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7000～8000年，气候远较现今温湿。在暖湿宜林、宜农的气候环境中，从事狩猎及畜牧的部族，为便于定居，过安适的生活，首先应发展旱作农业。当时山地阴坡有茂密的森林和灌丛，阳坡多高山草地，野生植物和动物资源繁多，宜于狩猎樵采和放牧。河谷平原多灌丛草甸，水源充足，宜于农垦畜牧，这一点，从南岸阶地含腐殖质很高的褐土层普遍分布上，可以证明。
大地湾一期，正处于这一时期，自然灾害减少，且无战乱，农业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人口大增。天水史前文化遗迹之多，也说明了这一带非常适宜人类的生存发展。我们祖先正是凭借这块宝地创造出了人类史上罕见的高度史前文明。
今天，我们走进大地湾人古朴的茅屋，看到男的在吹烟生火，女的在汲水为炊，孩子在递柴帮忙的复制画面时，首先感到的就是那时先人们的生活虽然古朴，但却又是那样安宁和睦。
当我们漫步在室外的草丛里，仿佛听到了茵茵的草甸上，鹿鸣呦呦，仿佛看到清澈的五营河里，鱼翔浅底，连山的森林更是难以看到边，不时还有虎啸猿啼。或而，还有麇鹿来村边散步，踏着草翠花香的野地，显得那么自得潇洒。百鸟的争鸣，又好像在为这块安详宁静的土地上的生灵们在歌唱、在祝福。
大地湾史前的繁荣不必细说，这时整个清水河谷，乃至整个陇水流域，都有了人类活动的踪影，据近年来发现和挖掘出的文化遗迹统计，在秦安陇水流域有史前文化遗迹多达77处，其中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6处，如王家阴洼遗址是已公布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处于最西部的；寺咀坪遗址则是齐家文化的重要遗址。
位于五营乡鱼尾沟东岸的第二级阶地上的王家阴洼遗址，属典型的山地遗址。1981年9月，甘肃省博物馆大地湾发掘组进行了清理，发掘面积625平方米，清理出房基3座、墓葬63座、灰坑2个、灶坑3个，遗址是仰韶文化早期半坡类型和晚期宝鸡北首岭类型上层遗存。由墓葬区和居住区两部分组成，墓葬保存较完好。出土的遗物包括陶器、石器和骨器等生产、生活用具和装饰品300余件。主要有葫芦瓶、细颈壶、盆、钵、碗、夹砂平底罐、夹砂圜底罐、石刀、石锛、石抹子、蚌壳、短褶子蚌等。以猪面纹细颈彩陶壶最为珍贵，属国家一级文物。陶器居多，以细泥红陶、夹粗砂红陶为主，彩陶约占陶器的三分之一；陶器钵、碗、盆的陶片多为纵列的片层，每层薄厚大致均匀；盆的口沿外有泥质的盆唇。夹砂平底罐的口沿是复杂而平整的细泥口沿，内部有明显的平行宽凸棱；罐上腹饰多道螺旋纹和凸弦纹，经专家研究，这种陶器的制法正是处于由手工制向轮制过渡的阶段，已出现了专业的陶工，彩陶钵上发现有5种刻画符号，对研究陇山两侧仰韶文化异同提供了可贵资料。
当然，人类在为生存发展和自然做斗争的同时，已经开始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当这种破坏还不能使自然环境报复人类时，两相都显得平安无事，当自然生态遭到完全破坏时，人类也就必然会受到自身生存的威胁。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描述盛唐时期陕、甘的发展情景是“闾阖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但由于历经战乱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和滥砍滥伐，终于导致了陕、甘等西北地区的严重沙化、荒漠化，经济文化的发展因此受到极大制约。据《定西县志》记载：“清代以前，森林极盛。乾隆以后，东南二区砍伐殆尽，西北两区犹多大树，地方建筑实利赖焉。咸丰以后，西区一带仅存毛林供居民燃料。光绪初年，左宗棠提倡种树，东自会宁、北至榆皋、西至临洮，道旁杨柳浓荫蔽日，名左公柳。光绪二十一年，建筑营房砍伐殆尽。民国四年，县知事李连庆购西堡子河西鱼姓地造林，旋废。”
其实，历代以来，发生在甘肃中部的对生态的严重破坏又何止几次！
历史学家范文澜指出：“麦积山石窟是陈列塑像的大展览馆。”但在万仞悬崖上，“有龛皆是佛，无壁不飞天”的人间奇迹又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
五代秦州节度判官王仁裕在《玉堂亲话》中这样写道：“自平地积薪，至于岩巅，从上飧凿其龛室神像，功毕旋落折薪而下，然后梯空架险而上。”公元911年，王仁裕“蹑尽悬崖万仞梯”沿着栈道登上“万无一个敢登”的最高佛龛“天堂”，并题诗一首于龛之西壁，由此可见，此乃其亲身实践之结论。
杜志勇先生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考证中谈到，我们无需苛求祖先，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在高142米的山峰上，用“积薪旋落”之法建造如此浩大的传世佛教文化工程，也真难能可贵，不失为一诀窍，可悲的是对森林的大量砍伐破坏了生态平衡！
在这里面，有两点历史事实：
首先，整个麦积山石窟艺术之造成，非一朝一代，自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等近两千年时间，“历朝都有塑像”，“各朝代塑像都有自己的特点”，都采用“积薪旋落”之法进行高空作业，故其对小陇山森林砍伐破坏时间之久，世所罕见。这便是流传于今天天水一带“砍尽南山柴，修起麦积崖”的民谚的缘由了。
其次，这条古丝绸之路上，石窟寺如串串珍珠一样东西展布，诸如甘谷大象山、武山水帘洞、拉稍寺石窟、木梯寺石窟，直到永靖之炳灵寺石窟等都修建在丹霞型山崖上，都是以砍伐林木为手段的。由此可见，用“积薪旋落”之法进行高空作业，对甘肃森林破坏面积之广也是旷古的！
以麦积山石窟建筑为模式的这一系列石窟寺，生态影响面积达一万一千多平方公里，也恰似渭河上游之涵养林区，大量水土流失，在关中平原和泾水相会时，始知“泾渭分明”，想那泾河上游的生态环境一定比渭河好。
杜甫诗曰：
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
我后鬼长啸，我前狨又啼。
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
驱车石龛下，仲冬见虹霓。
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
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
苦云直竿尽，无以充提携。
奈何渔阳骑，飒飒惊蒸黎。
这是唐末安史之乱，杜甫逃难离长安，度关陇（今华亭、张家川一带）客秦州（今天水），寓同谷（今成县）进川人蜀时作于途中的一首诗。透过诗情画意，环境学者看到，唐时秦岭北坡婆娑翠竹，郁郁丛生，还基本保持着《史记》中的“渭川千亩竹”的生态面貌，但安史之乱，天水一带成了唐军的兵工厂，箭竿供应基地。山西、山东战场上所用的箭竿都是伐天水之竹而成，时间达五年之久，造成山穷竹尽的悲惨局面。最后，达到连消灭叛军残余史潮义的渔阳（今天津蓟县）战役所需之直竿，都“无以充提携”。悲乎！残也！
诗圣以诗的语言控诉了封建时代的频仍战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而且殃及生态环境。
公元960年，赵匡胤用“陈桥兵变’’和“杯酒释兵权”的军事和阴谋手段建立起赵宋王朝，年号为建隆，但实际上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并没有结束，一部宋史就是国内各民族间的斗争史，争斗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其时，秦州就与“夏人杂处”，秦、夏、土著人都“罔知教养”，常因争伐林木发生纠纷，以致械斗。建隆二年（961），山西人高防知秦州，采取“齐之以刑”的办法，处理民族事务，曾一度使“旧俗稍改”，换得暂时安宁。
秦州西北夕阳镇（今天水市新阳镇）连山多大木，夏人经常盗伐以“利之”。迫不得已，高防召夏酋尚波于举行谈判。协议规定，以渭河为临时边界，“自渭以北，夏人有之；自渭而南，秦人有之。”
尔后，高防招收民工，“募卒三百”，成立地方国营林场“采造务”并“筑堡要地”，建关设卡，额定“岁获木万章”（<按《史记·裴集解》曰：“章，方也。”“任方章者千枚。谓章，大材也。”）如此算来，每年要伐一千万棵大树！然后编筏沿渭河东漂至汴京——开封。夏人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夏酋尚波于愤而“率诸部族千余人，涉渭夺木筏，杀役兵”。高防“出与战”，击退夏军，并俘夏酋以下“四十七人”，还缚于木筏上“以献”皇帝，意在邀功请赏。善于权术的赵匡胤“虑”夏人再“扰边郡”，用安抚之策“诏谕酋帅”，把所获俘虏的二毛“锦袍，银货以遣之。”又革去高防秦州知州之职，以解夏人之恨，“遂罢采木之役”。历史事实证明，赵匡胤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现在新阳镇的生态面貌说明，建隆二年后“伐木之役”可能愈演愈烈，尤其渭河以北童山遍野就是最好的说明！
在天水一带的土地上，铲齿象的灭绝和犀牛、大象等的离去，应该和人类活动的关系不大，大多是气候变化的主因。但熊、虎、豹等动物远离人类而去，至今我们也难见到过去常见的鹿类动物，这完全是人类滥垦滥伐，森林消失，草场荒芜，水土流失，湖河干涸，滥猎乱捕的结果。为了生存的动物们只好向人类告别，把人类抛弃在自己制造的多灾之地中。人类的文化中早就有了破坏生态平衡、作茧自缚的镜子。可惜，我们人类认识到这一点，似乎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