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的是，早已初成气候的十三行商人迅猛壮大，他们初则偏居南国一隅，随着外贸规模之扩大，渐渐成为一个足以与晋商、徽商相抗衡的重要商帮。
在十三行历史上，出现了众多杰出的、具有国际视野和运营能力的外贸商人家族。在早期，声名最隆者，是潘启家族和他的同文行。
潘启（1714－1788），又叫潘振承，是福建漳州人氏，早年家贫，靠积蓄购置了三只私人小帆船出南洋做生意，往来三次，稍有积累。后来，他到了广东，在陈姓洋行中做经理，因才干出众，深得主人欢喜，陈氏年衰归乡后，把整个生意都盘给潘启，到30岁那年，他向粤海关申请，开出了同文行。
从年纪和资历来看，潘启不是第一代行商，不过，正是在他这一辈，把事业做到了风生水起。十三行商人的公行自1720年成立之后，曾经历过几次废立，到1757年，广州被确立为“一口通商”的地位，潘启敏锐地抓住了大爆发的机遇，他于1760年联合其他八家洋行向政府呈请复组公行，作为发起人，他被举荐为公行的第一任“商总”，在中方文件中他被称为“首名商人”，英国东印公司则认定“他是公行的大人物，行商中的巨头。”
在经营上，潘启精于计算又非常敢于投入，是一位经商的天才。
据潘氏后人编著的《潘同文（孚）行》一书披露，潘启因出过南洋，所以会讲西班牙语、英语和葡萄牙语，甚至能用外文写信，在美国的博物馆中还存有一封潘启用西班牙文写的信函，其笔触流畅，显然精于书写。因语言上的无碍，让潘启获得了更多的商业机会，时人称，“夷人到粤，必见潘启官。”【姓名中带一“官”字，是广东一带对男士的尊称。关于十三行商人的记录，多存于外商信函和报告中，他们均以“官”字缀之，如潘启官、卢茂官、伍浩官、叶仁官、刘章官等等。甚至一个家族，只以一个名字记录，潘启之子潘有度，被写成潘启官二世，有度之子潘正炜，是潘启官三世】
18世纪中期之后，正值“康乾盛世”的上升阶段，来华外国商船大增，英国东印公司因国势强大而渐渐成了对华贸易的主角，潘启与东印公司达成了战略合作的关系。在当时的对外贸易中，茶叶是第一大宗商品，而茶叶贸易最大的风险是受潮霉坏，行商与外商常常就责任问题纠缠不清，潘启作出一个很冒险的决定，承诺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如数接受茶叶的退货。为了保证的质量，他还在茶产地福建武夷山拥有大片的茶园，自产自销，严管流程。在当时的欧洲市场上，只要贴有潘家“同文行”字样的茶叶就是品质的保证，可以卖出高价，英商在信函中写道，“在整个贸易过程中，潘启官从未有过掺杂欺骗行为，他的作为是诚实的。”
同时，精通官场潜规则的潘启又在官商关系的处理上游刃有余，他通过行贿的方式从粤海关获得超定额的生丝出口特许，外商几乎无法从其他地方找到货源。《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就记录了这样一件事：1781年12月，有一位海关监督新官上任，他规定每艘洋船出口生丝不得超过100担，这让东印公司非常紧张，可是很快潘启就拿到了大量的生丝特许额度，因为，“他为此又付出了4000两银子”。
潘启还非常善于接受新的商业观念。英国东印公司在对华贸易中使用了汇票制度，潘启目睹这种新的金融汇划结算方法的优点，便大胆引入到经营运作之中。在1772年，同文行在一笔巨额生丝贸易中，第一次接受英方的建议，使用伦敦汇票接受货款，这对于只知以现银为支付手段的中国商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同文行的示范下，到1823年前后，异地汇票在英美对华贸易中已得到普遍的使用。
如此精明大胆、善于钻营又敢于接受新事物的潘启很快成了行商中的老大，同文行售出的茶叶和生丝总量超过了东印公司采购量的一半，因此也获利最丰。
在出任公行的“商总”之后，为了维持和巩固行商的垄断地位，潘启又着力推动了两个制度的确立。
其一是保商制度。1775年（乾隆四十年），粤海关规定外船驶入广州时，必须有一位十三行商人予以担保，凡入口税均须经行商之手，行商承担的责任还包括：商品价格的制订，为外商代缴关税，代精英贸易事务，负责管束洋人行为等等。如果外商在华期间有任何违法行为，海关将对行商实施追究。这种独特的保商制度让十三行商人成为政府与外国商人之间的一个“媒介”，其职责加大，与政府和外商的关系进一步紧密，而权力和获利能力也随之迅速膨胀。
其二是“公所基金”。1776年筹建的这个基金规定，公行的每个成员要把他贸易利润的十分之一交作基金，在必要时用于互助和应付官方的勒索。到1780年，公行还以附加税的方式向外商征收百分之三的“规礼”。
潘启在商业上的卓越才干，让他在二十余年中一跃而成为中国南方最富有的商人，到他去世时，家族资产已超过1000万两白银。在英国东印公司的历史档案中，一再出现对他的高度评价，他们认为潘启“调度得法，是一位最可信赖的商人”，又称“他的能力与官员的关系，使他成为此处最有用的人。他善于玩弄权术，多年来曾给大班以极多的帮助与麻烦。”1776年，东印公司的职员还在一份报告中写道：“这时我们见到一种新现象，即我们已经发现高级商人，他们善于经营，坚持要获得好的价钱，但当价钱已达到极限时，他们立即让步，尊重他们的对手大班，而大班亦尊重他们，从这个时期起，双方不断冲突，但在整个过程中又是亲密的朋友。”
十三行商人的崛起，是清代企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在17到19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帝国以独特的外贸授权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了国际贸易的主动权。而作为这一制度的惟一受益集团，十三行商人因此获得了惊人的财富，他们与北方的晋商、长江流域的徽商并列，号称“天子南库”。
同时，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十三行商人就带有鲜明的官商特征。从资产所有权来看，他们属于自由商人，但实际上受到官府的严密控制和盘剥，这与晋商、徽商相比，几乎如出一辙。精明如潘启，为了保持生意上的特权，也不得不多次向政府捐献银两，得到了一顶三品官的顶戴，他有七个儿子，长子潘有度随他经商，次子潘有为则被安排苦读诗书，后来终于考中进士，当上了内阁中书，算是在官场内撑起了一架保护伞。台湾学者陈国栋根据官方档案统计，从1773年到1835年，十三行商人向朝廷“主动报效”或“捐输”了508·5万两白银，而这仅仅是见诸史册的记录罢了。台湾学者陈国栋因此评价说：“对绝大多数行商而言，破产根本是必然的，早在他们一当行商的时候就已注定了。”
从这三大商帮的行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进入17世纪之后，中国的工商业已经深深地陷入到了官商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这是一种在运作设计上十分精致、在伦理上实现了“自我论证”的中国工商模式。
在所有对华开展贸易的西方列国中，其兴衰起伏，又与它们各自国力的变化有关。在十七世纪初期，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人以及葡萄牙人是最活跃的主角，随后，它们被英国人超越，进入十八世纪的后期，来自北美的美国商人成了新兴的一支力量。
与英国人相比，美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则要晚了将近一百年。1784年2月，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商船从纽约港出发，横渡大西洋，绕道好望角，经印度洋、太平洋，于8月28日抵达广州，商船的船长是约翰·格林。
此时的美国刚刚结束了历时八年的独立战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事件又与那家著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有关。早在1773年，东印公司游说英国政府，成为英国在北美地区的利益总代理人，它获得了销售中国茶叶的专利权，禁止殖民地商人贩卖“私茶”。这一法令引起北美民众的愤怒，终于引爆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这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线。美国宣布独立后，英国为了报复，取消了美国在英帝国范围内所享有的一切贸易优惠，禁止美国船只进入英国的主要海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