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的南京政权，并出任财政部长。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小妹。说实在的，两边都有后台。尽管他对蒋有气，思来想去，他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宋子文是有本事的，******挖墙脚也是有心计的。宋子文一旦成为蒋的人，便挖空心思为******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样，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自觉不自觉地同******的南京政权拥抱在一起。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的政权。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很得******的欢心，并把他当做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宋矛盾又尖锐化了。日本帝国主义在继“九一八”事变以后．又于1932年挑起了“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中国第19路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在被炸毁的废墟里挖壕据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每一寸土地。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增援，19路军的官兵遭到很大的伤亡。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在此之后，宋子文同******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分歧。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时，******就准备了浩大的费用，并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宋子文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宋和蒋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1932年6月初，******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增加到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费用，这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计划流产，而且又要发行新公债。宋子文反对******将19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反对更多的借款，实际上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通电所述，是防止内战。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但是，******一意孤行，坚持采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19路军调走的做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提出辞职。这时候，孔祥熙在欧美尚未归国。******又感到宋子文筹款有方，便再三加以挽留。结果，他们互相作了妥协。宋子文同意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之职，******则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并且宋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入支付一部分军费。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的阻挠，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一仗也未打。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堂而皇之的理由，到美国去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话不投机，******也没阻拦。
在这场矛盾中，孔祥熙更加受到******的重视。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地位显赫。但是，他们在同******的关系上却有差别。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他对蒋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与蒋的关系更亲密。而宋子文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宋子文自恃不仅是******的大舅子，还是先总理孙中山的小舅子，两朝国舅的身份，使他有时很不把蒋放在眼里，他认为对的，就只管铁心坚持，任******说好话拍桌子都不管用。这让******感到头疼又无可奈何，从心里说，******非常需要孔祥熙的殷勤和驯顺。
对政坛每一丝变动，宋霭龄都是十分敏感的。此时她的心情又复杂起来：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大弟，显然大弟受了委屈，她还是十分同情的。忙问：“子文现在在哪里？”
“他向委员长提出，要出国4个月，不知准备得怎么样？”孔祥熙道。
“我得看看他去。”宋霭龄边说边站起了身。
“你看几点啦？都到12点了。”祥熙提醒她。
“那我明天去。”
宋子文继续控制中央银行算盘落空，
孔祥熙为己为蒋不惜把国家钱袋子掏空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点，宋霭龄给子文挂了电话。也许是故障，不通。于是，她便叫了随从和司机，驱车匆匆向子文官邸驶去。事不凑巧，子文驱车刚刚离去，霭龄很是扫兴。当晚又来，再次扑了个空。因事务缠身，一周后再来，子文已去了机场。霭龄驱车去追，赶到机场时，子文的座机已经起飞。那机尾的红灯在夜空中，给霭龄留下了若明若暗的光曦。霭龄落泪了，祝愿大弟心宽体健，一路顺风。
其实，霭龄这时对子文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宋子文的中央银行总裁是主动所辞，由孔祥熙出任也是由子文请行政院长汪精卫保荐的。他的算盘是自己和******越闹越僵，为了保住财政部长宝座，把中央银行总裁一职让出去，而且要让给自己的亲戚、对******恭顺听话的大姐夫，一来可以让******通过比较信任的孔祥熙了解财政金融的实际情况，二来中央银行的原班人马都是自己的班底，孔祥熙为人谦和，不愿发生矛盾，仍可由自己暗中控制。这可以从3月5日宋子文发给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的电文中看出。电文说：
陈副总裁鉴：可密。译转胡笔江兄鉴：弟辞中央银行总裁职，于财政金融有益无损。一切仿照原定计划进行，请转告寿民、孟嘉诸兄为祷。
弟子文，歌。
当时胡笔江、唐寿民、胡梦喜均系宋子文的主要谋臣策士，也是宋的心腹大将。宋叫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转告他们，一切仿照原定计划进行，就说明他开始并没有辞去财政部长的打算，而且想继续利用原班人马控制中央银行。同一天，财政部次长徐堪也给心腹人马发出电报，进行布置。徐的电报是：
陈副总裁鉴：可密。部座本日中政会提出辞中央银行总裁职，并请汪院长保荐孔庸之先生替代，其目的大概俾各方明了财政状况，不致仍然要求增加经费。请转告馥荪、公权、淞荪、孟嘉诸兄为祷。
弟堪，歌。
宋子文辞职的用意在这些密电里已表明无遗，可惜他的算盘并不是每一次都拨得准确无误。他的辞职，既没有让******因此停止要求增加军费，也没能让看似好好先生的大姐夫孔祥熙照着他的事先安排行事。
孔祥熙平时嘻嘻哈哈，看上去好像心无城府，实际上却精明到了老谋深算的地步。他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是首先借机加强自己在天津设立的裕华银行。
5月15日，孔祥熙就示意留任的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密函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李达，与裕华银行保持特别联系。陈行虽受宋子文所托，要他照原计划办事，但他已经明白，宋子文这一辞职，短时恢复已不可能，要在中央银行继续干下去，必须讨得孔祥熙的欢喜。何况宋霭龄手段高明，几下子就把这帮人抓到手里，陈行当然不敢也不肯违背孔祥熙的意旨，立即给李达发去了密令。
李达自然也不肯得罪新任总裁孔祥熙，马上给陈行复电，表示了自己对孔祥熙的私人银行将予特别关照。他的电文是：
健公（陈行字）副总裁钧鉴：顷奉本月15日钧函，敬悉钟切。温君襄忱，前曾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现达极为相熟。此次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仍常晤聚。总裁于该行（裕华银行）既甚注意，遵当与该行特别联系。至推行钞票一节，容俟温君到津，即与之面洽，再行函报。
孔祥熙少年知己五叔孔繁杏曾在天津裕华银号任职，孔祥熙在国民政府任职后，即把裕华银号改为山西裕华银行，作为他自己私人开设的银行，与铭贤学校并列为他本人创业的基础。实际上山西裕华银行规模很小资力也很薄弱，主要是依靠孔祥熙当上中央银行总裁后的关系，利用中央银行的扶持，逐步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开始后，山西裕华银行迁往重庆。孔祥熙对裕华银行并不避讳，而且津津乐道，显示他家早已开设银行，他自己早就是银行资家。
孔祥熙上任后的第二把火，就是克尽所能，为******筹措战争经费，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将近赤字1200万元。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讨论了筹措经费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发行1亿元新公债。接着，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有多久，就被******用去购买打内战的军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发行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这些钱都被用来进行反革命“围剿”。孔祥熙为******筹措经费的“锦囊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益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得到了充足的反革命“围剿”的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工农业生产则更加陷入困境。一位有识之士当时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很快，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
一个时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这股萧条之风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工业国家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储备。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
同时，大量银元外流，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以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名义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公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白银外流的现象受到了遏制。
孔祥熙将中央银行看成是******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他让中央银行享受了多种特权，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关金券供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赚了一大笔钱。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祥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平常，孔祥熙一个劲地支持中央银行在金融界大捞特捞。这次由于债券市场急剧缩小，孔祥熙不得不打出中央银行这块王牌。他命令中央银行大量吸收公债将相当一部分赢利给南京政府贷款。政府依靠中央银行吸收公债勉强支撑了一阵，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