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笨人的成圣之道: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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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新的征途(1)

1.以暴易暴不可取

同情洪秀全,而对曾国藩明确表示不满的史学家朱东安先生,在其《曾国藩传》中,提及湘军攻破天京时是这样叙述的:

湘军一冲入城内,残忍的大屠杀就开始了。他们首先要杀害的是进行坚决抵抗的太平军将士,甚至连已经去世并秘密掩埋的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的遗体,也要挖掘出来加以污辱,以发泄其反革命仇恨。但据目击者观察,当时被杀害的人中,太平军战士所占人数并不多,而更多的却是天京城内的老百姓。

在这里,朱东安先生所提及的现场目击者,就是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而朱东安先生所引述的文献,就是赵烈文之《能静居日记》中的下面这段:

计城破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军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情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如女四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中丞禁杀良民,掳掠妇女,煌煌告示,遍于城中,无如各统领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惟知掠夺,绝不奉行……又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

目前尚无史家对赵烈文的记述有过丝毫疑问。要知道,赵烈文在这段记述中,提及了诸多湘军将领的名字,如彭毓橘、易良虎、彭椿年、萧孚泗、张诗日等,并指控这些人奸淫劫掠,其中尤以对萧孚泗的指控最为严重。

赵烈文为此甚至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他先是要求曾国荃亲自出面,制止部下的暴行,被曾国荃断然拒绝。赵烈文悲愤已极,亲拟制止滥杀、保护妇女的四条规定,要求曾国荃榜示街头,以为禁令。曾国荃却拒绝其止杀令,导致其余各条皆流为空文。

赵烈文气急败坏,径直去找曾国藩,要求曾国藩出面制止。可万万没想到,憨厚的圣者曾国藩,却对赵烈文极为反感,和赵烈文的关系一度弄得很僵。可以确信的是,赵烈文真的不理解,曾国荃怎么可以这样?曾国藩又怎么可以那样?往日里他们口口声声说爱民,怎么临到了这时候,却一个个比虎狼还要凶残?

不唯是赵烈文搞不明白,史学家同样也弄不懂,何以湘军入城,杀太平军少而杀百姓多呢?这不符合逻辑呀。

这是因为曾国藩比赵烈文更清楚,无论是湘军还是太平军,实际上都是一码事。军队是一种暴力武装,没有政治属性,只有经济属性。

什么叫军队没有政治属性?就是说,虽然太平军和湘军分处两个不同的政治阵营,但这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参加湘军者,并非是存了报效君父的观念。被裹胁入太平军者,对洪秀全也没有什么感情。这些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在动乱时代宛如风中浮萍,随波逐流,全然不能自主。太平军来了就被太平军裹胁着走,湘军来了就跟着湘军走,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湘军,对他们来说只意味着一碗饭而已。

什么叫军队只有经济属性?就是说,太平军或湘军,既不认得什么咸丰同治,也不认得洪秀全杨秀清,为这些陌生人去死,委实是个莫名其妙的要求。若非是曾国荃、李秀成这样的统御高手,以强制性手段把他们逼上战场,他们才不会厮杀成一团。处于被强制状态,他们确是无法自主,但一旦从这种强制的控制中挣脱出来,他们就立即恢复了经济人的本色,所思所想,无非是趋利避害,无非是为财死、为食谋而已。

湘军在天京城中的杀戮固然残暴血腥,但这些事情太平军也同样干过,甚至比湘军更残暴、更血腥。

如咸丰十一年,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攻占兰溪,《兰溪县志》载:

是时民力艰难,稍欠薄,即令散贼来搜,搜出食物,始犹分半取之,既而一栗一麦,虽瓮底磨头,亦皆倾刷而去。搜索油盐,既间有一匙一滴,穴地窝藏者,亦拷掠而勒取之。数数勒民输饷无餍足,故苦迫自栽与受刑冤死者不计。又守卡贼日夕探近处人民,或稍有银钱蓄匿,即拿其家属,肆用飞弔、火烙、割肉、钻肤、备极酷刑,必令和盘托出而后已。追不出,至撞腹抽肠,牵之以号于众,或悬于树,用枪火打之,或用棉裹,灌以油,倒竖点燃,名为点蜡烛。种种惨毒,诚令目不忍睹,口不忍言,而贼且聚观嬉笑自若,谓非此不足(以)嚇制斯民也。

这就是太平军,这就是所谓的太平天国的所行所为,尤以抽肠之刑最是酷毒,将肠子从受害者的小腹中抽出来,牵着游走,让受害人发出惨厉的号叫。不唯如此,女性落入太平军之手,下场更是可怕。

如咸丰十年二月,江南大营崩溃,太平军乘胜席卷苏南,有落入太平军之手后逃出者撰述《虎窟纪略》,记录了太平军的残暴罪行:

贼入城,先放狱中囚犯,使其引之劫库,逐户搜索。城内民房,大者作贼馆,小者多烧毁。不论男女,见之即掳。强壮者,使之运米、挑水、搬移物件。稍通文墨者,使之教小长毛识字。或为之书记。老羸无用者,则逐出城,不服者杀之。遇医生及裁缝俱留养馆中,裁缝使之改衣服,医生使之诊病,兼有与之钱开药铺者。妇女美者,贼目占为己妻。稍有姿色者,驱入女馆中以便拣选,余他不论妍媸,一任长毛奸淫,虽老妪以及童稚亦所难免。

看看这两段记载,再对比一下湘军在天京城中的所行所为,我们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同一批人所为,只是他们有时候出现在太平军阵营中,有时候出现在湘军阵营里,但其行为模式却是完全一致的。

这种行为模式,就叫暴力。

这就是天京城破时所发生的事,以一种暴力取代另一种暴力,正所谓以暴易暴,得到的仍然是可怕的暴力。曾国藩知道这一点,也知道失控的暴力就如同丧失理性的疯狗,绝非人类的力量所能控制。

现在曾国藩要考虑的是,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将湘军裁撤,彻底取消这一暴力集团。

2.财宝失踪之谜

攻克天京城,曾国藩上奏,缴获伪玉玺两方、伪金印一枚,除此别无所获。曾国藩的奏折如下:

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逆之富,金银如海,百货充盈。臣亦尝与曾国荃论及,城破之日,查封贼库,所得财物,多则进奉户部,少则留充军饷,酌济难民。乃十六日克复后搜杀三日,不遑他顾,伪宫贼馆,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询,则并无所谓贼库者。讯问李秀成,据称:昔年虽有圣库之名,实系洪秀全之私藏,并非伪都之公帑。伪朝官兵向无傣饷,而王长兄、次兄且用穷刑峻法搜括各馆之银米。苏州存粮稍多于金陵,亦无公帑积贮一处。惟秀成所得银物,尽数散给部下,众情翕然。此外则各私其财,而公家贫困,等语。臣弟曾国荃以谓贼馆必有窖藏,贼身必有囊金,勒令各营按名缴出,以抵欠饷。臣则谓勇丁所得贼赃,多寡不齐,按名勒缴,弱者刑求而不得,强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饷无几。徒损政体而失士心,因晓喻军中,凡剥取贼身囊金者,概置不问。凡发掘贼馆窖金者,报官充公,违者治罪。所以悯其贫而奖其功,差为得体。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闻之事。

这个奏折递上去,顿时朝野一片哗然。谁不知道天京城中堆满了金山银山?谁不知道洪秀全有一座圣库,内藏太平军历年劫掠的财宝。可曾国藩竟然敢说一无所获,瞪大俩眼珠子说瞎话,这胆未免太大了点吧?

没人相信曾国藩的话,大名士王恺运写了首怪诗,曰:

曾侯工作奏,言钱空缕。

平吴争大珠,奏凯搜装驼。

徒增俗讪笑,但讶涉夥多。

在这首莫名其妙的怪诗下面,王恺运自行加了注解,曰:“江宁克,曾奏言,初疑寇有积金,可富国,严密搜求,实无之。而恭王闻人言,曾弟买蜡笺一捆,费三千金。”

有了这个注释,这首怪诗,大概意思就能够弄懂了。这首诗说的是:

脸皮最厚曾国藩,瞪眼撒谎不一般。

敢说天京无宝物,买捆废纸花三千。

正告曾家蟒蛇娃,说点实话有何难?

天京宝物扛回家,大发横财乐翻天。

总之,王恺运这首诗是明确对曾国藩提出指控,指曾国藩盗走了天京城中堆积如山的财宝,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他也不怕把自己撑着。

朝中君臣更是不相信曾国藩这番话,为此下旨严诘:

上谕: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这个上谕,给曾国藩留足了面子,但其间的杀气腾腾、气势汹汹,却流露无余。这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曾国藩不能够做好弟弟曾国荃的工作,让曾老九把从天京城扛走的金银财宝快点扛到朝廷来,曾国藩可就不能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

朝廷生气了,天威难测呀,现在他曾国藩,应该放明白点了吧?老老实实地把赃银吐出来,说不定还可能保住脑壳。

却不料,曾国藩竟然把手一缩,两眼一闭,摆出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瞎猫不怕老鼠胖的架势,此心耿耿可对君父——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你们大家看着办吧!

嘿,曾国藩这一手,还真把朝廷弄傻眼了。惩罚他吧,你手里还没有扎实可靠的证据,通常情况下,这证据照例是要先行抄家,以抄出来的赃银为证。可曾国藩这厮手里握有湘军,而且他在奏折上说得明白,他没有追究从太平军尸体上劫掠金银的湘军,如果拣这时候对曾国藩下手,曾国藩卖给湘军士兵的人情,可能很快就会得到回报。

不能动手,那怎么办呢?

要不,干脆咱们认怂吧。朝廷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是一道批谕,在曾国藩奏折上传七日后下达。

逆掳金银,朝廷本不必利其所有,前据御史贾铎具奏,故令该大臣查明奏闻。今据奏称:“城内并无贼库,自系实在情形。”

这个批谕很有意思,朝廷竟然一推六二五,把事情全都推到了御史贾铎身上,都怪贾铎上本参曾国藩盗走了天京金银山,但实际上是没有的嘛,老曾你受委屈了……诸如此类。

那么朝廷何以突然间转变了态度?曾国藩是否盗走了洪秀全的宝藏呢?

有关这件事,史学界也存在着持两种不同观点的流派。

一种是同情洪秀全,认为曾国藩盗走天京宝藏的学术流派,如朱东安、易孟醇等。

如朱东安之《曾国藩传》,指控曾国藩称:“当时清政府(那时候还没有清政府,只有朝廷,这是朱东安先生的笔误)曾下令追查天京贮金的下落,曾国藩只好以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实出意外四字虚语搪塞……曾国藩无论如何煞费苦心地为其掩饰都是枉然的,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湘军攻陷天京,淫掠之惨,具载各书,湘军满载金银子女,联樯而上,万目共睹,是谁都无法掩盖的。”

易孟醇先生也有本《曾国藩传》,对曾国藩提出了同样的指控,称:“曾国藩所指陈的这三点(见曾氏奏折),都是不值一驳的,幸而,清朝廷此时不愿与曾氏的关系弄得太僵……把事情敷衍了过去,为曾氏兄弟解了围。”

总之,无论曾国藩如何铁齿钢牙,史学家认准了他是个大坏蛋,人家洪秀全好端端地在天京城里拥享美女金帛,快乐逍遥,曾国藩竟然敢于断送人家的幸福美梦,如此行为,必是金陵大盗,不是才怪了。

但如果有谁更愿意较真,计算一下曾国藩和曾国荃的年薪收入,以及他们家族的财产,则更有利于作出明晰的判断。

于是,有关洪秀全宝藏之谜,又出现了第二个史家学派——数字控。

3.湘军都是老劳模

据统计,曾国荃死后,留给子孙田产六千亩、长沙房屋两所。这些财产按当时的物价来算,大致接近百万两银子,是小民百姓苦一辈子也不敢想的。

那么,曾国荃的这百万两纹银的巨款,又是打哪儿弄来的呢?

先来看曾国荃的薪资收入。他统兵打仗七年,全部薪水大概是十二万两,这是根据湘军的饷章规定计算出来的。曾国荃的营官月薪五十两,办公费一百五十两,这就是二百两。此外,统带万人者,每月加银三百两。曾国荃统五万人,每月加一千五百两,每月实收一千五百两,总计一千七百两。一千七百两乘以每年十二个月,再乘以六年,所以估算为十二万两。

然后曾国荃又当了七年的两江总督,每年实入三十万两,单这笔收入,总计就是二百一十万两,再加上当兵打仗时的卖命钱,曾国荃这辈子大致赚了二百二十二万两银子。

可他最后留下来的家底,却不足一百万两,咦,那一百多万两哪儿去了?

曾国荃是要养幕僚的,养门客、手下办公人员,都要从他的年薪中扣除,这样算起来,他收入的一半用来养幕僚了,可见这家伙是个吝啬鬼。

只不过,这么一计算,却得出来一个让人郁闷的结论。曾老九曾国荃竟然不是贪官,而是一个两袖清风、勤政爱民的好干部,这真是岂有此理。

如果说曾国荃的收入还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的话,那么,曾国藩则以不可思议的贫寒,勇夺穷官榜上头一名。曾国藩临死时,全部私蓄不过一所房屋、几万两银子,在任期间的无数金银,都给幕僚发奖金了。

还有一个左宗棠,其人留下的家底,堪可与曾国藩一拼。他死时留给四个儿子二万两银子,以及一幢价值五千两银子的房屋,这与他们的地位严重不相吻合。

其收入能与曾国荃比画一下的,大概算是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了,此人总领水师三十多年,所得薪酬及各项收入超过百万两。但是彭玉麟跟钱有仇,但凡遇朋友有事,必慷慨解囊,你不收他的钱他跟你急,如此一番折腾,彭玉麟终于被打回原形,临死时又是个穷书生。

起于穷书生,终于穷书生,彭玉麟感觉很幸福。他两眼一闭往棺材里一躺,感觉自己对得起世上所有喘气的动物。

而曾国藩死后,他的儿子曾纪泽就陷入了家人患病却无钱医治的窘地,幸亏湘军老友急忙相助,这才渡过难关。

把湘军这些人的财务状况一分析,曾国荃曾老九仍然受到有识之士的愤怒批判:“咦,大家都把千金散尽,你曾老九家里怎么还屯了百来万?你为什么不学学大家,把银子都送给朋友呢?不把银子送给朋友的历史名人,不是好名人。”

批判过后,大家再心平气和地看看天京城宝藏失踪案,就有点醒过神来了,敢情这天京城真是空空如也呀,根本就没多少银子。洪秀全这厮是怎么搞的呢?圣库里的如山财宝,都弄哪儿去了呢?

其实,洪秀全圣库里的金银财宝,大概或许可能,都被洋人拿走了。

想一想,自打洪秀全在天京城里趴了窝,绿营兵和湘军赶来攻打,东南四省,处处战火,交战的双方,最经常采用的武器是西洋火枪火炮。这些火枪火炮,以及不计其数的弹药,都是双方花了大价钱,从洋人的军火商那里购买来的。战争是最赚钱的营生,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最花钱的消费。洪秀全的圣库是有的,金山银山也是有的,但都已换成了军械火药,打向湘军听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