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汉夸他有出息，决定把自己的学识倾心传授给廉范，不做一丝保留。廉范学习期间，有地方官府征召他做官，廉范都以学业未成而回绝了。他对薛汉请求道：“若只想做个小官，我现在的学识应该可以应付了，可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做大事的机会，请您让我留下，完成我的学业。”
廉范学业大成之后，陇西太守邓融请他到官府任职。廉范知道邓融为官不法，便毅然拒绝了。邓融对此事心存芥蒂，一心想报复他，廉范只好隐姓埋名跑到洛阳，做了一名狱卒。
后来邓融事发获罪，廉范正巧负责看管他。他一视同仁，对邓融悉心照料，却不肯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有人劝廉范不要做这种傻事，也有人劝廉范说：“邓融有心迫害你，他落得这样的下场是罪有应得，你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
廉范回答道：“我读书很多，如果明白了书中的道理而不加以实行，那么我就白读了，那和一般人有什么区别呢？圣贤教诲我们要仁爱，我现在正是在学习仁爱啊。”
邓融在狱中得了重病，廉范没日没夜地守在他身边侍候，廉范对别人说：“仁爱是不讲得失的，否则就不是仁爱了。我的行为若给我带来麻烦，只要不是我的错，我都可以坦然接受。”
最后邓融死在狱中，廉范亲自赶车把他的灵柩送回他的家乡，把他安葬了。
廉范的义举渐渐传开，赢得了天下人的尊重，百姓纷纷写信向朝廷荐举他，朝廷也多次征召他。一时之间，廉范成了天下最有名的人物，被尊为当时的圣贤。
品德是官者的一面镜子，邓融和廉范这两个品德不同的人的不同结局，说明一个问题：为官者只有具备良好的人品，才能让百姓心服，让天下人钦佩。而那些作奸犯科的无德之吏，只会遭到人们的唾弃！
品德就是官者的一面镜子，为官者应该每日“照镜”自检其身，而别人也能从“镜”中看到为官者的全貌和本质，因此，为官者只有以德为本，才能受到众人的尊崇和拥护。
第九节
[原文]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葆。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
[译文]
积累达到满盈，就该停下来。锤打得尖锐了，难以保持长久。金玉堆满堂中，没有谁能守藏得住的。因富贵而骄奢，就给自己种下了灾祸。功业完成了，就该急流勇退，这才是顺应自然规律的。
[本章要旨]
本章说明自满自傲的害处，告诉人们应功成不居。
[评析]
本章说明自满自傲的害处，告诉人们应功成不居。老子认为物极必反，盈了以后就要亏，锐了以后就要钝的正反的转化，这是事物的辩证法。告诫“富贵不能骄奢”，要善让；告诉人们“功成身退”，要知退。
[实例应用与分析]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功成身退为明智
《道德经》中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原意为：积累达到满盈，就该停下来；“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原意为：金玉堆满堂中，没有谁能守藏得住的。因富贵而骄奢，就给自己种下了灾祸。功业完成了，就该急流勇退，这才是顺应自然规律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功成身退为明智”。
老子说的没错，积累达到满盈，就该停下来。因富贵而骄奢，就给自己种下了灾祸。功业完成了，就该急流勇退，这才是顺应自然规律的。
纵观中国历史，凡是懂得功成身退者，皆能保全自身。反之，轻则招来祸事，重则命丧九泉。
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后，果敢地放弃将军之大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而选择激流勇退，现在看来真是高明之举。
范蠡追随越王二十二年，他足智多谋、身经百战、精通外交，对成就越王的霸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灭掉吴国后，他又率兵向北挺进，打过淮河，使得齐国和晋国都不得不听从楚国的号令。因为有此大功，范蠡被封为上将军。
但此时的范蠡并没有被功勋荣誉冲昏头脑。他居安思危、位尊不恋，以为盛名之下，难以久居，应该适时而退。
他熟知勾践的为人，在以往“打江山”的日子里，勾践身处逆境、吃尽苦头，虽能忍辱负重、礼贤下士，表现出英明君主的作风，但勾践却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即可与人有难同当、不可与人有福同享。
于是，他表奏越王，表达了自己的去意，紧接着又面见越王说：“我曾经听人说，主上有烦恼，他的臣子应该为他分忧。当初您在吴国受辱，我们当臣子的就应该为您去死。那时臣下没有去死，是想替主上雪此大耻，现仇已得报，我也该领以前的罪过了。如果大王能饶恕我，就让我退休养老吧。”
勾践说：“我今天的成功多亏了你，我要将越国江山的一半分给你，让我们共同来享受这胜利的果实，你怎么可以走呢？”
范蠡听到勾践的话，心里更加不安起来，因为夫差当年对伍子胥就是这么说的。
范蠡说：“主上不杀之恩，我已感激不尽，哪还敢领受别的赏赐呢？”说罢，便退了下去，当夜就悄悄地走了。
此时，范蠡选择保身之时，并没有忘记与自己相约入越、共事多年的老朋友文种，在出走前，他曾劝文种也离开越国，否则迟早会被越王杀掉。
文种当时对此不以为然，没有理会范蠡的警告。范蠡离去后，又特意写了一封信语重心长而又一针见血地告诫文种说：“我曾听人说，飞鸟射光了，良弓就要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被抓尽了，猎狗就要被煮来吃了。越王的脖子生得很长，嘴似鸟喙一样尖。我看此君可以和他共患难，却不能和他共享乐。我劝你还是早早离开为上策，不然早晚会有大祸！”
文种见书，心有所动，但其行动犹豫，未能果断地离开越国。文种最后的结果和范蠡料想的一样，勾践日益骄横跋扈，使得君臣离心，许多与他共患难的大臣都被疏远了。
有一天，勾践借探病之名，对文中说：“你教给我消灭吴国的七条计谋，我只用了三条就实现了，还有四条计谋在你那儿，你打算在什么地方用它们呢？”
文种被问的一头雾水，忐忑地回答说：“我不知道能用在哪里。”
勾践说：“那你就去地下问问夫差，看他愿不愿用你的计谋。”
说完便给范蠡一把剑，命他自刎，可怜这位功勋卓绝的老臣就这样含冤死去了。
范蠡胜在明智，文种败在不识人，且不知功成身退的道理。服侍君主，在不同的时期要采取不同的方式，国家上下太平了，就要收敛自己身上的锐气，只有这样，才能明哲保身。
臣就是臣，永远都不能和皇上平起平坐。大多数的皇帝都对自己的皇位看的比什么都重要，即便再有功的大臣，一旦威胁到了皇帝的权威，皇帝也会毫不犹豫地除掉他。在这一点上，忽必烈的“第一智囊”刘秉忠看的就很明白。
刘秉忠是忽必烈的最得意臣子之一，他长期以来却一直无官无爵，而是以宾友乃至门客的身份参与政事。由于早年吃斋念佛的缘故，刘秉忠在生活上也很俭朴，繁忙的政务之余，还不时温习昔日斋居素食的生活，甚至身着僧衣，享受休闲的乐趣。
一些大臣和忽必烈都觉得应该给刘秉忠一个名份，忽必烈遂下诏刘秉忠为光禄大夫，位太保，参予中书省事。他又亲自做媒，把翰林侍读学士窦默的女儿嫁给了刘秉忠为妻，并将豪华的奉先坊赐给刘秉忠作私宅。
面对这一连串的殊荣，刘秉忠却再三推辞，但忽必烈执意为之，刘秉忠只好接受了。尽管有了爵位、豪宅和美妻，但刘秉忠却仍旧出居佛寺，过着粗茶淡饭的清贫生活。为了表明心意，他还自号“藏春散人”，韬光养晦。
刘秉忠一向爱才，喜欢推荐人才，他见一个叫王文统的人博学多识，尤擅长理财，便向忽必烈荐举，让王文统做了平章政事，进入了蒙古的中枢机构。可谁知王文统的女婿李璮借着岳父在朝中任职的条件，获取中央情报，伺机谋反。
中统二年，李璮擅自发兵修筑益都城墙，并谎报宋人来攻，忽必烈不知情，下诏拨给李璮十万枝箭。次年二月，李璮发动叛乱，忽必烈闻听事变，立即将王文统逮捕处死，下诏讨伐李璮。七月，元军攻破济南，斩杀李璮，平息了叛乱。
这件事，让忽必烈很是气愤，他下令严查王文统的关系网。经查，王文统是高挺、赵良弼、刘秉忠等人推荐的，这些人统统受到怀疑和牵连。但忽必烈不忍心处罚刘秉忠，而高挺、赵良弼等人被打入大牢。此事后，忽必烈和刘秉忠之间也有了些许的隔阂。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旦，忽必烈正式把都城从和林迁到了大都。一次朝贺结束后，忽必烈去昔日的发祥地上都做短暂巡察，刘秉忠要求随行。到达上都后，刘秉忠陪忽必烈游览了南屏山，说这里风光宜人，自己愿意在山里盖一间小屋，精心修行，只要皇上不召见，他就不再返回大都了。忽必烈沉默了一会，答应了刘秉忠的要求，君臣二人对视了一眼，彼此都明白了对方的心意。
就在这年秋天8月，刘秉忠悄然而逝。丧讯传到大都宫中，忽必烈十分悲哀，对群臣说：“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并下诏将刘秉忠安葬与大都，赠官太傅，封赵国公，谥号“文贞”。
元朝从草创到定型，刘秉忠出谋划策，立下了很大的功勋。但刘秉忠从不居功自傲，并且一直不担任何具体官职，这使他在处理与忽必烈的关系上可进可退，较为超脱。而他的功名荣誉，并没有因隐退而消失，更没有重蹈文种“兔死狗烹”的覆辙。
可见，功成身退虽然在一般人看来是不愿接受的，但从结局来看，这不失为一着妙棋。
地位显赫，冷暖自知；身处荣华，安危自思。不管一个人处在多么有利的环境里，都不要忘记“伴君如伴虎”的警句，尤其是生活在“风口浪尖”上的朝廷重臣，更不应被眼前平静的假象所迷惑，要知道，暴风雨随时都有可能来临。
李泌少时聪慧，成年后，精于《易》，逐渐得到玄宗皇帝的赏识。天宝年间，被任命为待诏翰林，供奉东宫，但李泌不肯接受，玄宗只好让他与太子为布衣之交。
当时李泌年长于太子，其才学深受太子钦佩，因此，太子常称他为“先生”。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肃宗皇帝。后来，李泌因赋诗讽刺杨国忠、安禄山等人而在朝廷无法容身，遂归隐家中。
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即位于灵武，统领平乱大计，李泌此时也赶到灵武。对于他的到来，肃宗十分高兴，遂与李泌出则联辔、寝则对榻，如为太子时。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至于进退将相亦与之议。
这种宠信实在是常人莫及，在这种情况下，李泌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平静如水。肃宗想任命他为右相时，他坚决辞让道：“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肃宗只好作罢。
有一次，肃宗与李泌巡视军队时，军士们悄悄指点说：“衣黄者，圣人也；衣白者，山人也。”
肃宗听后，即对李泌道：“艰难之际，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绝群疑。”
李泌不得已，只好接受，肃宗见李泌答应了，马上又任命他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
面对如此殊遇，李泌并不志满气骄，而是竭心尽力辅助肃宗，在平定乱军，收复两京以及朝纲建设上，都建有不可替代的功劳，实际上是肃代两朝的开朝元勋。
平定安史之乱后，肃宗返回长安，李泌不贪恋恩宠与富贵，向肃宗提出要退隐山林。肃宗不同意。
李泌说：“臣有五不可留，愿陛下听臣去，免臣于死。”
肃宗问：“何谓五不可留？”
李泌说：“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
肃宗听后知挽留不成，只好听其归隐嵩山。
李泌在其官位极其显赫之时，激流勇退，后人看来不免有些惋惜。但自知官场风云变幻莫测、高处不胜寒的李泌作出归隐的决定，也不失为明智之举，这种身受宠荣却不沉迷其中，对之冷眼看待的气度，让后人心生敬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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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身退，天之道”，这是老子提出的一条重要的人生信条，老子悟到了物极必反的道理，即事物发展到极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这种功成身退，老子认为就像昼出夜没、寒往暑来、花草开谢一样，符合天道变化之道。
历史上的众多名士都深谙此道，最终得以避祸成福，而那些不识时务、贪慕富贵而至死不肯罢手者，都落得个悲惨的下场。
北魏孝文帝时，高肇做为皇太后高氏的哥哥、孝文帝的舅舅，深受重用。宣武帝时，咸阳王元禧专权，高肇极力讨好他，并怂恿他和宣武帝对抗，元禧把高肇视为心腹。高肇的弟弟高显对他说：“元禧权势太大了，连皇上都不放在眼里，你还和他交往，我们会有好下场吗？”
高肇说：“元禧自恃功高、傲慢跋扈，我让他独揽大权，就是想借皇上之手除掉他，他现在不知进退，离死不远了，他死以后，我不就可以替代他了吗？”
不久，元禧果然谋反，遂被杀，高肇成了朝中第一权贵。
高肇为了巩固权利，开始排除异己，他对弟弟高显说：“元禧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私党，关键时刻无人可以帮他。趁现在方便，我将自己的心腹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这样我就放心了。”
一次，宣武帝病了，高肇照样在他的府上饮酒作乐。他的弟弟高显有些担忧，对高肇说：“现在皇上宠信你，哥哥可以高枕无忧。如果改换了他人，哥哥还能这样享乐吗？你应该马上去探视病情啊！”
高肇觉得弟弟说的有理，急忙赶赴皇宫，他日夜守在宣武帝身边，直到宣武帝病好了才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