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的案子迟迟没有结果。老隋说，“按说事实简单清楚，已经移交检察院，早就应该有结果，之所以至今没有动静，一定是背后有人在做工作。”
李在然跟张省长说起这件事。张省长说，“老王的案子引起的波澜不小。现任的靳县长不满老王给自己留下了窟窿，在省里有关领导跟前不停地做工作，希望把前任留下的包袱甩掉。起初他不愿意审计的原因是怕暴露财政问题，那时候他还有保护老王的想法。可是当审计出问题的时候，他又转变了做法。既然情况已经暴露了，不如让前任把问题都担下来，给自己减轻负担。”
李在然说，“如果换从前，我也有可能这样做。毕竟负担太重，承受的压力太大了。可是我现在不这么想，也不会这么做。”
张省长说，“你想得对。有许多问题都不是一个人造成的，完全让老王自己去担责，确实有些不负责任。老王的事情发生后，一方面是靳县长试图借机甩包袱，重新设定发展目标。另一方面是支持老王的人在四处游说，想把他给捞出来。”
李在然问，“省里领导没有关注这宗案件吗？毕竟这件事在面上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处理不好，会对全省的有关干部造成负面影响。如果干工作都提心吊胆，像做贼一样，那谁还会去为事业拼命呢？”
张省长说，“孙省长知道这件事以后，把这个案子给压了下来，让司法部门好好论证。他说，‘当前是深化改革、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全省鼓励干部们敢想敢试敢闯，坚决不能让做出贡献的干部流汗、流泪再流血！如果干部个人没有问题，工作中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就应该保护干部的创造力和工作积极性’”。
李在然说，“孙省长讲得真好！可是老王至今还关在里面，是不是有许多阻力？”
张省长说，“是这样得。有些部门在贯彻依法治国路线时，十分机械教条。有些人形成了惯性思维，认为只要是官员肯定搞腐败，只要是企业就肯定是奸商，只要是年轻女人肯定搞破鞋。这些人不但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还打着公平正义的幌子，大兴公报私仇的勾当。他们四处挑刺，八面出击，到处煽风点火，恨不得天下大乱。”
李在然问，“难道就没有办法来治这些人吗？这样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市场？”
张省长说，“法律本身就是妥协的产物。法律中每一条、每一款都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同一句话，各有各的理解。”
李在然说，“从政治理念上讲是这样，不过我倒觉得这可能更多是某种权术安排的结果。几乎所有当领导的都希望自己的位置坐得稳，通过让各个派别互相掐，就能从中制衡每一个派别。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他就无法控制平衡点，会被底下人掀下去。”
张省长说，“你说得有一定的道理。老王这件事的平衡点就看省里怎么定调了。孙省长不希望这件事对干部队伍造成影响。他说过，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培养一支敢拼敢闯的干部队伍更不容易。干部队伍是贯彻组织路线、政策的载体，是群众工作的带头人。如果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的工作就能执行下去，对个别以权谋私的干部，要通过教育改造的方式来进行整治。司法机关的任务是确保好的主流，整治差的支流。老王这件事恐怕还需要请示上级有关司法解释，如果能保护他就一定会保护他，我想这是至今没有结果的原因。”
李在然说，“对靳县长该怎么办？”
张省长说，“组织需要敢担当敢负责的干部。靳县长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政治上不成熟，个性上自私自利。不论老王是否有问题，靳县长的行为已经给自己贴上了不可信赖的标签。我想组织上会看到这一点。如果我来处理这件事，一定会把靳县长调离这个岗位，弄个虚职挂起来就是了。但是他这个人也很有背景，不太好办，毕竟投鼠忌器。估计孙省长也在为这件事犯愁。”
李在然问，“不就是一个县级干部吗？再说，靳县长的做法不也是给自己的靠山丢脸吗？”
张省长说，“他自己不重要，但是他的那条关系可能对孙省长也会有影响，这才是关键。靳县长的做法在更高层次看来，几乎不算什么，就像你底下哪个局里前后两任科长闹矛盾一样，你根本就不会在意谁对谁错。而如果有一个人是你的关系的话，你可能会很自然地倾向他，而否定另一方。这是人性使然。如果另一方确实有违规违法的嫌疑的话，你也可能会让司法部门公正处理，心理可能连一丁点同情都没有。”
李在然说，“您打的这个比方很形象，确实可能如此。可是事到如今，老王还能捞出来吗？”
张省长说，“这么久没进展，就是双方一直在博弈。这件事已经从老王的对与错，演变成为保王和弃王两种力量的角力了。如果保王派能再加把劲，还是有希望捞出来的。”
李在然问，“底下路线和上面路线哪个更管用？”
张省长说，“当然是上面路线更好使！不过，有时候也会尊重民意的。我记得你和他是同学，你们是不是也在想办法？”
李在然说，“是在想办法，但是不知道该从哪个方面做工作？不知道省里的态度，所以也不敢轻举妄动。”
张省长说，“你做得对。保护好自己是最重要的，即便老王没事，你们捞他的做法也难免会得罪靳县长那面的势力。你想连孙省长都有所顾忌，难道你比他还有能量吗？”
李在然说，“呵呵，难道真有只手遮天的人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难道不怕犯了众怒吗？”
张省长说，“众怒算什么，只要掌握着政权，没有不能压迫下去的反抗。这一点你必须牢记在心，政权永远是在枪杆里的出来的。秀才也好，百姓也罢，谁敢与政权作对，都是死路一条。”
李在然说，“您说的道理我懂了，可是现在是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处在改革与开放的时代，我担心脱离了正义和民意的政权会演变成什么样子？”
张省长说，“你们可以试试让那些基层代表们给全国人大写信，要求对老王的事情进行司法解释，或许会有转机。”
李在然说，“其实我还担心一件事，就是当初建汽车厂时关于零地价的讨论。这次老王的事焦点在土地定价上，我始终认为只有有产出有效益的土地，才有真正的价格。一块没有任何效益的土地，给出任何价格都可以接受，包括零地价，甚至负地价。还有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也非常令人费解，如果说土地是国有资产，那么每年几十万亩土地荒漠化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谁来为这个流失担责？国有资产与非国有资产产权是如何界定的？是登记在册的算国有资产？还是不管在不在册都算国有资产？过去一亩地卖5万元，现在能卖10万元，那么卖5万元的算不算国有资产流失？以什么时候的价格来测算？还有如果一块地按一亩10万价格成交，那么毗邻的土地即使没有任何产出也要按这个价格出让，这个算法合理吗？照这个算法，我们一个北京市仅土地资产一样总额就远远超过美国的GDP总量，难道这不是一个荒唐的结论吗？”
张省长说，“你的这些问题都很好！说明你平时思考得很多。不过这些事情如果仅仅限于学术探讨，还是很有必要的，但是你作为一名政府要员，在公开场合这样说，就是要犯错误的！这些问题是由规章制度订立的，我们只能遵守而不能自行解释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