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北大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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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北大人物(8)

他论到清代三部史学名著: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认为钱著最精,王著次之,而赵著最差。所以就将赵著作为研究的对象,专开一门课,逐字逐句的审查,寻找里面的错误。这一课虽以一书为中心,但牵涉的方面极多,尤其廿四史,翻了又翻,互相对证,有时发现不但赵瓯北错了,甚至连原书都错了,所以趣味浓厚得很。但他只注意客观的史实考订,而将所有主观的史论部分略了过去。也许是他本身在政治上受过刺激吧,每当讲到史书中“再受禅依样画葫芦”之类的地方,常常感慨系之的说:“所以政治没有意思啊!今天是这样说法,明天又是正相反的那样说法!”

不过这并不是他不注意国家兴废。当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北平的空气恶劣得很,“华北国”在酝酿之中,大家都烦闷而不安,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突突突突!”的直送入大红楼课室中来,我们要求他对时局作一个指示。他沉沉的说道:“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尊重?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是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在这上面,他的的确确做到了报国的地步了,在他所干的部门内,不但压倒了日本人,而且赢得日本学者的衷怀钦服。

北平陷后,我曾去看他,他说:“迟早还是得走!”一转眼已是五年半了,他为着职务(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后一所大学。我今夜诚心的遥祝他健康,永远保持着那超然的健斗!

胡适与鲁迅

曹聚仁

一九二二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和陈独秀见面,那时,新青年社已经内部分裂;在上海出版的《新青年》,撇开了那些不主张谈政治的社员,走向研究社会主义的路上去了。那一时期,实际领导中国新文学道路的,乃是胡适。我和他见面,已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之后;我还记得是在北四川路桥堍的新亚大酒店的三楼;那时,领导中国文学运动,已经是鲁迅的时代。大家在开始批判胡适了。我们回看新文学运动的全段历史,陈独秀影响,不可说是不大,时间可很短。胡适的影响最切实,时间也不怎么长。最长久,而又影响大的乃是鲁迅。这和近三十年间社会不安的情绪有关;因为文艺毕竟是从社会人生的根苗上长出来的。胡适所领导的道路,那时的青年,总觉得太迂远了一些。

胡适所指示的道路,乃是实验主义的路子。科学方法是胡氏的根本的思想方法,他用科学方法评判固有的种种思想,学术以及东西文化,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结果便是他的文存、哲学史、文学史等。他创作白话诗,也是一种实验,也是科学的精神;这是他的文学的实验主义。他又说做诗也得根据经验,这是他的“诗的经验主义”。胡适在建设工作上,最大的成就,乃在整理国故,白话文学史,以及许多篇旧小说的考证,对于固有的中国学术思想,给了一道新的光。

从胡适所研究的成就来说,整理国故和小说考证真是划时代的。他将严格的考证方法应用到小说上,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样扩大了,也充实了我们的文学史。他考证了《红楼梦》,把曹雪芹的真面目从旧红学的迷雾中钻出来,他的功绩是不朽的。他是新红学开路的人,他说:“我自信,这个考证方法,除了孟莼荪的《董小宛》之外,是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不曾用过的。我希望这一点小贡献,能引起大家研究《红楼梦》的兴趣,能把将来的《红楼梦》研究引上正当的轨道去,打破从前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创造科学方法的《红楼梦》研究!”胡氏所用的考证方法,就是科学方法,他说:“少年的朋友们,莫把这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我们看胡氏的考证文字,其中创见甚多;但他的功夫在于小心求证,真能严格的做到“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他在做《红楼梦》考证的过程中,他自己已经改正了无数错误,而且承认将来发见新证据时,再来纠正其它的错误。他经过了七年的时期,考证曹雪芹的生卒年代,方才得到证实,这样的精神与细密的方法,不愧是一代的考证学大师,可与其乡先辈戴东原先后辉映的。

他的小说考证,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便是古史的讨论。他的弟子顾颉刚、傅斯年、俞平伯,都受了他的影响,有极重大的发见。顾颉刚就说,他的《古史辨》,正从胡氏《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胡氏考证水浒故事、包公传说、狸猫换太子故事、井田制度,获得最坚实的果子。顾氏研究中国古史,获到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中心见解,这都是近三十年中国学术界的大事!顾氏的结论,是这样:(1)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2)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3)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件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胡适之成为新文化运动导师,对于这一运动是有利的,因为他一直诉之于理性,而不诉之于激越的情感的。我们单就新文学的风格来说,他也是把金针度与人的。鲁迅、周作人的文体,都是不容易学的,十多年前,上海出这一种鲁迅风的刊物,结果都不是属于鲁迅的风格的,朱自清说:胡先生在运动情感的笔锋,却不教情感朦胧了理智,这是难能可贵的。读他的文字的人,往往不很觉得他那笔锋,却只跟着他那明白清楚的思路走。他能驾驭情感,使情感只帮助他思路而不至于跑野马。但他还另有些格调,足以帮助他文字的明白清楚,如比喻就是的。比喻是举彼明此,因所知见所不知,可以诉诸理智;也可以诉诸感情。胡氏用的比喻差不多都是前者。例如:“科学家明知真理无穷,知识无穷,但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满足,进一寸有一寸的愉快,进一尺有一尺的满足。”“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的;你不去寻求深讨,他决不会露面。自然是一个最狡猾的妖魔,只有敲打逼椤,可以迫他吐露真情。”“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有赏,逆我者有罚。”这种种比喻虽也诉记诸情感,但主要的作用,还在说明。其实胡氏所用的种种增强情感的格调,主要的作用,都在说明,不过比喻这一项更显而易见罢了。(我们且看清末启蒙时期另一导师梁启超,他的文体,也是多用比喻的;但梁氏之所以成功,乃在诉之于情感;所以读他的文字,觉得十分痛快,可是经不起仔细检讨的,一检讨就发见其矛盾百出了。)

本来,文字的明白清楚,主要的还靠条理。条理是思想的秩序。条理分明,读者才容易懂,才能跟着走。长篇议论文更得首尾联贯,最忌的是“朽索驭六马,游骑无归期”。胡氏的文字大部分项或分段架定了,自然不致大走样子。但各项各段,得有机的联系着,逻辑的联系着,不然,还是难免散漫支离的毛病,胡氏的文字,一方面纲举目张,一方面又首尾联贯,确可以作长篇议论文的范本。胡氏在考证学方面,可说是他们的乡先辈戴震(东原)的嫡传;而在文史方面,恰正是他所标榜的文史通义作者章学诚(实斋)的后继者;他是五四运动以后,在散文上最有成就的一个人。

和胡适一样,诉之于冷静的理性的,则有鲁迅;鲁迅在文艺上的造诣,比胡适高,对青年人的影响,也比胡适广,但鲁迅的文体,比胡适不容易学。周、胡两人,并不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水火不相容;他们都是新青年的前驱战士,而且在学问上是彼此相推重的。评介鲁迅文体的文字,笔者觉得那位和鲁迅有些冤仇似的苏雪林,倒说得最好。他说:“鲁迅的小说艺术的特色,最显明的有三点:(1)用笔的深刻冷隽,(2)句法的简洁峭拔,(3)体裁的新颖独创。”他的文字,天然带着浓烈的辛辣味。读者好像吃胡椒辣子,虽涕泪喷嚏齐来,却能得一种意想不到的痛快感觉,一种神经久受郁闷麻木之后,由强烈刺激梳爬起来的轻松感觉。但他的文字,也不完全辛辣,有时写得很含蓄,以《肥皂》为例,他描写道学先生的变态性欲,旁敲侧击,笔笔生姿,所谓如参曹洞禅,不犯正位,钝根人学不得。他文字的异常冷隽,他文字的富于幽默,好像谏果似的愈咀嚼愈有回味,都非平常作家所能及。他的用字造句,都经过千锤百炼,故具有简洁短峭的优点。他文字的简洁,真个做到了“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地步。

苏雪林说:“我们要知道鲁迅文章的‘新’,与徐志摩不同,与茅盾也不同。徐志摩于借助西洋文法之外,更乞灵于活泼灵动的国语;茅盾取欧化文字加以一己天才的熔铸,别成一种文体。他们文字都很漂亮流丽,但也都不能说是本色的。鲁迅好用中国旧小说笔法,上文已介绍过了。他不在惟事项进行紧张时,完全利用旧小说笔法,寻常叙事时,旧小说笔法也占十分之七八。但他在安排组织方面,运用一点神通,便能给读者以‘新’的感觉了。”化腐臭为神奇,用旧瓶装新酒,果然是老头子独到之点。譬如他写单四嫂子死掉儿子时的景况:“下半天棺材合上盖,因为单四嫂子哭一回,看一回,总不肯死心踏地的盖上;幸亏王九妈等得不耐烦,气愤愤的跑上前,一把推开她,才七手八脚的盖上了。”若其全书文字都是这样,还有什么新文艺之可言。但下文写棺材出去后,单四嫂子的感觉:“单四嫂子很觉得头眩,歇息了一会,倒居然有点平稳了。但她接连着便觉得很异样;遇到了平生没有遇过的事,不像会有的事,然而的确出现了。她越想越奇了,又感到一件异样的事,这屋子忽然太静了。”这种心理描写,便不是旧小说笔法中所有的了。(像鲁迅这类文字以旧式小说质朴有力的文件做骨子,又能神而明之加以变化,我觉得最合理想的标准。)

鲁迅的小说,可以说是道地的乡土文学,也可说是最成功的乡土文学家。鲁迅的《呐喊》和《彷徨》,十分之六七,为他本乡绍兴的故事。其地无非鲁镇、未庄、咸亨酒店、茂源酒店,其人物则无非红鼻子老拱、蓝皮阿五、单四嫂子、王九妈、闰土、豆腐西施、阿Q、赵太爷、祥林嫂,其事无非单四嫂子死了儿子而悲伤,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替儿子治痨病,孔乙己偷书而被打断腿,七斤家族闻宣统复辟而惹起一场辫子风波,闰土以生活压迫而变成麻木呆钝,豆腐西施趁火打劫而已。他使这些头脑简单的乡下人,或世故深沉的土劣,像活动影片似的,在我们面前行动着。他把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愚蠢或奸诈的谈吐,可笑或可恨的举动,惟妙惟肖地刻划着。其技巧之超卓,真可谓传神阿堵,神妙欲到秋毫巅了。

我们知道鲁迅是学过医道的,洞悉解剖的原理,所以常将这技术应用到文学上来。不过他解剖的对象,不是人类的肉体,而是人类的心灵。他不管我们如何痛楚,如何想躲闪,只冷静地以一个熟练的手势,举起他那把锋利无比的解剖刀,对准我们魂灵深处的创痕,掩藏最力的弱点,直刺进去,掏出血淋淋的病的症结,摆在显微镜下让大众观察。关于这一点,张定璜在他的《鲁迅先生》中,有一段很好的刻划:

“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的饥饿。饥饿,在他面前经过的,有一个不是饿得慌的人么?任凭你拉着他的手,给他说你正在这样作那样作,你就说了半天也白费。他不信你,至少是不理你,至多,从他那支小烟卷儿的后面,他冷静地朝着你的左腹部望你一眼,也懒得告诉你,他是学过医的,而且知道你的也是和一般人的一样,胃病。你穿的是什么衣服,摆的是那一种架子,说的是什么口腔,这他都管不着,他只要看你这个赤裸裸的人;他要看,他于是乎看了,虽然,你会打扮得漂亮时新的,包扎的紧紧贴贴的,虽然你主张绅士体面或女性的尊严。这样,用这种大胆的强硬的甚至于残忍的态度,他在我们里面看见赵家的狗,赵贵翁的眼色,看见说咬你几口的女人,看见青面獠牙的笑,看见孔乙己的窃偷,看见阿Q的枪毙;一句话,看见一群在饥饿里逃生的中国人。曾经有过这样老实不客气的剥脱么?曾经存在过这样沉默的旁观者么?”他已经不是那可歌可泣的青年时代的感伤的奔放,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发出来非常之微,同时发出来非常之深。

胡适先生二三事

梁实秋

胡先生是安徽徽州绩溪县人,对于他的乡土念念不忘,他常告诉我们他的家乡的情形。徽州是个闭塞的地方。四面皆山,地瘠民贫,山地多种茶,每逢收茶季节茶商经由水路从金华到杭州到上海求售,所以上海的徽州人特多,号称徽帮,其势力一度不在宁帮之下。四马路一带就有好几家徽州馆子。民国十七八年间,有一天,胡先生特别高兴,请努生光旦和我到一家徽州馆吃午饭。上海的徽州馆相当守旧,已经不能和新兴的广东馆四川馆相比,但是胡先生要我们去尝尝他的家乡风味。

我们一进门,老板一眼望到胡先生,便从柜台后面站起来笑脸相迎,满口的徽州话,我们一点也听不懂。等我们扶着栏杆上楼的时候,老板对着后面厨房大吼一声。我们落座之后,胡先生问我们是否听懂了方才那一声大吼的意义。我们当然不懂,胡先生说:“他是在喊:‘绩溪老倌,多加油啊!’”原来绩溪是个穷地方,难得吃油大,多加油即是特别优待老乡之意。果然,那一餐的油不在少。有两个菜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一个是划水鱼,即红烧青鱼尾,鲜嫩无比,一个是生炒蝴蝶面,即什锦炒生面片,非常别致。缺点是味太咸,油太大。

徽州人聚族而居,胡先生常夸说,姓胡的、姓汪的、姓程的、姓吴的、姓叶的,大概都是徽州,或是源出于徽州。他问过汪精卫、叶恭绰,都承认他们祖上是在徽州。努生调侃地说:“胡先生,如果再扩大研究下去,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起源于徽州了。”相与拊掌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