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北大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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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北大人物(7)

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的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他的“能容”,是我早已听说过的。

他有着宽阔的前额,这表现着宽阔的心胸。一付阔边眼镜,一付常笑的面容,使我们感到常是很愉快的。他似乎没有悲观或消极这两种情绪存在,即使在最可虑的时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号前后的某一晚上,我从他家搭他的汽车回校,他用严肃的语调告诉我:“也许明天,五色旗就要挂出来,‘华北国’就要宣布了!”这话闪电似的打击着我,我呆了,千万道胡适像的忧思袭上心来,感到:“大祸终于来了!”车中的沉默更增加了我心上的压力。到了北池子北头,车停了,我下车来,他笑着说:“不要着急!——你怎么没穿外套呢?在北平得穿一件外套,不然,很容易伤风的。”果然,车外寒风吹得我一噤,可是那语调的轻快,却将我心中的寒冷减少了。

他家那时在米粮库。米粮库不失为一个文化人区域,短短的一节胡同,一号住着陈垣,傅斯年,三号住着梁思成,林徽音,四号住着适之先生。这是个很阔的大红门,里面一个很不小小的栽满花木的院子,北头一座相当大的洋楼,这房屋的东家,大概过去很有点势力,所以平台的石栏和小径的瓦砌,都是从圆明园搬来的旧物。

在这楼房的西翼,连着一片一层的洋房,有很大的三间。那是适之先生的书房,里面满满的都是书,据我看到西安现在的几个公家图书馆藏书,没有一个及到这一半的。他的书桌放在向南的那房里,极大的一张,但上面纸张,书籍,文具,堆得像小山一样,直到他写东西的时候,只好将这些小山推推开,当中挤出一方尺左右的空隙放纸。可是这乱山丛中自有它的条理,不论什么东西,在适之先生自己要找时,绝对一找就着。这书房的最大忌讳是有个多事的人去替他整理书桌。如果有人这样做了,那就适得其反,将条理系统都给破坏了。幸亏适之夫人是一位旧式女子,也不在乎这书桌的乱不乱。本来吗,这三间书房自成单位,将通大楼的门一关,这就是适之先生的世界了。

向例,他起的是不很早的,通常在七八点钟。吃了早点就去北大上课或办公,午饭常有人请。下午仍旧办公,或到校外办事。晚饭更少在家吃,而且通常应酬完回家总在十一点钟,这才到了他认真工作的时候。读书,写文章,就在这全家入睡,夜深人静时。在两点以前睡觉是很少有的。遇到《独立评论》要发稿时,那就更说不准了,也许四点睡,也许五点睡,甚至有时六点睡。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他文章末尾所记的日期时刻看出来。不过他给《大公报》写的星期论文却是例外,因为要赶下午五点多钟那班车送天津,所以总是星期六下午闭门谢客写的。他写文章却不快,(这到底还是学者的作风,下笔慎重得很。)常常到了快开车时,看着表,叫小二(他的听差,一个壮小伙子)骑车飞赶送到前门邮局去,有时甚至用汽车送。所以,虽然他很好写评论政治的文章,但当有一时期《申报》请他去作主笔时,他终于拒绝了,因为他文章写不快,这是和新闻记者条件不相合的。

他有一个本子,叫做“每天一首诗”,一页一首,各朝各代的都有。每天他抄一首进去,是限定要背出来的。这大概是写中国文学史的预备功夫吧。他也记日记,有时记得很长,有时记得很短。书桌抽斗里有一大盒大大小小各样各色的图章,其中刻得最多的是:“只开风气不为师”。据说是提倡古文,办《甲寅》杂志的章士钊先生和他合摄了一张像,还题了一首白话诗赠他,大意是恭维他为白话文大师,并说自己写白话诗“算我老章投降了!”于是他答了一首七绝,其中一句就是:“只开风气不为师。”

到了礼拜日的上午,是他公开接见客人的时候,在他那会客室里常坐满一二十人,各种各色的人都有,有未识一面的,有很熟的,有老学究,也有共产党青年。各种不同的问题提出来讨论,延长到三四个钟头。他自己称这个叫“做礼拜”。常常许多不知名的青年这样认识了他,他也藉此和天下英雄“以谈会友”。

适之先生在校中开的课是中国文学史和传记研究,传记研究是研究院课程,而且要缴几万字的论文,选修的较少。文学史则是一门极叫座的课。他讲《诗经》,讲诸子,讲《楚辞》,讲汉晋古诗,都用现代的话来说明,逸趣横生,常常弄到哄堂大笑。他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和钱宾四(穆)先生的意见不相合,有一次他愤然的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那会有什么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是很客观的,当某一位同学告诉他钱先生的说法和他不同,究竟那一个对的,他答道:“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那一个合乎真理。”

在课堂上也常谈论时局问题,但都是言之有物的。将该说的说了,就马上开讲正课,决不像有些教员借谈时局而躲懒敷衍钟点。在那种动荡的时间和地方,加以他的地位,绝对不谈政治是不对的,所以他恳切的谈。在他堂上有日本派来的留学生听课,所以他的措词当然是不失体的。

二十二年长城战役后,他曾为三十五军(傅作义部)抗日阵亡将士写了一篇白话文的碑记和墓铭,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篇白话墓志铭,由钱玄同先生写了,刻成碑,立在大青山的烈士公墓上。二十四年夏他受傅将军邀去绥远旅行,那时正是中日“亲善睦邻”的时候,这碑奉军委会北平分会之命封掉了。他们看着这被封的碑,“大家纳闷,都有些伤心!”(二十四年夏他曾作一文评述河北事件,以此为题。)于是写了一首诗,说天有阴晴,时有否泰,最后两句是:

“有朝祖国抬头日,来写青山第二碑!”

终于在他的驻美大使任内,日本走上了自杀的攻美之路。祖国在抬头了,我们欢迎适之先生回来写第二块碑记!

钱穆先生

朱海涛

宾四先生,也是北大最叫座教授之一。这并不需要什么事先的宣传,你只要去听一堂课就明白了,二院大礼堂,足有普通大课室的三倍,当他开讲中国通史时,向例是坐得满满的。课室的人,听众的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的宾四先生似乎更矮小些。但这小个儿,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他并不瘦,两颊颇丰满,而且带着红润。一付金属细边眼镜,和那种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的雍容潇洒。向例他上课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的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的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也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显而易见开讲时的翻书不过是他启触自己的一种习惯,而不是在上面寻什么材料。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的长期吸引了人。奇怪的是他那口无锡官话不论从东西南北来的人都听得懂。

他常慨然于中国没有一部好通史。二十五史当然只是史料,而近年出版的几本通史他也不满意。他认为通史应当是作者读了无数书之后,融会贯通,钩玄扼要,用自己的文字写出来的。因此他对于某老先生的某书认为只是史钞而谈不到通史。他自己很有意思写一部理想的,但他也常说这并不容易。大概现在他一切的努力都是在作这大著作的准备吧?

他写过厚厚的《先秦诸子系年》,这表示他对于先秦的史哲下过深刻功夫。他写过有名的《向歆父子年谱》,也教过两汉史,这表示他对于中古史很有成就。他又写过《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这表示他对于近代史极为注意。在许多教授中,他年纪不算大,头发还全是黑的,而成就已经这样多而广,将来将整个中国史融会贯通,写一部为史学界放一异彩的新通史出来,是极有望的,那时对于中国和世界文化贡献之大将不可计量。

据说他早先当过小学教员,由自己的用功和努力而成为中学教师,又进而为大学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而名教授。这传说如果是真的,则给我们青年人的启示太大了。

就我个人说,我受过宾四先生一次教诲,而这教诲将终身不忘。当二十五年冬,我发现《汉书》记恒山王有五点错误,非常高兴,仔仔细细写了篇论文,很得意的呈给他看。过了两天,他拿来还我,问我看过王先谦《前汉书补注》没有?我文中所述前两点是这书所曾指出过的。说实话,这书我看过,但我之发现这两点也确实在看这书之前。当时少年好胜心重,就不肯注一笔说前人已有发明,以为人家不一定知道王先谦说过这事。一种掠美,侥幸,欺人自欺的心理充分表现,谁知一送到行家手里,马上指出来了,反倒连其他几点前人所确没有说过的也减了色。这次教训,和另一次在陈援庵先生处碰的钉子,使我刻骨铭心,誓不再存半分掠美的卑鄙心理,其实这是治学者的基本道德。我不能不感谢宾四、援庵两先生给我的启示。

抗战后在南岳附近公路上曾和宾四先生打了一个照面,后来知道他转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了,但因为他住在乡间,我五次去成都都不曾遇到,真是遗憾,不过常在杂志和报章上见到他的文章,我知道他施教的范围更广大了。

陈坦先生

朱海涛

在图书馆架子上放着一函书,精精致致的仿佛没有人动过。我这不安份〈分〉的人当然不会放过它,打开来,装订得极漂亮的五册。翻开,却不由得使我纳闷,满纸都是数目字,有阿拉伯字,有中国字,有黑的,也间着有红的,一格一格一行一行整整齐齐,排列得像才喊过“看齐”的集合队伍,顶上面一格却空了大半,只印着大字的年号,年数,西元等等,仿佛队伍前面站着一位大队长,两位大队副。我觉得好有趣味,研究了半天却始终没看懂,没奈何,只好捧回架去,心里想:这看不懂的天书,印得这么讲究干吗?

这年,说起来该是写论文年份了,自然不能不多翻点书。一翻书,就来了问题。譬如《明史》,打开《庄烈帝本纪》看不到三行:“八月熹宗疾大渐,召王入受遗命,丁巳即皇帝位。……”这丁巳是初几?十几?或竟是二十几?不知道!只好搁在心里纳闷,想:“学历史的又不是八字先生,哪里记得这么多丁巳?”

老师到底是有用处的,张西山先生教我们史学方法,这天谈到年月日问题,我睁大了眼睛看他变戏法,看怎么一来丁巳就已变了初三!他一声不响的检出一部书来,乖乖!就是那本我研究半天看不懂的有字天书——《中西回史日历》。三言两语的一点拨,我全懂了,敢情是这么一回事。我觉得作这书的人真伟大,造福于学史者真像大海里给了个指南针。从此以后:“新会陈垣”四个字深深印到了我脑中,我还记得他的书斋号作“励耘书屋”,这是刻在这书的右下角的。

离济南前,西山师告诉我到北平后最好去拜见援庵先生:“不过他架子大,不容易见到。”

我却没有去请见,可是我对他的钦仰更加深了。我见到了他著作书目的一部分,一部部全是结结实实的惹不起。我只挑着买了两本小书,一本《史讳举例》,一本校勘《元典章》后归纳写成的校书错误举例(原名忘了)。同时将他所有在北大开的课全旁听了。

这是位不长不矮,胖胖的典型身材,方方大大的脸,高高阔阔的前额,一付黑边老花眼镜,平常是不大戴的,每次讲课时,总是临时从怀里掏出来戴上,而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两撇浓浓的八字胡,这八字胡带来了无限威棱。经常的穿着件黑马褂,长袍。

他在课上将二十五史从头的一一介绍,把所有有关的事件告诉我们,而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这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归纳了一个时常提到的结论:“著书要提笔三行不出错才行。”而在他的讲授中,我们发现三行不出错的著作竟然很少!

他的嘴相当利害,对于有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可是他实在已经是十分克制自己了。常对大学说:“还是不说吧,免得又得罪了人。”他对于他的同乡,梁任公先生,就是不大满意的。任公晚年颇以治史自期,但他雄才大略则有余,写出来的东西,每每是自恃才气,凭着记忆写下去,粗疏是不免的,这在援庵先生看来,不免有点不合式。他也常讲批评人是求止于至善,不一定批评者就比被批评者强。他举《东塾读书记》的骂崔东壁,说:“休因东塾讥东壁,便谓南强胜北强!”

援庵先生同时也非常幽默。当时学生运动闹得正凶,民族解放先锋队(共产党外围组织)极见长的一种本事是油印一种小型传单,字迹小得几乎像蝇头,散得到处都是。这天上他的课,讲桌上,椅子上,散了不少。他如常的踏着方步进来,如常的安祥坐下,然后如常的慢腾腾的戴上那付老花眼镜,从从容容郑郑重重像披阅一件公事似的将那纸片捡起来,看了一眼,看不清,放下那纸,慢慢的说道:“这一定是年轻人干的!”全课堂的学生本就聚精会神在注意他的动作和期待他读传单的反应,听了这话,哄堂大笑。

又有一次,在研讨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时,讲到第二篇序的作者“宝山李保泰”(第一篇序是嘉定钱大昕作的)。他说这应该是当时一位有地位的学者,但他多少年来注意考查这位李先生事迹,却除了这篇序外得不到半点材料。有一次,琉璃厂的书商,拿了张拓片到他那里请教他。(他是北平著名的权威学者,当然不断的托书商搜罗典籍。而书商得到了一些不经见的图书,无从估定其价值,也不能不去他那里请求评定,可是如果经他一品评为珍品,那价钱可就要辣了)。他一眼就看到篇末仿佛凸出来似的有着“李保泰”三字,心中大喜,可是脸上却不动声色,淡淡的翻了翻,缓缓的说道:“不值什么!”那书商大失所望,拿回去又没用,求着他用贱价收了。他绘声绘影的说完这故事,大笑,得意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