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为此运动，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各处学生皆有组织，各个组织皆有一种出版物，申述他们的意见。单说民国八年一年之内，我个人所收到的学生式的豆腐干报，约有四百余份之多，其他可无论了。最奇怪的，这许多报纸，皆用白话文章发表意见，把数年前的新文学运动，无形推广许多，从前我们提倡新文学运动，各处皆有反对。到了此时，全国学生界，亦颇不到这些反对，姑且用它一用再讲，为此“用它一用”的观念的结果，新文学的势力，就深深占入学生界的头脑中去了，此为五四运动给予新文学的影响。
第三，五四运动更予平民教育以莫大影响。学生注意政事，就因他们能够读书，能够看报之故。欲使平民注意政事，当亦使他能够读书，能够看报；欲使平民能够读书，能够看报，唯一的方法，就在于教育他们。于是各学校中，皆创立一个或数个平民学堂，招收附近平民，利用晚间光阴，由各学生义务教授；其结果，平民教育的前途，为之增色不少。
第四，劳工运动亦随五四运动之后，到处发生。当时的学生界，深信学生一界，势力有限，不能做成大事。欲有伟大的成就，非联合劳工各界，共同奋斗不可。但散漫的劳工，不能发生何种势力，欲借重之，非加以组织不可，于是首先与京汉路北段长辛店的工人商议，劝其组织工会，一致奋斗。一处倡之，百处和之。到了今日，各处城市，皆有工会组织，推原求本，当归于九年以前的五四运动。
第五，妇女的地位亦因五四运动之故，增高不少。五四运动之前，国内无有男女同学之学校，那时，妇女的地位，非常低微。五四运动之后，国内论坛，对于妇女问题，渐生兴趣，各种怪论，亦渐渐发生了；习而久之，怪者不怪，妇女运动，非独见于报章杂志，抑且见诸实事之上了！中国的妇女，从此遂跨到解放的一条路上去了。
第六，彼时的政党，皆知吸收青年分子，共同工作。例如进步的党人，特为青年学生，在他们的机关报上，辟立副刊，请学生们自由发表意见。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民国日报》之“觉悟”，即其实例。有的机关，前时虽亦有副刊，唯其主要职务，不外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此外之事，概非所问；五四以后，他们的内容，完全改变了：诸如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皆在他们的副刊上，占着首席地位了。
其在国民党方面，此种倾向。益觉显著。论日报，则有《民国日报》的各种副刊；论周报，则有《星期评论》；论月刊，则有《建设杂志》等等；其影响于青年学生界者，实非微事。非独此也，他们并于民国十三年中国国民党改组之际，正式承认吸收少年分子，参加工作，此种表示，亦因受着五四运动的影响之故，其中尤以孙中山先生最能体验五四运动的真意义。彼于一九二○年正月九日那一天，写信给海外党部，嘱以筹金五十万，创办一个最大的与最新式的印刷机关，其理由，则为：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故，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孙中山先生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
孙先生看出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因教育的影响，激于义愤，可以不顾一切而为国家牺牲；深信思想革命，在一切革命中，最关紧急；故拟创办一个最大的与最新式的印刷机关，尽量作思想上的宣传工夫；即在他自身的工作上，亦可看出这一点来。民国八年以前，孙先生奔走各处，专心政治运动，对于著作上的工作，尚付阙如，只有《民权初步》及《实业计划》二部分的著作，于民国八年以前作成；民国八年以后，他的革命方向，大大转变了，集中心力，专事著作，他的伟大著作，皆于此时告成。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他认定思想革命的势力，高过一切，革命如欲成功，非先从思想方面入手不可，此种倾向，亦就因为受着五四运动的影响的结果。
五四运动为一种事实上的表现，证明历史上的一大原则，亦可名之曰历史上的一个公式。什么公式呢？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公式，古今中外，莫能例外。试观中国的历史，东汉末年，宦官跋扈，政治腐败，朝廷上又无代表民意的机关，于是有太学学生三万人，危言正论，不避豪强；其结果，终于造成党锢之祸，牵连被捕死徙废禁的，不下六七百人。又如北宋末年，金人南犯，钦宗引用奸人，罢免李钢以谢金人，政治腐败，达于极点，于是有太学生陈东及都人数万，到阙下请复用李纲，钦宗不得已，只好允许了。又如清末“戊戌政变”，主动的人，即是青年学生；革命起义，同盟会中人，又皆为年轻的学生；此为中国历史上的证据。又观西洋历史，中古时代、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一八四八年，为全欧革命的一年，主动的人皆为一班少年学生，到处抛掷炸弹，开放手枪，有被执者，非遭死戮，即被充军，然其结果，仍不能压倒热烈的青年运动，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才有成功之一日，是以西洋的历史，又足证明上面所说的一个公式。
反转来讲，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末，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试观英美二国的青年，他们所以发生兴趣，只是足球、篮球、棍球等等，比赛时候，各人兴高采烈，狂呼歌曲；再不然，他们就去寻找几个女朋友，往外面去跳舞，去看戏，享尽少年幸福。若有人和他们谈起政治问题，他们必定不生兴趣，他们所作的，只是少年人的事。他们之所以能够安心读书，安心过少年幸福者，就因为他们的政治，非常清明，他们的政治，有中年的人去负责任之故。故自反面立论，又足证实上面所讲的历史上的公式。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算不曾放弃责任，总是热热烈烈的与恶化的挣扎；直到近来，因为有些地方，过分一点；当局认为不满，因而丧掉生命的，屡觏不鲜。青年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他们非独牺牲学业，牺牲精神，牺牲少年的幸福，连到他们自己的生命，一并牺牲在内了；而尤以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学生，牺牲最大。例如前几天报上揭载武汉地方，有二百余共党员，同时受戮，查其年龄，几皆在二十五岁以下，且大多数为青年女子。照人道讲来，他们应该处处受社会的保障，他们的意志，尚未成熟，他们的行动，自己不负责任，故在外国，偶遇少年犯罪，法官另外优待，减刑一等，以示宽惠。中国的青年，如此牺牲，实在牺牲太大了！“五四”偶谈
傅斯年
我从来不曾谈过“五四”，这有个原故：第一、我也是躬与其事之一人，说来未必被人认为持平；第二、我自感觉“五四”运动之只有轮廓而内容空虚，在当年——去现在并不远——社会上有力人士标榜“五四”的时代，我也不愿附和。
但，现在局面不同了，“五四”之“弱点”报上常有所指摘，而社会上似有一种心愿，即如何忘了“五四”。所以我今年颇有意思写写当年的事实和情景，以为将来历史家的资料，不意观光陪都，几乎忘了岁月。今天有一位西南联大的同学来强我写此一文，恍然一悟，今年的“五四”只有三天了，不禁感慨系之。于是在一小时写此一短文。
“五四”去今年二十四年整，以近代中国局面变化之迅速而奇幻，若有人说，所谓“五四的精神”在今天仍可尽为青年所采用，是绝无这个道理的。时代已变，社会与政治的环境大有不同，若仍沉醉在这个老调，岂不近于傻，或近于情痴？不过，若有人说，“五四”全未留下好东西，应该忘了他，似乎也没有这个道理。就外交上说，有“五四”的动荡，而后巴黎和会上中国未签字，而后又华盛顿会议，而后有美日在远东之大不协，不协之久，至于开仗。这一线上固然有许多的原因，然而“五四”总不可不算是一个连锁的不可少的一节。“昔日即今日之原因”，然则“五四”自有其历史的价值。就文化说，他曾彻底检讨中国之文化，分别介绍西洋之文化，时所立论，在今天看来，不少太幼稚的话，然其动荡所及，确曾打破了袁世凯段祺瑞时代之寂寞。若说当年学生不该反对政府，则请勿忘当年政府正是穷凶极恶的北洋系，安福系。若问当年学生何以闹学潮，则亦是一种自然界之公式而已。昔日之事未必即可为今日之师，故今日自然绝不该是反政府闹学潮的时代，但，也不要忘了当年情景不同，若以今日之不当如此，岂是历史学之公道？“五四”在往年遭逢“不虞之誉”，今日又遭逢不虞之毁，我以为这都是可以不必的。
今年追想“五四”，我以为有几点似乎不可忘了。
第一、“五四”已经成就了他的使命了。当年蔡孑民先生之就北大，其形势如入虎穴。蔡先生之办学，兼容并包，原非徒为国民党而前往（这个中间自然还有一段故事，恐怕是吴稚晖先生知道最清楚。）然而蔡先生提倡潜修，口号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其结果是出来一团朝气。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五四”之后，南至广州，北至北平，显然露出一种新动向，其中固是爱国主义与自由主义并行（后来又有共产党加入），然而此一动向，激动了青年的内心，没落了北洋的气焰，动荡了社会上死的寂静，于是当时各方从新起一新阵势，而北伐之役，甚至北伐以前的几年，革命的运动，得到全国有知识青年之多数拥护。虽然共产党也在中间摸了不少的鱼，而走入其他歧途者，亦复不一形态，然而其为颠覆军阀之前驱则一也。
第二、“五四”未尝不为“文化的积累”留下一个永久的崖层。因今日文化之超于原人时代之文化者，以其积累之厚也。积累文化犹如积山，必不除原有者，而于其上更加一层，然后可以后来居上，愈久愈高。若将旧者拆去，从新自平地建设起来，则人类之文化，决不会“后人胜过前人”的。试以今日欧美之文化论，今日所见者，有希腊人之遗物甚多，大多偏于哲学，有罗马人之遗物不少，大多偏于法律，有文艺复兴时代之遗物，大多以人之自觉为主，有开明时代之遗物，大多以人之求知寻理为主，有法兰西革命之遗物，即所谓“平等自由博爱”也。此中尽可这里修改一处，那里补进一块，然而必为层层堆积者，而后有今日之富也。“五四”之遗物自带着法兰西革命之色泽，而包括开明时代之成分。由前一点说，可以蔡先生一篇小文为证。当时之北洋军阀，以及其文化的发言人，指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先生在他那篇小文里说：“不错，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即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洪水是不可为常的，洪水过了，留下些好的肥土，猛兽却不见了。由此一点说，当时所提倡的是“科学与民主”，自民八至民十五左右，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者之增加，以学问为事业之增加，遂开民二十以后各种科学各有其根基之局，似与“五四”不无关系吧？即在今天说“科学与民主”，也不算是过时罢？
今日世界文化之灿烂，由于积累而成，□□所说。不过现在却有两种人要把自原人石器时代的文化起点，一齐拆去，重新盖起来，尽抹杀以前的累积。这两种人，一是布尔希维克主义者，一是纳粹主义者。我们当然是不走这两条路的，那么就要走积累一条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