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高龄的马遵廷先生是我国当代的一位数学家，他在我校度过了60余年的教学生涯，他说:“东南大学的优良传统和风尚，值得书怀”。
马教授是在1929年—东南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的第二年，考人理学院数学系的，4年后毕业留校任教。他对我校办学感触最深的一是办学带头人—校长，二是本科生的学习制度。
中央大学是当时全国著名大学之一，马教授认为其所以闻名是由于中大继承了老东大许多优良传统和积累起来的办学好经验。
他说，要办好一所大学，第一必须有一个得力带头人—校长。东大的传统经验之一是任命的校长应该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著名人士，是社会上、学术上有较高地位的专家学者。他对学校经济上有开源积财的本领，在教学、科研上有识才、用才、育才的能力。马老回忆说:以前历任校长都能有其财路，争取到一定的经费，用来充实实验和科研的仪器设备，及增建一些建筑物，如现在留在校园里的老房子体育馆、图书馆、江南院(是当年的科学馆)、大礼堂、中大院、金陵院等等，都是当时在任校长向国内外财团或个人募捐所得款项逐一兴建起来的。第二个条件，校长要具备一种识才、育才、用才的能力。例如老东大校长郭秉文先生，本人是知名度很高的学者，他总认为要办好大学必须要有一大批名教授和各科的专家，所以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延聘国内外知名度很高又热心于教育事业的学者来校任教，如气象学家竺可祯、生物学家秉志，物理学家胡刚复以及闻名全国的桐城派国学大师王纪刚等人。所以在20年代、30年代初，母校的名声盛扬全国，而及海外。东大也很重视延聘、培养青年教师，只要是优秀的国外留学生或国内大学毕业生，也是重酬聘请或破格录用。当时留学生回国，一般高等学校聘为副教授，而东大常有破格聘为教授的佼佼者，这些英才就很快知名于学界。校长要能网罗人才，但他不能独断独行，首先要尊重各系系主任的意见。系主任虽无聘请教授的决定权，但他可运用否决权，如果学术上无造就的条件，就可以否决校长的意图。当然系主任也是征求了教授们的意见而决定的。
东大传统是对学生从严教育，从人学开始，一抓到底，决不放松一步。具体做法是每年单独招生，或以后改为几所名校联合招生，先不定名额，只定人学标准，严格执行德才兼备的录取条件。马老说:“记得我当年人学考试报名者三千余人，考试之日，全国考生云集南京城，共考五门课程。三天考毕，录取仅二百余人。”录取准则是宁缺勿滥，合标准者取，不合格者一律落榜，毫无通融余地。把关的是以校长为首的由各系主任和少数教授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人学以后从严又怎样体现呢?马老将之归纳为八个字:严谨、自主、自由、活泼。当时东大有一套“学分制”和“学年制”相结合的办法。这种办法就体现了严谨和自主的统一以及刻苦笃实和自由活泼的结合。例如各系教学计划规定所学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必修课和选修课三类。每个学生在一学期内选读课程学分有一定的上限，毕业年限又规定一个下限。至于每个学期读什么课，选多少学分都很自由。开学时每位学生分别在教授的指导下，选好自己一学期欲读的课程，经系主任同意后，就可开始学习。学生选课有相当大的自由，但学分多少有限制;必修课、选修课可让学生自由搭配，但一学期的选读学分有规定的上限，有的学生可把要学的课程在三年半的时间内选读完毕，但规定四年在校学习才能拿到毕业证书。这些规定全校严格执行毫无例外，把关权属于教务处，所以当时的本科学生，学习上既宽松又紧张。有人在一、二年级多读几门课程，到三、四年就轻松了。在一个学期里也可自由调节，多读几门选修课，少读几门必修课，一学期也轻松了。所以当时的大学生的生活不像今天那样紧张，大家都较自由自在，活泼愉快。这样可以大大发挥每个人的学习积极性。马老认为，这种从严措施，学生是欢迎的，有利于学生成长。
关于大学生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我校也有传统的做法。当时全校上课时间，大部分排在上午，下午学生就可以自己支配时间，学习自主的设想就有可能实现了。有时间可以自由组织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理、工、农、医科方面，全校有一个《中华自然科学社》的组织，文法科方面也有一个《新声社》的团体，他们自己创办刊物，按时举行各种学术报告会和讨论班，学生们自愿结合。自然科学社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一个学术团体，自办了刊物《中华自然科学月刊》，社员遍及全国，像有名的人物竺可祯、吴有训、华罗庚等也参加活动，而且担任了理事或名誉理事等等。新声社也创办过《新声月刊》。马老告诉我们:“当时学生的学术活动的空气是自由活跃蓬蓬勃勃的。"80年代以来，我校搞的第二课堂、社会实践、各种社会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东大传统的新发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