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荒废不产粮食的国家将会灭亡，粮食生产仅够消费的国家只能靠武力维持，粮食的生产充足，并且有存余的国家才能成就王业。粮食，是民生之本；粮食，是财用之本；粮食，是疆土之本。粮食多，天下的物产就都能拥有了。
所以，舜第一次率民迁徙发展农耕而建成小邑，第二次迁徒建成大都，第三次迁徒建成国家。
舜没有采用严厉的刑罚、严酷的禁令，但民众都归向于他。因为离开他必定会受害，跟着他则必然得利。先王往往善于为民除害兴利，所以天下百姓都归从他。
所谓的兴利，就是有利于农业；所谓的禁害，就是禁止有害于农业。农业得到发展，粮食收入就会增多；粮食收入多了，国家就能富；国家富了，人民就安居于家乡并且爱惜家园；人民安乡重家，对于移风易俗，驱使调遣甚至有所杀戮，都不会反感了。这都是务农产粮的功效。
君主不行利兴农，粮食就会少；粮食少了，人民就穷；人民贫穷，就会轻视家园；轻视家园，就容易外流；轻易外流，君主的政令就不能得到坚决地执行；君主的政令不能坚决执行，禁律也就不能坚决地落实；禁令不能坚决地落实，打仗就不能必胜，防守也不能坚固了。法令不能得到必行，禁律不能落实，战争不能必胜，防守不能必固，这就叫寄生之君。这就是不行利兴农缺少粮食的危害。
粮食生产，是君主为政治国的根本大事，是身为人君者的首要任务，是拥有民众的途径，是治理国家的正确方法。
[实例应用与分析]
民富才能国强
“《管子》第十五”的上文部分中，管子讲述了身为君主者重视农业生产的重要，以此来说明人民富裕了才能国家安定。“所有的治国之道，都是要先使民众富裕起来。民众富裕了就容易治理，民众穷困就会难以治理。为什么这样说呢？民众富裕了就会安于乡里看重自己的家园，安于乡里看重家园就会恭敬君主而畏惧刑罪，能够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民众贫困了就无法安于乡居从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里而轻视家园就敢于铤而走险、抗上犯禁了，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这就说明了能否让人民多产粮食丰衣足食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国家是否安定的大计。“所以治理好的国家往往是富裕的，混乱的国家往往是贫穷的。所以善于国政的君主，必定会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民富才能国安”。
“民富则国安”是一个恒久不变的规律。但凡人民富裕的，国家都是安定祥和、其乐融融，社会治安状况也良好，很少有偷盗抢劫、作奸犯科的。而一个人民贫穷生活困苦的国家，则往往盗贼频出、国家秩序混乱，君主根本就不可能受到人民的拥戴，那么他的治理和政令也就没有人愿意去执行。
是的，有能力让人民过是好日子的君主才能算得上是好君主，人民才能够从心里爱戴他、拥护他，乐于执行他的政令；而让人民穷困度日的君王则很难在人民心目中有地位，他的政令也没有人愿意去执行，如此一来****穷而国乱。
很多帝王都知道民先富国才能强的道理，因此，英明的帝王都善于在造福百姓上下功夫。齐桓公就是位肯于给百姓谋福利的贤君，他在名相管仲的辅佐下，大力发展齐国经济，百姓很快富裕起来，国家也跟着越来越强大了，最终齐桓公得以称霸诸侯。
管仲任相后，齐桓公向他请教治国之术。
管仲对齐桓公说：“要使国家强盛，首先必须发展经济，只有发展生产，才能使百姓丰衣足食，由此国家便会安定。而礼义廉耻是维护国家的根本原则，这些原则若被破坏了，国家就不会得到发展。治国之君，只有发展经济并弘扬这些原则，国家的法纪制度才能够建立起来，国家有了这些保障才能强大。”
齐桓公深以为然，遂委派管仲去发展齐国的经济。
春秋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建立，私营工商业应运而生，出现了独立的手工业者和独立的商人。在一段时期内，这种新兴的商业形态与当时的社会制度很不适应，两者之间矛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在致力于发展工商业的同时，对工商业管理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把工商业的改革重点放在加强对流通的控制上，而在生产环节并不强调官营，以尽可能地发展个体的力量，这就为百姓致富创造了条件。
在当时的工商业中，盐、铁是两大暴利行业。管仲针对于此，提出了盐、铁专卖的思想。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古代社会，盐和铁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这两者又不能随地生产，因此属于特殊商品。但这两种特殊商品自西周以来，一直实行着私人经营、国家收税的方式，其中大部分收益被个别人所得，官府收入并不多。管仲主张的盐、铁专卖政策，并不是把盐、铁的生产经营权完全收归官府，而是放给私人生产，官府控制流通环节，通过商业活动来获利。
具体而言，就是由个人来从事盐、铁的生产，依照传统的规则，官府向生产者征收一笔赋税，并统一收购、统一销售，即专卖个人生产的盐、铁产品，以供应市场需求，还可以满足官府内部的消耗之需。这种政策，既可以充分调动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又可以对特殊商品加以控制。为了尽收盐、铁之利，管仲还下令设立专门的盐官、铁官执掌晒盐、冶铁之业，具体负责盐、铁的收购、运输和销售。
盐、铁专卖政策的提出在当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政府不必再另筹税源而国用足。仅经营食盐一项，政府就可获取一倍甚至二倍于人头税的收入。而在经营铁器方面，官府要向冶铁者和制造铁器者两个环节征税，盈利也很可观。管仲所倡导的这种税收政策，基本上都是通过交换方式得来的商业利润，而不是从生产活动中获取，即国家是通过流通环节、通过买卖方式取得专卖利润的，实际上是一种隐蔽的税，它取之于无形，故能做到人无怨言，百姓都容易接受。这样，国家形式上没有征税，但实际上通过买卖的方式，已经将税拿到手了，这真是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好方法。
更为重要的是，管仲的专卖政策激发了人们生产盐、铁的热情，促进了民间盐、铁的生产，保障了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在盐业方面，山泽开放的时候，煮盐的人纷至沓来，人多得如同赶集一般。海盐被大量的生产出来，不仅满足了本国人民的生活需要，而且还大量出口，销往其他国家。铁器的生产在当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促进了铁铸农具的使用日渐普及，齐国逐渐成为了农业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