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管仲又大力发展同其他诸侯国的贸易往来。为了推动渔盐业及其他货物交流的发展，管仲采取了比国内贸易自由得多的开放政策，在方法和策略上也有许多新创造。在市场管理方面，管仲提出了只稽查管理而不征税的政策，他特许商人对鱼盐等商品自由出口并减免税收，还给境外来齐进行贸易的商人制定了优惠政策。这种宽松自由的商业贸易政策，大大开拓了齐国商品外贸的渠道，齐国从中获利很多。
为了使齐国在对外贸易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管仲采取了商品价格政策。他主张商品在国内的价格应与在诸侯国的价格水平相适应，对于鼓励进口的商品，则提高其价格，使这些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高于诸侯国，这样可以充分吸取别国所产而为本国所需的商品。对于奖励出口、但又不能垄断市场的商品，管仲则采取与上相反的方法，以对外倾销，与他国竞争。而对于那些齐国的特产，则是不肯丝毫让步，坚决走高价路线。
为了有效地控制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管仲提出了著名了“轻重”理论和货币政策。所谓“轻重”，是指商品价格的贵与贱或是货币购买力的高与低。他主张由国家来干预或经营商业，掌握货币，通过商品与货币的交互收放来平衡物价，调剂供求。
这在实践中表现为根据物价的涨落，国家适时地吞吐物资，以平衡价格，防止私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影响人民的生活。管仲主张在物多而贱时，对商品进行收购；而物稀而贵时，则进行抛售。这主要针对粮食。
粮食是国家第一所需，因此管仲采取了粮食价格由国家掌握控制的手段。在丰收时，适当提高国家的购粮价格，以鼓励粮食生产。而在荒歉年份，则规定售粮价格，以低价把粮食卖给贫民，把过高的粮价平抑下来。管仲的这种起重聚散的经济管理方法，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管仲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在齐桓公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巨大成功。齐国的工农业蓬勃发展，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对外贸易也是如火如荼地进行，齐国在诸侯国中的地位日渐重要，为齐桓公的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管仲的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推出的每项政策，都以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为前提，发展经济绝不以横征暴敛、剥削百姓为手段，而是千方百计地调动百姓的积极性，让百姓先富裕起来，如此一来，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的经济也得以迅猛发展，这是民富才能国强理论的最直接体现。
民富才能国强，但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有这么长远的眼光。很多帝王为了自己享乐，从不顾及人民的生活，他们拼命地把钱财敛入自己的小金库，可到头来却因此导致了亡国、落魄的命运。后唐的皇帝李存勖就是这样一位鼠目寸光的皇帝。
五代时，李存勖以救国救民为口号招募兵马，先后灭掉了后梁等国，后唐的势力达到了高峰。可得到天下后，李存勖开始贪图享乐起来，他对别人说：“我在外征战多年，方有今日之成就，现在天下安定，我也该享享清福了。”
李存勖从此不再处理朝政，而是天天游山玩水、看戏下棋。他还嫌那些劝他勤政的大臣们唠叨，逐渐疏远了他们。
皇后刘玉娘是个特别贪财的人，她把国库据为私有，积攒了如山的财宝。她还任用自己的亲戚做捞钱的肥差，让他们四处暴敛，肆意横征，百姓苦不堪言。
有位大臣对李存勖说：“当天下人的君主，就应该关心天下人的疾苦，那样百姓才会爱戴他。现在皇后不顾百姓生活的艰辛，只顾自己捞钱，时间一长，老百姓会被逼造反的，皇上一定要对皇后加以约束。”
李存勖听后不以为然地说：“皇后积聚钱财，是为国家他日的不时之需，有何不妥？你对皇后如此无礼，太大不敬了！”说完，李存勖下令惩罚了那位大臣，从此再也没人敢提此事了。
有一年，中原大旱，粮食奇缺。士兵们缺衣少粮，百姓也只得挖草根充饥。后唐的宰相实在看不下去了，向刘玉娘央求道：“国家是皇上和皇后的，如果百姓都饿死了，国家也就不存在了。眼下正值天灾，皇后应该拿出钱粮，救百姓与水火之中，百姓一定会因此感激皇后的仁慈，誓死拥护皇上和您的。”
刘玉娘哪听得进这些话，她拒不交出钱粮，还对宰相训斥道：“救济百姓是你这个做宰相的事情，与我有什么关系！”她只拿出了两个银盆，让宰相卖了充当军饷。
宰相叹了口气对家人说：“皇上皇后只为自己聚敛财富，却一点都不关心人民的死活，这样的人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他们这么下去，国家一定会灭亡，我们还是另做打算吧！”
从此，宰相也不理朝政了，朝廷陷入了瘫痪之中。不久后，大将李嗣源起兵反叛，李存勖领兵平叛，士兵们纷纷投奔了李嗣源，没人愿意再为李存勖卖命了。
李存勖见事不好，想用重赏来诱惑士兵，他对士兵们说：“我带领你们打天下，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你们啊！这次如果你们帮我平定了叛乱，我对你们定有重赏！”
早已认清他本质的士兵们哪还听信他的谎言，他们发动了兵变，乱箭射死了李存勖，逃进尼姑庵中的刘玉娘也被士兵们搜了出来，最终被绞死了。
李存勖和刘玉娘不知道关爱百姓，而是只顾自己敛财，结果引起了众怒民怨，最终不但金钱不保，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只有民富才能国强，作为统治者，如果都像他们这般只知道剥削百姓而不知道为百姓谋福利的话，国家是不可能强大和持久的。
中国历史上，像李存勖这样的昏君并不在少数，他们辨不明事物的先后规律，最终的结果只会与自己的期望背道而驰。季梁评价魏王南辕北辙的故事就很深刻。
一次，魏王心血来潮想攻打邯郸，大臣季梁赶忙跑来对他说：“今天我来的路上，遇到一个人，他从太行山下朝北进发，脸上还一脸兴奋地告诉我他要去南方的楚国。我好奇地问他：‘你要去楚国，应朝着南方走，为什么却朝北走呢？’他回答说：‘不要紧，我有一匹好马，它可是我国有名的千里马，你看他跑的多快！’我又说：‘你的马虽然跑的快，可是你朝北走，怎么能到达南方的楚国呢？’他说：‘不用怕，我带着足够的盘缠呢！’
我还是不解地问：‘盘缠再多有什么用？你把方向搞错了。’他还是一脸轻松地说：‘不要紧，我有一个技术一流的马夫，有他帮我赶马，我一定能到达楚国。’我知道马跑的越快，带的盘缠越多，马夫的技术越高超，只能是离楚国越来越远。
现在大王想称霸诸国，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威信，不是去奖励将士、安抚百姓，而是要凭借着国大兵多而去攻打弱小、无辜的邯郸，大王这样做，就像那个南辕北辙的人一般，越是想取得威望，越是离威望越远。”
魏王本想通过攻打弱小来称霸天下，可他没考虑到这么做的后果。如果凭借着自国的强大而去肆意侵略别国的话，他就会遭到天下人的唾弃，这样一来，他就永远都不可能称霸天下了。
统治国家也是这个道理，君王若要使国家强大，就必须先去造福百姓，只有人民富裕了，他们才能安居乐业，进而拥护君王的统治，君王凭此才能顺利推行自己的政策，使国家的政治、经济得到发展。
如果君王把事情搞颠倒，一味地求“大”而不去体察民情的话，这就无异于南辕北辙了，结果是越是想强大越是不能强大，越是聚敛财富，亡国也就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