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一上任就采取了一系列的赏罚措施。他让人在南门外设置了一根测量日影的标杆，然后在全城张贴告示：如果谁能将南门外的标杆拔掉，就让谁担任长大夫。百姓看到后，竟没有人相信，一天过去了也没有人去碰那根标杆。
最后，终于有人按耐不住地说：“我试一试，即使得不到奖励，也没有什么损失。”说罢，他前往南门拔掉了标杆，然后去拜见吴起。吴起亲自出面接见了他，并让他做了长大夫。
当时，秦国有个小亭子临近魏国，魏国边境上的百姓常常受到亭中秦军的骚扰，但是为了这么一个小亭，又不值得专门征兵。吴起想了一个办法。他在北门外放了一辆车，然后下令说：“有谁能将此车推到南门外者，赐之于良田房宅。”
百姓们都想：“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车在那里放了好久也没人去推。后来终于有人将车推到了南门外，吴起果然赏给了他良田房宅。
接着，吴起又下令说：“明日攻打边境的那个小亭，谁先登上小亭，官至国大夫，并赏赐良田房宅。”
第二天，人们争相攻亭，顷刻间便把小亭占领了。
吴起十分重视赏罚，魏武侯曾经问吴起道：“严刑明罚，足以胜乎？”
吴起答道：“严明之事，臣不能悉。虽然，非所恃也。夫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动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此三者，人主所恃也。”
武侯又问：“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
吴起又答道：“对有功的人进行奖励，对无功的人进行激励，对犯错的人进行惩罚。”
魏武侯按照吴起的办法奖励了有功之士，对作奸犯科者统统进行了惩罚。三年后，秦国入侵河西，魏军个个奋勇争先，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还有一次，吴起率军与秦交战，还未下达进攻的命令，一位勇士就冲入了秦军，斩获了对方首领。吴起虽爱惜此将，但为了严明军纪，忍痛把那位勇士斩了。全军上下纷纷劝诫说：“此勇士，不可斩。”
吴起说：“他虽然是英勇无敌之将，但不能听从军令，必须斩之。”
全军上下为之肃然。
其实，罚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将帅之所以严格赏罚，为的是加强对士卒的教化，使其能明白赏罚规章。
天子犯法，与民同罪。虽然这只是广大人民的愿望，在历史上很少被得以实施，但他树立了一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商鞅决心变法从而惩罚太子之师的行为，就是这种理念的真实体现。
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正式开始。当时，商鞅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改革措施，对故有的旧制度产生了冲击。为了提高秦军的战斗力，商鞅否定了世卿世禄制，建立了新的军功爵制度。
新法规定：凡事没有为国家建立军功的旧贵族，不能列入宗室贵族的属籍，不得继续享受贵族特权，不得无功受禄；还规定重赏有功的将士，军功大小，不再按出身，而是按照在战场上斩杀敌人的数量来评定，官爵也按军功大小授予。
商鞅根据“劳大者其禄厚，劳多者其爵尊”的原则，建立了一套新的军功爵制。军功爵位共有二十级，最低的一级为“公士”，最高一级为“彻侯”。根据爵位高低授予种种封建特权，包括占有耕地、住宅、衣服、车马等。
商鞅的改革触及了很多人的利益，所以改革初始就遭到了很多方面的反对，但商鞅一心为改革，全然不顾个人的安危，与反对派进行了一场不懈地斗争。
当时的太子有两个老师，一个叫公子虔，一个叫公孙贾，这两个人都是贵族，商鞅的变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这不禁使两人对商鞅耿耿于怀。他们天天在太子面前说商鞅的坏话，诬陷说商鞅大权在握，正在收买人心，图谋不轨，太子相信了他们的话，感到自己国君的地位受到了威胁。
于是，在两个老师的怂恿下，太子在秦孝公面前狠狠地告了商鞅一状。秦孝公对商鞅很是信任，他对太子的这种攻击新法的行为很是恼怒，遂把他训斥了一顿，然后交给商鞅依法处治。
商鞅为难的想到：太子犯法，按法律应当腰斩。可是，太子是储君，是未来的皇上。哪里有臣下治皇上之罪的道理呢？可是，这次如果不处理，那么谁都会来攻击新法，非但朝廷的威信会一落千丈，新法也有夭折的危险。这是个树立威信的好机会，况且如果王子犯法不予追究的话，那还谈什么变法呢？
最后，商鞅决定执行法令，但考虑到太子身为国君的继承人，毕竟事关重大，不能使其负法律责任。他下令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以杖刑，公孙贾黥面，以示天下。后来，公子虔又一次犯法，商鞅毫不留情地割掉了他的鼻子，百姓为之大悦。
就这样，新法在秦国得到普遍推行，人人遵纪守法，甚至连妇女和孩子都在说商鞅的变法。
商鞅的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实施，一是因为他不畏困难、不怕权贵的精神，二就是因为他赏罚分明，广得人心。
一代名相诸葛亮是个很精通于赏罚之道的智者，他起用“败军之将”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公元228年，诸葛亮为实现统一大业，派马谡统军北伐曹魏。在街亭一战中，马谡布兵失误，导致蜀军大败。马谡弃军而逃，而副将王平却镇定自若，率领余众在山下坚持奋战。魏将见主将马谡败逃，而副将却在山头擂鼓，怀疑有伏兵，不敢追击蜀军。王平率部队且战且退，最终安全地返回大营。
为整顿军纪，诸葛亮挥泪斩了马谡，并自贬三级以示惩戒，而对王平则大加奖赏，以表彰他指挥若定，调度有方之功。这时有人不解的问诸葛亮说：“败军之将，有何战功可言？”
诸葛亮说：“败军之将，革职斩首，罪有应得，而王平身为败军之副将，战前力主良谋，后又面对危局，力避损失，化险为夷，全军而退，升赏亦当。”
众人闻言，皆点头称是。诸葛亮决定从此重用王平，升他为讨寇将军，封亭侯。王平感激诸葛亮知遇之恩，统领蜀军屡次北伐，调度有方，曾多次大败魏军，成为蜀汉的一位名将。
赏罚分明则上下臣服，上下臣服则天下安定，统治者惟有实行赏罚公正的奖惩制度，才能得到军队和百姓的拥护。赏罚分明才会天下安定！
权修第三
[原文]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
以上摘自《管子》第一“权修第三”
[译文]
一年的计划，最好是养育五谷；十年的计划，最好是养育树木；终身的计划，最好是养育人才。一种一收为养育五谷，一种十收为养育树木，一种百收则为养育人才。我如果注重养育人才，那就会收到神奇的效果，办事有如神助，只有成就王业的人才懂得这个道理。
[实例应用与分析]
人才为本事半功倍
“《管子》第一”中的上文部分表述了管子对人才的重视，“一种一收为养育五谷，一种十收为养育树木，一种百收则为养育人才。我如果注重养育人才，那就会收到神奇的效果”，说明了人才的重要和神奇。
“办事有如神助，只有成就王业的人才懂得这个道理”，则说明要想成就王业，就必须仰仗人才，有了人才办事才能收到神效。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人才为本事半功倍”。
管子说的对，“十年的计划，最好是养育树木；终身的计划，最好是养育人才。一种一收为养育五谷，一种十收为养育树木，一种百收则为养育人才”，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好的人才必是无法成事的，可以说，人才是成事的必要前提。
并且，如果以人才为本，还往往能够事半功倍，获得意想不到的大成功。
善于发现人才者事业顺，善于使用人才者事业成。曾国藩的用人求才，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而他取得的成就则是对他如此苦心孤诣的最好回报。
曾国藩之求才，可谓什么手段都用，他或是结以交情，或是待之以诚，或是感动其心。他每到一处即广为问询，遍寻当地人才，他的幕僚中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都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
甚至在与捻军作战时，曾国藩还不忘招揽人才，他的“告示”中列有“询访英贤”一条，曰：“淮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
薛福成看到告示后，进入幕府，成为曾国藩进行洋务运动的得力助手。曾国藩与人谈话、通信，总是殷勤地询问其地是否有人才，一旦发现，他便会千方百计的将此人调到自己身边，他幕府中有许多人都是通过别人推荐而来的。
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以免因自己一时失言或处事不妥而失去人才，曾国藩力克用人唯亲之弊，同时他还自强自励、刻刻自省。
毛鸿宾当上湖南巡抚以后，曾向声望日著的曾国藩请教湘政。曾国藩在回信中把物色人才放在首位，他说：“湖南近年兵勇散布各省，颇有人才渊薮之称。方今四方多难，纲纪紊乱，将欲维持成法，似仍须引用正人，随事纳之准绳，庶不泥于例，而又不悖于理。湘中统将，多宜力于外省，本境反有乏才之叹。不特阁下用此为虑，鄙人亦增内顾之忧。兵可以磨炼而成，欲求将才之辈出，不能为未雨之绸缪。”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他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李鸿章就曾称赞他道：“持己之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昂。终奠九士，踣此狂丑。”
人才就是财富，多么英明的帝王都不是完美的，他们都需要在贤才的辅佐下才能把国家治理的更好。不重视人才的培养，最终必会一事无成。
人才一直是历代帝王争相挖掘的财宝，国家有了人才，方可法纲完善、秩序井然，在他们的辅佐下，君主往往更容易推行一系列的仁政，国家也就容易走上大治。
唐太宗擅长用人，人人皆知，他广开才路、任用贤能，缔造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盛世。在他手下，既有隋炀帝的旧臣，也有起义军的首领，甚至有先太子建成的谋臣，但只要是贤能，他都予以重用。
一代名相魏征在李世民继位之前，就曾是太子建成的谋臣。
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时，魏征深感他是建成的威胁，曾多次劝建成废除秦王，并亲自参与了杀害李世民的密谋。后来，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时杀死了李建成，夺取了皇位。很多人认为此时魏征必死无疑，而李世民却看重魏征的卓识与才能，不但未加害于他，反而封他为谏议大夫，不久又提为他宰相。
长孙无忌是皇后的哥哥，外戚掌权历来是让皇上顾虑的，所以皇后和无忌都要求避嫌，再三请求当一个没有实权的官衔。但李世民不允许，他坚持任命无忌为宰相，并对他说：“长孙无忌文武兼备，我选拔的是人才，不是妻舅。”
无忌深受感动，他勤勤恳恳扶持李世民，政绩卓著，堪称一代贤相。
唐太宗以人才为本、不计前嫌、不拘一格，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人才得到挖掘和使用。集思广益，众人拾柴火焰高，唐朝能够在他的统治下走向振兴也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历史上许多君王深知人才对国家的重要性，为了得到人才，他们宁愿放下架子，不惜用厚礼去相邀名士，甚至亲自登门相请。国家有如此求贤若渴的君王，何谈不能兴盛呢！
商是夏王朝的一个属国，夏王桀荒淫无道，大失民心，而商王成汤广施仁义、礼贤下士，他听说伊尹是个贤能之士，就派人带着厚礼前去相请。伊尹每日躬耕劳作、潜心读书，对做官之事毫无兴趣，他婉言谢绝道：“我只是一个农夫，自耕自食，不懂国家大事，请大王另谋良臣吧。”
成汤对此并不灰心，他又派使者带更多的礼物前去相请。伊尹这次感到有些惶恐，但仍然推托道：“我只是一个庄稼汉，没有一点功劳，怎么能无故收受商王的礼物呢？”
成汤碰了两次壁，仍旧不灰心，他坚信只要有诚意，就一定能打动伊尹。于是，他带着更珍贵的礼品亲自去请伊尹。
伊尹早就听说成汤宽厚仁爱，礼贤下士，现在看到他屈尊前来，不禁深受感动，他决定助成汤一臂之力。
成汤任命伊尹为相，伊尹帮成汤发展农业，屯集粮草，铸造兵器，加紧操练兵马。
公元前711年，成汤联合各诸侯，兴师讨伐夏王桀。夏王桀被俘，夏朝随之灭亡。各路诸侯推举成汤为天子，建立了商朝。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为了得到心仪的人才，就该放下帝王的架子，用诚心去感动对方，只有这样，那些贤才智士才会真心地前来归附，这往往是成就大业的前提条件。
人才是君王的左膀右臂，没有人才，一个国家就谈不上繁荣昌盛。为了获取人才，历史上有些君主用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由于他们的诚意，各种人才都愿意为他们效力，商王武丁就是位爱才敬才之人。
继伊尹之后，商朝又出现了一位贤相，这就是傅说。而他的伯乐就是商王武丁。
商王武丁继位后三年不理朝政，他将国家大事委任给手下的大臣处理，而他则趁机观察国内的局势，并四处寻访贤士。他发现奴隶傅说颇有才能，想任他为相，帮助自己治理国家，但是傅说出身卑微，启用他必会招来非议，于是，武丁想出了一条妙计。
一天晚上，武丁入睡后，突然大笑不止，手下人以为他在梦中笑醒，连忙向他道贺。武丁微笑着说：“商朝振兴有望了！刚才我梦见先王商汤给我推荐了一个大贤人，名叫傅说，你们赶紧去把他给我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