以及浙江藩司等人，想到的只是漕米欠账太大，一时难以筹足，想到的只是漕米由河运改海运之后漕帮会作梗，即使筹足米数，要按时运达上海也难，就是想不到漕米改海运之后实际上为同时解决上面两个问题提供了契机。由于没有想到这一层，因而只能在那里一筹莫展干着急。究其原因，也就在于他们拘于漕米必需是由征收地直接上运的成法，而没有想到情势不同还可以有新的运作方式。
生意场上当然少不了如胡雪岩的思路开阔、不拘成法。后来胡雪岩借公家的银子开自己的药店，用苏州富家公子的资金办自己的典当行，都是他头脑灵活，随机应变的结果。胡雪岩说：“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就是会做生意。”说的就是做生意要不拘成法，灵活机动。上海之行，收获不小。公事方面，圆满完成了漕粮代垫；私事方面，汇了两万两银子到黄宗汉老家。黄宗汉异常满意，透出口风，要不了多长时间定有酬谢。向巡抚大人交了差后，王有龄松了口气，深感自己要做好官，离了胡雪岩实在不行，就有些感叹地对胡雪岩说：“我们两人合在一起，何事不可为？真要好好干一下。”胡雪岩便趁机对他说，立个门户，开家钱庄。现在因为打仗的关系，银价常常有上落，只要眼光准，兑进兑出，两面好赚，机会不可错过。开钱庄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代理道库、县库，公家的银子没有利息，等于白借本钱。他的计划是先把门户立起来，开张时弄得热热闹闹的，其实是虚张声势，内里是空的。等王有龄一旦放了州县，一切都变成了现实。
胡雪岩始终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灵活变化的运作力去办事，不拘一格，不守死法，手段多样，这为他成就自己的财富人生奠定了基础。
41.越有本事，越要有巧变之功
大千世界，总有一些人很有本事，做什么事都易如反掌，所以让人佩服。然而，这些人本可以把自己的本事显露出来，但是却常常掩藏自己的本事，为的就是避免给人造成威胁感。这种善用巧变之功，透露出一种灵活之计。
殷纣王不分昼夜地饮酒，白天也闭窗点烛，以日为夜，以至于忘记了时间，问一问身边的侍从，也都喝得稀里糊涂不知道，便派人去向担任太师之职的叔父箕子去打听。箕子说：“身为天下之主而自己和左右的人都忘记了日期，国家就很危险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而只有我知道，我也就危险了。”便推辞说自己也喝醉了酒，不知道日期。这则故事给人的教训是，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不要表现自己过于高明，掩藏自己的智慧和自己的能力，才可避免遭到猜忌。
但深藏不露不同于胆小怕事，它是对于真实感情的一种掩饰而不是扼杀，是为了保全自己而不是苟全性命，它的“不露”是暂时的，最终是要大显峥嵘的。
刘秀之兄刘是最早起兵反抗王莽的，威名远扬，众心拥戴，这遭到更始皇帝刘玄的猜忌，被无端杀害于宛城。此时，刘秀在昆阳取得了以数千之众战胜王莽百万之师的巨大胜利，他一听说兄长被害，立即返回宛城。面对有可能引来的牵连，他藏起他的复仇之心。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刘的下属向他表示吊唁，他并不同他们多说一句话，只是一个劲地责备自己，而对刚刚取得的昆阳大捷，也是只字不提，甚至不敢为刘服丧，饮食言语一如平常。这倒让刘玄有点过意不去，便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他为武信侯，以示安慰。刘秀就这样保全了自己。
其实刘秀是将仇恨压在心头，他经常暗中哭泣，泪湿枕席，决心为兄长复仇，最后终于取刘玄而代之。
无论何人，只要心中有“精明善变”四字，便多多少少练就察颜观色的本事，他们会根据你的喜怒哀乐来调整和你相处的方式，并进而顺着你的喜怒哀乐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你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意志受到了别人的掌控。如果你的喜怒哀乐表达失当，有时会招来无端之祸。
因此，高明的成大事者一般都不随便表现这些情绪，以免被人窥破弱点，予人以可乘之机。
西晋王朝的实际创立者——司马懿在《三国演义》里只有他才可以算得上诸葛亮的真正对手。就历史本身而言，司马懿在权谋方面堪称是第一流的大家，甚至比诸葛亮也有过之无不及。毕竟，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三国归晋”。
《晋书》评论司马懿说：“宣皇以天挺之姿应期佐命，文以缵治，武以枝威”。“雄略内断，英猷外决”。南宋陈亮也说：“魏之得天下，非司马不得安也。”的确，他“受遗二主，佐命三朝”，对内对外都显示了他杰出的才华；他对权术随心所欲的运用令同代人咋舌，他的识人用人，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也有很多的启示。
司马懿为人不仅多谋略，善于从全局的高度、长远的眼光考虑问题，而且行事乖巧，善权变，极其明显地展现出其机智的处世之道。司马懿的谋略，说到底就是一句话：“精于计谋，深藏不露，以柔克刚。”他对计谋之道的运用达到了非常高妙的境界，终其一生，不仅尽享荣华富贵，而且为子孙奠定了帝王基业。《老子·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水性至柔，它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但滴水却可以穿石，可以穿透天底下最坚强的物事。司马懿在精明谋事时，正是利用这一谋略，施用坚守拒战之计，“拖”死诸葛亮；韬晦示弱，一举打垮曹氏力量，终迁魏鼎。
据《三国演义》一百二回和一百三回载，诸葛亮第六次北伐，兵出祁山，进驻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在渭水之南。魏主曹睿命司马懿为主帅，领兵拒之，又以手诏赐懿曰：卿到渭滨，宜坚壁固守，勿与交锋。蜀兵不得志，必诈退诱敌，卿慎勿追。待彼粮尽，必将自走，然后乘虚攻之，则取胜不难，亦免军马疲劳之苦。计莫善于此也。
司马懿引兵渡渭，背水为垒以拒亮。他坚决贯彻曹睿“坚壁固守，勿与交锋”的作战方针，用“拖”的方法来对付诸葛亮。为什么司马懿要采取坚守拒战的对策呢？第一，蜀军处于进攻地位，并且粮草运输困难，利于速战速决；魏军处于防御地位，军粮充足，况且陇右战场，山高谷深，其地形利于守而不利于攻，所以魏军利在坚守持久，消耗敌人，拖垮敌人，最后战而胜之。第二，魏军虽然兵多粮足，但是有很大的弱点，就是司马懿用兵谋略远逊于诸葛亮。
据《三国演义》载，司马懿与诸葛亮交锋，多次失败是输在斗智斗谋上。第九十五回载，诸葛亮智设空城计，吓退曹兵十五万大军。后来司马懿明白中了计，仰天叹曰：“吾不如孔明！”第九十九回载，诸葛亮巧施退兵计，大破魏军。司马懿长叹：“孔明真有神出鬼没之计，吾不能及也！”第一百回载，诸葛亮妙用增灶计，唬得魏军不敢追击，蜀军顺利退兵，不折一人。司马懿仰天长叹：“孔明效虞诩之法，瞒过吾也！其谋略吾不如之！”由此可见，魏军的弱点，不在天时，不在地利，而在人谋，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司马懿心中是一清二楚的。这才是魏军坚壁不战的主要原因。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百余日，蜀军多次挑战，司马懿就是不出。诸葛亮拿他无奈，便采取激将法，派使者送一大盒给司马懿。司马懿当众打开一看，内有巾帼（妇女头巾）、妇人缟素之服和一封信。信中说：仲达（司马懿字仲达）既为大将，统领中原之众，不思披坚执锐，一决雌雄，乃甘窟守土巢，谨避刀箭，与妇人又何异哉！今遣人送巾帼素衣至，如不出战，可再拜而受之。倘耻心未泯，犹有男子胸襟，早与批回，依期赴敌。司马懿看毕，脸上不红不白，乃佯笑曰：“孔明视我为妇人耶！”命手下款待来使，绝口不谈军事，只假作漫不经心地随便询问诸葛亮饮食起居等日常琐事。使者回答：“丞相起得早，睡得晚，打二十军棍的处罚都要亲自处理。吃得也少，每天不过数升。”司马懿听了，回头对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原来，司马懿正是在这漫不经心的随便问话之中，套出了极重要的情报：在他坚壁拒战的方针下，诸葛亮的身体已经快被拖垮了。这就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坚守不战，拖垮诸葛亮。使者回到蜀营，向诸葛亮汇报了此事。谙葛亮听罢，长叹一声：“彼深知我也！”诸葛亮对司马懿包藏的奸心又何尝不明白呢？只是无可奈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