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字唐臣，1896年出生于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市）。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茅以升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孙中山先生在唐山路矿学堂讲演时，指出开矿山、修铁路的重要性，坚定了茅以升走“科学救国”、“工程建国”的道路，他从此更加奋发读书，把建设祖国视为己任。1916年茅以升通过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其成绩之优秀，使该校教授们大为惊讶和赞叹。1917年，获硕士学位。经导师贾柯贝介绍，在匹兹堡桥梁公司实习，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到卡利基理工学院夜校攻读工学博士学位。1919年成为该校首名工学博士。博士论文《桥梁桁架次应力》的创见被称为“茅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20年，茅以升应邀回母校任教授，时年24岁，是国内最年轻的工科教授。从此，开始了前后30余年的工科教育事业。次年，任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副主任（副院长）。1922年7月，他受聘为东南大学教授。1923年，该校成立工科，任第一任工科主任。1924年，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合并，成立河海工科大学，茅以升任首届校长。1926年，任北洋大学教授。1928年，任北平大学第二工学院（即北洋工学院）院长。1930年，任江苏省水利局局长，主持规划象山新港。1932年，又回北洋大学任教。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校务管理、教学体制，课程设施、教学设备等，都作过重大改进，使学校出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深受师生的拥护与爱戴。
茅以升从选择桥梁专业时起，就把培养桥梁建设人才和在祖国江河上修建桥梁视为自己的终身目标。1933年，他辞去舒适的教授工作，接受浙江省的邀请，担任钱塘江桥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职务。茅以升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于1937年11月，在极其复杂的水文地质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建成了钱塘江大桥，打破了外国人垄断中国近代化大桥设计和建造的局面，这是中国桥梁建设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中国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又是中国桥梁工程师的摇篮。茅以升先生把工地办成学校，吸收大批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参加工程实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桥梁工程人才。中国一些重要桥梁工程，如武汉长江大桥、南京长江大桥的一些负责人都曾经历过钱塘江大桥建设的洗礼。
钱塘江大桥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展示了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以茅以升先生为首的中国桥梁工程界的先驱在钱塘江大桥建设中所显示出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敢为人先的科技创新精神，排除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不懈奋斗、宝贵的精神财富。因建桥功绩，1941年，中国工程师学会授予茅以升荣誉奖章。
茅以升一生勤奋学习、不断研究创新。结合钱塘江桥的设计与施工，他与工程师们共同研究了“流沙与冲刷的关系”、“如何将木桩头深深埋入江底”、“倾斜岩层上的沉箱如何稳定”、“合金、铬钢杆件的性质”等，研究了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桥梁等问题。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和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他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茅以升终身奋斗、追求，正如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所说，人生征途“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以渡。桥何名欤？曰奋斗。”他终身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治学严谨，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呕心沥血，把毕业精力、知识和智慧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科技和桥梁建设事业，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敬佩和爱戴。他的崇高形象永远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茅以升一生勤奋学习、不断研究创新。结合钱塘江桥的设计与施工，他与工程师们共同研究了“流沙与冲刷的关系”、“如何将木桩头深深埋入江底”、“倾斜岩层上的沉箱如何稳定”、“合金、铬钢杆件的性质”等，研究了力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古代桥梁等问题。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和人民大会堂的结构设计和审定中，他的技术、经验和智慧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梁思成：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大师，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他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也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
梁思成，梁启超之子，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原籍广东省新会县。童年时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华侨学校上学，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这使他对中国古代文化有了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他刻苦好学，尤其偏爱西方文化和建筑历史。他自己说是用“笨功夫”到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古代历史，参观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筑一个个默画下来的。1927年，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建筑硕士学位。接着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入研究生院，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书本中寻找资料而必须到实践中去考察研究，于是决定离开哈佛到欧洲考察建筑。1928年，梁思成回国后应东北大学之邀去沈阳创办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
1931年，梁思成举家迁到北平，他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他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
梁思成热爱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可以将中国的传统建筑形式，用类似语言翻译的方法转化到西方建筑的结构体系上，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新建筑。他和夫人林徽因一起实地测绘调研中国古代建筑，并对宋《营造法式》和清《工部工程做法》进行了深入研究，为中国建筑史学奠定了基础。1940年，因抗战的原因，营造学社不得不迁居四川李庄，在非常年代的这一时期，虽有川滇古建筑考察，虽完成了多项研究课题，但却使整体工作困难重重、惨淡经营，留下许多遗憾，以致营造学社1946年不得不宣告解体。梁先生强调说：“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在这一时期，学社经费匮乏，学社成员生活极度艰辛。梁思成仍强忍着病痛，坚持实地考察，并完成《中国建筑史》等重要文稿的写作。这部《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共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著的，因此可以说它是体现学社治学观点和方法的代表作，是早期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建国后，梁思成在建筑创作理论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强调新建筑要对传统形式有所继承。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因提倡新建筑运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和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梁思成的这些理论观点，实际上代表了当时多数建筑师的思想和政府的希望，直到今天依然对中国建筑界有很大影响。梁思成主要作品有吉林大学礼堂和教学楼、地安门内双子楼、仁立公司门面、北京大学女生宿舍、人民英雄纪念碑、鉴真和尚纪念堂等。曾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梁思成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也是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中国古建筑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倡导者之一，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
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思成坚持测量要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要严密，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20世纪30年代的华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梁思成每次外出调查都要经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条件十分艰苦，但他对测绘工作始终一丝不苟，并且身体力行。他和助手们一起，对建筑物从整体到局部进行详细地绘图测量；对各种构件与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细致地加以摄影记录；对所有碑文、史料都一一抄录无误。正是凭着这一种民族自尊心和志气，使当时营造学社的许多研究成果，测绘的许多图纸都达到了国际水平。
除了研究中国古建筑以外，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1928年，他刚一回国就到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一心要为中国培养出新型的建设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梁思成又想着战后和平建设需要人才，于是又回清华大学筹办了建筑系，从此，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投在了中国的教育上。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他仍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他不但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善于深入浅出地、用生动的语言和比喻向学生讲明什么是建筑，建筑师的任务和建筑师应该怎样工作等。他善于从课内到课外，经常教育和引导学生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观察所见到的建筑，研究与建筑师有关系的一切事物，启发学生对建筑事业的责任感，培养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和感情。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象和记住它们的建造时期。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谨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写字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落，一目了然。
梁思成在学风上要求严谨，在学术上平等待人。当他听到教师和助手们在学术上有不同意见，包括反对他的看法的意见时，总是很高兴地与大家一起讨论，从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梁思成为培养人才，在学术上是毫无保留的，他恨不得把全部知识都传授给年青一代。无论他过去积累或新近获得的资料，他从不保密，尽其所有地提供给大家。在梁思成去世后，遵照他生前的嘱咐，将他收藏的丰富的图书资料捐赠给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梁思成先后著书5种，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共150多万字，现已整理成《梁思成文集》全部出版。他和他领导的科学研究集体因为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和文物建筑保护”这个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1987年，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梁思成的学术成就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美国有专门研究梁思成生平的学者并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图像中国建筑史》。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梁思成在学风上要求严谨，在学术上平等待人。当他听到教师和助手们在学术上有不同意见，包括反对他的看法的意见时，总是很高兴地与大家一起讨论，从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梁思成为培养人才，在学术上是毫无保留的，他恨不得把全部知识都传授给年青一代。无论他过去积累或新近获得的资料，他从不保密，尽其所有地提供给大家。
张开济：设计了半个北京城
张开济，高级建筑师，浙江杭州人。建国后，张开济历任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总建筑师、高级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副理事长、第六届常务理事。他设计了北京三里河国家计委、国家经委、第一机械工业部等联合办公区建筑群以及钓鱼台国宾馆和北京天文馆等，是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主要设计人之一。
张开济，1912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杭州，1935年从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先后在英商公和洋行设计部、基泰工程公司供职。后来，张开济在南京、上海开设了建筑师事务所。
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国庆工程给了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大展身手的机会。作为建筑设计院3位总建筑师之一，张开济在北京市重点工程建设中被委以重任。这一时期，他完成了18件大作品，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天安门观礼台、北京天文馆这些首都地标式建筑，北京小汤山疗养院、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校舍、百万庄和三里河住宅区等，均出自他的手笔。有人说张开济“设计了半个北京城”。
1959年，张开济主持十大“国庆献礼工程”之一的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工作。周总理看了该设计的立体图后，感觉门廊方形列柱的比例“瘦”了些，希望加大柱径。张开济于是找到总理，解释方柱不同于圆柱，在立面图上只能反映出一个面，实际建成则能看到两个面，立面图看来稍微细一些，透视却正好，否则，透视看来就显得笨了。总理认为他讲得有道理，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