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急救室的门外还只有我一人之时，我想：要不要告诉她和他们真相？如果老太太救不过来，就没人知道了，是吗？有人看见吗？也许只有那条狗才闻到了空气中尚未散尽的硝烟。可如果救过来了呢？你是想她活还是想她死呢？一个快人快语的与我挺对脾气的老太太，她喜欢我，不用说，眼睛就告诉了我。我想报警，或者叫做自首更恰当些。狗娘养的子弹没弹头，一定是，或许他已不想要我的命了，只想毁了我的生活。是他还是她的主意？收买不了的杀手，为郑海生抱不平？还是甘为郑海燕去死的性奴？江童又打来电话，找不到急救室，越说越急，怪我说的不清楚，怪我没看好老太太。我想去接她，她厉声喝道：“不用！”电话便挂掉了。很快，她就出现了，头发乱得像散了捆的麦秸草，围巾一边短一边长，都快掉了地上。第一句话就是--“姥姥怎么样了？”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也说“不知道”？可不说“不知道”，说什么？没等我想好，她又说：“你不知道姥姥有心脏病？你都跟她说什么了？你就不能让着她点儿……”她问的问题没有一个我能答得上来，好在她的电话又响了，是她大舅的。用不了多久，这里或站或坐的将会全是她们家人，我在这里，多余。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还用得着我，我已交了钱，接下来也不知还要不要再交钱。可是，不管是死是活，交不交钱又有什么用呢？我是多余的，在死亡面前，我总是多余的，而谁，又不是多余的呢？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想去厕所，不是拉也不是尿，就是想去厕所躲着，就像小男生躲避小女生的追捕。她打完了电话，我很是害怕。她的情绪稳定了许多，问我：“你是怎么搞的，连姥姥都照顾不好？”
“本来，我不想让她走的，我想让她留下来吃饭，可她就是要走，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我就给她送下了楼。这时，有人叫我，我回头，就是那个想要我命的人，他向我开了两枪，姥姥就躺在了地上。”
“那人呢？”
“跑了。姥姥身上没有子弹，我也没有。”
“你为什么不报警？”
“对，对，”我这才想明白，“我为什么不报警？为什么不报警？早干吗来着？”我掏出电话，拨了110，她冲上前来，要夺我手机，我没让她得逞，她说我疯了，我拦住了她，我说：“不，我刚刚明白！”这时，慌慌张张地跑进一个年轻人，江童管他叫哥，他又是疑惑又是鄙夷地看了看我，我自惭形秽地躲到一旁，趁她不注意，离开了。
我不知道老人是死是活。我去自首了。我把电话关掉了。
警察问我为什么当时不报警，我说当时没想好，其实是根本就没想起来。警察又问没想好什么，对啊，我没想好什么？想说明白这个问题，只好从头慢慢说起了。要不要从还没上学说起呢？我得好好想想。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我的事，除了江童的姥姥，因为她去世了。
警察去了胶州，找到了郑海燕，也去了我家。他们调查的结果，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我不知道的：郑海生的日记和课本是埋在他的坟里的，至于怎么到的那个人的手里，郑海燕不知道。
江童搬了回去。她妈骂过我，还想打我，被警察拦住了。老丁说我多余报警，我哥也这么说，我要不说，没人知道老太太的死跟我有关系。老丁够哥们儿，陪我说了好多话，我也感觉轻松了许多，他说这事情不怨我，我也渐渐如此认为了。江童一直都没理我，一个多月了。老丁说：“不着急，你俩不会因为这点事分手，她离了你，活不下去。”想和她说说话，也不接我电话，只好写下来，隔三差五发一封，还短信提醒过她，她也不回。去过她单位，也去过她家，老远的看着她，一个人，神情落寞的。她心中想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只知道她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想，或许江童再也不会理我了。我的噩梦才真正上演，我和她一起，只能毁了她的生活。翻来覆去，想了好久，也和老丁探讨过。最好还是决定，写封信，告诉她：结束吧，彻底分手吧，再不来往了！
没有打电话，只是发了封邮件，不知道她看了没有，其实，看与不看已无甚分别。
郑海燕对警察的解释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她的所作所为令我越想越恼。我跟老丁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秘密，以前总是躲避，迷惑，既而又是躲避，今天，必须解开。”老丁不想我走，可也没办法。我说：“放心，完事就回来。”他说：“相信你，不信我自己也信你。”奉承我，听得出来。
除了老丁，没跟任何人说。下了火车，直奔郑海燕家。半夜，敲了半天门，没人开。在附近找了家旅馆住下，一早，又来，还是没人。她的邻居开了门，说她家孩子得了白血病，现在去了青岛，也不上班了，好像连车都卖了。我给我哥打了电话，他又通过林聪打听到郑海燕的消息，说她跟她闺女正在青岛海军医院，她前夫也不管，因为一检查才知道，孩子不是他的。我没回家，因为我哥以为我还在北京。
在病房的走廊，她和大夫说着话，边说边哭。我一直观察着她，一直等他们说完话。大夫走了，她目送着大夫，也发现了我。我就这么站着看她，看她怎么看我。她擦干了眼泪，撩起凌乱的头发，悲伤的目光渐渐变得坚强，强装的坚强，不过是死前无望的虚荣。我就是这么看着她，没有一点动作，没有一丝表情的变化。最终，她向我走来，问我：“说吧，想怎样？”
“说说你闺女吧！”
“我闺女关你什么事？”
“关谁的事呢？”被我问得一时语塞，我说：“先说说你闺女吧，我身上还有点钱，看我能不能帮上你。当然不是为你，也跟你我之间的事没关系，跟郑海生也没关系，只是冲孩子。”她还是没说话，眼神里全是迷惑，我又说：“我说过的，你太不了解我。”
“你……”
“如果你连问题都没想好，就不要说话。你放心，我不会报复你的。我和你不一样。”
“你到底想干吗？”
“救你孩子命！”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连这个……我操，”那一刻，我暴怒，二十多年来的怨气，自打认识了郑海生就积下了的，那一刻，全都化作了漫天的唾沫喷到了她脸上。我说：“你说，你懂什么呀？你一什么都不懂，你还有脸跟我这么多年没完没了！你懂什么呀？你拿什么跟我没完？操，你真逗！你这叫什么狗屁人生啊？人为什么活着，你懂吗？你懂个屁！你丫狗屄都不懂，还跟我这儿没完，你配吗？你弟弟跟我们之间的故事，你知道吗？他当年是怎么欺负刘长年的，你见过吗？连刘长年是谁你都不知道，你还他娘的……你就是他妈的……操，你妈！”我捏着脑袋，闭着眼，冷静了好久，她也一言不发。之后，我说：“我来呢，就是冲孩子来的。救你孩子呢，也不单单是为这孩子，也为我。救别人的性命，是救自己的灵魂。操，跟你说这个，你哪儿懂啊？赶紧吧，带我看看孩子。”
看她的表情，她是听晕了，也被骂晕了，目光是半信半疑的，脚步却是向前的。
小姑娘认出了我，很有礼貌，奶声奶气地说“叔叔好”。比上次见她，瘦了好多，脸色蜡黄。真要在幼小的年纪就离开人世吗？连自己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谁又知道她的母亲是怎么编织她父亲的谎言呢？匆匆地来，匆匆地去，尚不及一只小麻雀经过的寒暑交替，又何苦来这一遭呢？
我问郑海燕，她说只好骨髓移植了，需要二十多万，或者三十万，或者四十万。我问她还有多少钱，她说八万多。真是不可思议，我还以为她会有几千万呢。我让她放心去配型，不够的钱我来出。她问我：“条件呢？”
“条件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正直的、善良的人。告诉她，努力地和身边的每一个人，相亲相爱。只是别他妈的乱来。”
很幸运，配型成功，我给了她十五万。接到钱，她才信了我，眼泪汪汪的，我说：“过去的恩怨，一笔勾销吧！”眼泪再也抑制不住了，像是大雪化后屋檐滴下的水。
治疗还算顺利，只是化疗时受了些罪，吃的饭都吐了出来。成功度过了排异期，又在医院做了一段时间的康复治疗。我又给了她十万块，她一番推辞之后，还是留下了。放下了钱，我们谁都没说话，她知道我在等什么，她说：“那个人确实是我找来的，可我没让他要你命。真的，不骗你。”
“你要我永远躺床上，半死不活，是吧？”
“真的对不起！”又是这句话，又是泪如雨下，我都感觉不到诚意了。
“向我开枪又怎么解释呢？”
“我从来就没命令过他向你开枪的。”
“你真的不坦率，我很失望。你当我是傻子，认为我比你傻，是吗？你给他的任务就是要我的命，能撞死我是最好，半死不活也接受了。就算警察破了案，大不了判个肇事逃逸，你再托托人，给他捞出来，或是少判两年。没说错吧？算了，算了，至于开枪的事我也不想深究了，你说没有就没有了，我情愿相信你。”
她连说对不起，又说：“打他撞你之后，我就再也不许他找你了。真的，拿我女儿的性命发誓。后来吓死老太太的事，事先我真的不知道。好多年没有他的消息了。”
“现在也没有吗？”
“没有。他的电话早就换了，本来我也不认得他。”
“不认得？”
“是潘强帮我找的。”
“潘强呢？”
“死了，死了好几年了。”
“知道他名字吗？”
“只知道他姓黄，像是本地人，可我从没在胶州见过他。”
“在别的地方见过他？”
“也没有，只见过他一次，好多年以前。”
“明白。还有，最初，你是怎么知道我在北京的？”
“一个杂志……”
“明白，没想到，好大发行量！《时代周刊》一样。”
“还有一个人。”
“谁？”
“范福林。是他跟潘强说，你很可能在北京。”
“为了让黑蛋儿放过他，所以他这么说？”
“对。”
“明白。乱七八糟的一堆人，见都没见过。他现在干吗呢？死了还是活着？”
“你最好不要去，他现在很厉害的。”
“后来再没听我哥和大聪说起这个人。”
“林聪可没法和他比。不过，他也只是说了那么一句话，跟小黄不太可能认识。”我一瞪她，她一怔，忙说：“对不起，我瞎猜的。”
“别再和我说对不起了。我不打郑海生，郑海生可能到现在还活着，要是肯上进，兴许还是个不错的歌手呢。到现在，常常想起他唱的歌，真的很好听。”
她又哭了。短短几个月，像是把一生的眼泪都哭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