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的大臣王衍，自幼便很有君子之风。朝中显贵杨骏很喜爱他，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王衍却以此为耻，故意装疯把这门亲事推掉了。晋武帝知道后对手下说：“王衍有这样的好品德，现在世上无人可及啊！”
后来，王衍做了大官，品行却渐渐腐化变质，开始走向堕落。甚至发展到用自己有君子之风的招牌来谋取升官资本的地步，当时迷惑了不少人。
一次，在一个宴会上，王衍又口若悬河，大讲君子之道，一位了解他的人实在无法忍受他的虚伪，越听越气，竟操起盘子砸在了他的脸上。那人生气的对王衍说：“你贪恋富贵、爱慕虚荣，早就不是什么君子了，还有脸在这里装腔作势吗？你这样做，不知道要害多少人呢！”
王衍心中愤恨极了，表面上却装作没事一样，一声不响地离席而去。在场的人都认为王衍很有气量，举荐他的人更多了。王衍的官职也是屡屡高升，身后有许多人追随他。
在朝中，王衍是个榜样人物，可在背地里，王衍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模样。他对妻子说：“要想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就不能靠蛮力争夺。我有君子的名号，好事就一个接一个来了。你在外也要有所掩饰，对于钱物的追求不要过于露骨。”
东海王司马越当政时，王衍为了自保，推荐自己的弟弟王澄做荆州刺史，族弟王敦做青州刺史。他表面上说这是为了保卫朝廷，私下里却对两人说：“你们在外，我在京城，这就是狡兔三窟。一旦有难，我们也好有个照应。”
王衍把朝廷上下都给欺骗了，他被视为国家栋梁，并被委以重任。石勒大军前来进攻时，王衍被任命为领军元帅，前去抗敌。此时，他的无能才彻底暴露了出来，最终晋军全军覆没，王衍被俘而死。
王衍靠欺骗盗取功名，这就是逆了天道。逆道而行，就是违背了规则，做事违背了规则，迟早都会失败。
顺天道行事，人道在先。如果连最起码的仁义道德都不具备，就谈不上顺天道，陈友谅残害异己，丧失了人性，也就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元朝末期，陈友谅追随徐寿辉起兵造反。他逐渐博得徐寿辉的信赖，当上了大将。官职在他之上的倪文俊却瞧不起他，动不动就辱骂他，陈友谅对他怀恨在心，想杀了倪文俊。
陈友谅的手下劝他道：“你的毛病，倪文俊说的不错，你就当他是为你好，没必要和他过不去。做大事要有大气量，这点小事若不能忍耐，只怕以后难以服众。”
陈友谅对此一点都不以为然，还是想寻机除掉倪文俊。后来，他兼并了倪文俊的军队，实力大增，对别人更不放在眼里了。
另一位大将赵普胜看不惯陈友谅的为人，始终不肯与之为友。陈友谅就伺机攻打他，又有人劝他道：“你四面出击，谁都想攻打，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真心为你卖命了。如果你们自相残杀，敌人便有机可乘了，我们离失败也就不远了。这个时候，你应该广结人缘，不要四处树敌。”
陈友谅依然我行我素，他设计杀了赵普胜，更为严重的是他竟把首领徐寿辉也害死了，将士为此都感到心寒，士气大落。
最后，陈友谅被朱元璋打败，他自己也丧命了。
朱元璋的实力本不如陈友谅，是陈友谅不顾团结而使自己四面楚歌，他处处排斥异己，而且心狠手辣的作风把自己送上了绝路，这就是违背天道的结果。
许多人求功心切，为了达到目的，不惜损人利己，其实，这种做法也是大错特错的。如果一个人极端自私，为了个人利益而逆了天道，那么人们就会和他过不去，总有一天必将招来祸患。
东汉末年，奸臣当道，董卓篡权，他废掉了汉少帝，扶持年仅九岁的刘协上台，号汉献帝。
董卓在朝内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他对心腹说：“我现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接下来我要再控制全国的财富。权利和财富一样都不能缺少，否则就要受制于人。”
董卓遂派人把秦始皇在长安所铸造的铜钟、铜马等熔化并重新铸成钱币，使货币贬值，他从中牟取暴利。
董卓又组织了一支五千人的骑兵，专门掠夺大户人家的财富。他还让人挖陵盗墓，窃取陵墓中的陪葬财物。他连汉灵帝刘宠的文陵都不放过，拿走了墓中所有的珍宝。东汉诸帝的陵墓及公卿墓冢，大都被他盗取一空。
这时有人劝董卓说：“你要征服天下，有钱有权还是不够，如果没有仁义，天下人就不会心服。你做的太过分了，人们只是敢怒不敢言而已，如果哪天有机会，他们一定会群起而攻之。”
董卓听后却骄横地说：“要想有权有钱，讲仁义怎么能实现呢？我现在只恨权钱还是不多，哪管仁义多少呢？”
随后，董卓更加恣意地横征暴敛起来。他征集了几十万民众，在郿县为自己建造了一座行宫，取名“郿坞”。郿坞中存储黄金、白银各几万斤，堆积着无数的珠宝锦缎，还有足够军队食用几十年的粮食。
有了这些积蓄，董卓便更加狂妄了，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对众人说：“我若取皇位成功，凭这些东西足可称霸一方。万一失败了，守在这里也是吃穿不愁，富过帝王啊！”
他的心腹提醒他道：“争夺天下，东西虽不可缺，但若只凭这些，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人心不能用钱财去收买，你应该实行仁政，这才是当务之急啊。”
董卓仍是听不进忠言，但他自知作恶太多，所以时刻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严加防备，即便平日，也是身穿铠甲，身带利器，不许佩戴刀剑的人接近。
后来，大臣王允周密策划，买通了吕布，设计杀死了董卓。
董卓只知聚敛财物，追名逐利，为此用尽了手段，结果还是落下个被杀的下场。他被权利、钱财迷住了眼睛，不顾人民的死活，这就是违背了天之道、人之道，最后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也是恶有恶报。
君贤臣仁，则民心归附。民心归附，则江山永固。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以民为本便是治国之道，爱惜人才便是为君之道，宽以待人便是为人之道。总之，顺天道者生，逆天道者亡。
形势第二
[原文]
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一“形势第二”
[译文]
日月有不明的时候，但天是不会变的；山高有看不见的时候，但地是不会变的。说一次不可再说的错话，作为君主是不应当说的；做一次不可再做的错事，作为君主是不应当做的。
凡是说不可再说的错话，做不可再做的错事，都是身为君主者的大忌。
[实例应用与分析]官者要能够自我检讨、知错必改
“《管子》第一”中的上文部分表述了管子的观念：“说一次不可再说的错话，作为君主是不应当说的；做一次不可再做的错事，作为君主是不应当做的”，因为官者说错话、做错事的影响往往很大，关系到国家、人民的幸与不幸，也关系到自身的官位是否稳固。
所以，“凡是说不可再说的错话，做不可再做的错事，都是身为君主者的大忌”。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官者要能够自我检讨、知错必改”。
管子说的对，“凡是说不可再说的错话，做不可再做的错事，都是身为君主者的大忌”，对于一个官者来说，犯一次错误不可怕，怕的是一错再错。
在错误面前能够自我检讨、知错必改，就等于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事情往往还可以补救或挽回，人民也可以原谅他犯下的过失。否则，执迷不悟往往招致不可挽救的悲惨后果，贻误民众，也贻误自己。
许多人不善于发现自己的错误，即便是发现了，也很少有人肯去改正。而康熙皇帝在用人上就能够主动认错，可称得上是十分的难得了。
康熙十五年时，黄、淮两河泛滥，砀山以东黄河两岸决口21处，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34处，淹了淮、扬七个州县。黄河河道在清口以下到河口长三百余里严重淤积，河道、运道均遭破坏。康熙皇帝紧急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担起治河重任。
靳辅到任不久，即同陈潢遍阅黄、淮形势及决口之处。根据实地调查研究，提出了“治河之道，必当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而后可无弊也”的治河主张。他曾一日内向康熙皇帝上了八疏，系统提出治理黄、淮、运的全面规划。
为了解决当务之急，靳辅首先在清口以下至河口300里的河道内，采取“疏浚筑堤”并举的措施，把河道内所挖引河之土，用以修筑两岸大堤；又在清口开掘五道引河，疏通淮水入河的通道，然后将沿河小的口门一一堵合，再集中力量堵筑杨庄口门，从而使黄、淮并力入海，河道畅通，运道无阻。
靳辅鉴于“上流河身宽，下流河身窄”的状况，沿用潘季驯修减水坝的办法，在江苏砀山以下至睢宁间狭窄河段，因地制宜地在两岸有计划地增建许多减水坝，作异常洪水分洪之用。如遇黄、淮并涨之时，即开泄黄河北岸减水坝；若黄涨淮落则南北两岸减水坝并开，把南坝分出的黄河水，经沿程落淤澄清，均入洪泽湖，再从清口入于正河，以防黄河倒灌之虞。
为了进一步解决漕运问题，康熙二十五年靳辅在张家庄运口经骆马湖，沿黄河北堤的背河，再经宿迁、桃源，到清河仲家庄开一新河，名曰“中河”。漕船可由清口直渡北岸过仲家庄闸至张庄运口，避免黄河漕运180里之险，便利了漕船的往来。
可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大臣，却因御史郭琇诬告其治河九年无功，而被康熙免职。一时之间，朝廷上下纷纷否定靳辅的功绩，认为凡是经靳辅历年完成的各项治河工程都是错误的。康熙遂派学士凯音布、侍卫马武等人，前往察看靳辅被撤职前未修完的河务。
接着，康熙帝亲自两次南巡阅河，常闻江、淮诸处百姓及船夫称颂靳辅，对其感念不忘。并见靳辅所筑之工事皆固，定是其实心任事，克著勤劳乃成。康熙回朝后马上将靳辅官复了原职，并说：“前革职属过”，意思是说对靳辅革职是错误的做法。
作为一名高高在上的皇帝，主动认错，意义非同小可。此事体现了康熙帝的谦虚谨慎、知错必改的风格。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康熙帝很少犯错的保证。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犯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去重视和直视这些错误，到头来，只能是一次又一次地犯错，永远在原地踏步。
曾国藩善于自检，这都源自于他在品行等诸方面的颇高修养，这是他经历了一辈子的磨练才修成的正果。曾国藩在多方面严于律己，首先是反思。他在日记中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徳做大事业这样的事。
其次，是明过。曾国藩求过的方法一是通过写日记来自己求过。曾国藩认为日记的功效很大，能够诚实不欺，无事不记。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过。
他的第二个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若有一两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可批评我，对我将大有益处。”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之所以把前程葬送了，就是因为他们听不到一句逆耳之言，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因此，明过实属必须。
第三是自律。曾国藩的自律之功常人难及，他坚持不渝的每日早起，他常说：“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灵丹也。”其实起早不仅有益于身体，于做事方面也很有裨益。曾国藩领导的湘军之所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而湘军每日早起，也是比人家强的地方。
凡是严以律己之人，都是有大志之人。曾国藩立志写日记，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方止。曾国藩的自律之严，让人不得不佩服。
第四是检点。曾国藩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寥寥无几。曾国藩的这种自我检点的作风，不是他心血来潮的一时性起，而是一种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曾国藩在这点上最钦佩孟子，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
第五便是改过。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悯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
《周易》中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中也提到“改过不吝”，这都是告诉人们，有过错是难免的，但犯了错要及时改正，这才是最重要的。
曾国藩认为：一个省心修身的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他所犯的错不一定是坑蒙拐骗之类的大恶，而往往是一些不足称道的小隐私、小阴谋。对于此，也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有所作为，就在于他日日反省，天天自新的毅力，还有他那种肯找出自己错误，并果断改之的作风。
“浪子回头金不换”，说的就是迷途知返、有错知改行为的珍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讲的也是知错需改的道理。
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动了一场北伐曹魏的战争。他命令赵云、邓其为带军，占据箕谷，亲自率10万大军，突袭魏军据守的祁山，任命参军马谡为先锋，镇守战略要地街亭。
临行前，诸葛亮再三嘱咐马谡道：“街亭虽小，关系重大。它是通往汉中的咽喉。如果街亭失守，则我军必败。你需靠山近水安营扎寨，谨慎小心，不得有误”。
马谡到达街亭后，没有按诸葛亮的指令依山傍水部署兵力，却骄傲轻敌，自作主张地想将大军部署在远离水源的街亭山上。当时，副将王平提出：“街亭一无水源，二无粮道，若魏军围困街亭，切断水源，断绝粮道，蜀军则不战自败。请主将遵令履法，依山傍水，巧布精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