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墨子曰：“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
“古句新解”
墨子说：“古时候圣王治理政务，要给有德之人安排职位，崇尚贤能之士，虽然是从事农、工、商的平民，只要有贤能就加以提拔，给予高贵的爵位和优厚的俸禄，委任他处理实际事务，授予他决断的权力。”
墨子生活的时代，各诸侯国所采用的基本上还是一种世袭的“世卿世禄”制度，宗法血缘关系在社会上还有相当的影响，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即使有出众的品德和才干，也很少有机会参与国家的政治。面对这种情况，墨子提出了“列德尚贤”、“唯才是举”的主张，倡导行政权应该向一切有才能的人开放，尽管他们是出身贫贱的农与工肆之人。或者说，墨子提倡的“尚贤”主张，带有一种平等的意识，认为只要贤能有才干，不管亲疏远近、贫富贵贱、出身如何都应该得到重用。他的主张反映了社会下层普通民众特别是新兴的士阶层对参与政治的强烈要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另外，墨子在倡导“尚贤”的同时也提醒国君要在政治、经济、职权等各个方面提高贤良之士的地位和待遇，给予他们真正的信任和权力，这样才能保证他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便更好地辅佐君主治理国家和民众。显然，墨子的上述人才观，是很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的。
墨子倡导“尚贤”，但是这种主张也不仅仅是简单的崇尚贤人，因为墨子也注意到了即使贤能之人，他们的才能也还是有差别的。为了更好地让贤能之士辅佐国君治国理政，墨子认为在任用贤能之士的同时要有相对明确的责、权、利的规定和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
责、权、利的明确规定，即“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所谓的“以德就列”，一方面是对官员的道德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官员的才能的要求，即要求官员既要品德高尚，又要有实际的能力才干。所谓的“以官服事”，则意在强调官职不仅仅意味着是一种身份和地位，而更重要的还意味着是一种权力和责任，这要求官员必须做到在其位谋其政，而且应该具有一种利国利人、尽心尽力为百姓谋福利的精神。所谓的“以劳殿赏”，则是主张对官员进行严格的政绩考核，根据贡献大小，用赏罚分明的办法和激励机制来对官员进行奖惩。
墨子曰：“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这句名言，可以说充分表达出了墨子“尚贤”思想的核心理念，他希望统治者能够破除陈规旧制而不拘一格地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让他们参与到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来，而且，主张在官员的任用问题上应根据能力的标准并坚持能上能下的原则。显然，他的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的一日为官则终身富贵的官位世袭制度而提出的，而他能够在两千多年前就明确提出一种能上能下的官员录用的用人原则与机制，实属难能可贵。
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意思是说只要主张和建议可以行得通，就好比良药，虽然只是一棵草根，但是天子服用它。就可以治疗疾病，难道能说“这只不过是一棵草根”，而拒绝服用吗？
墨子说这句话的背景是，他到楚国拜见楚惠王，但是楚惠王因为墨子是贱人，就以年老为借口推辞，派穆贺接见墨子。墨子接着向他游说，穆贺大悦，对墨子说：“你的主张实在好啊！然而，君王是天下的大王，恐怕他会说‘是贱人所干的’，而不会采纳吧？”
因此，墨子说了上面那段话，并且举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现在农民把他们的赋税缴纳给贵族，贵族置办酒类谷物来祭祀上帝鬼神，上帝鬼神难道会说“这是贱人种的”而拒绝享用吗？所以，即使是贱人，往上可比作农民，往下可比作草药，难道尚不如一把草根吗？
显然，上面的引言充分体现了墨子出身平民的平等的草根意识，在墨子看来，见解的高低、才能的大小是不能以尊卑贵贱的出身来衡量论断的。有用的意见和建议，即使是出自卑微之人的口中，只要对于治理国家有利，就应该被重视和采纳，像一棵草根，只要这棵草根有药用疗效的价值，能够医治人的疾患，就应该服用一样。因此，统治者应“唯才是举”，而不能因人废言，“出身论”有害而无益。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用人都注意兼收并蓄。一方面用人无国界，蹇叔本是宋国人，但最后做了秦国的大臣，伍子胥也不是吴国人却做了吴国的大将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另一方面各国都注意招纳不同层次的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全都纳于门下。这时各国诸侯纳士成风，比较著名的有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等。他们诚心求贤，一时宾客盈门，其中既有旷世奇才，也有“鸡鸣狗盗”之徒。人才不可以说不杂，但在需要之时他们都各显神通，可见择才重在兼收并蓄。
唐太宗李世民用人也遵循这一原则，他提出选择人才要“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在他即位前和即位后都注重人才的选拔，注意搜罗天下各方面的人才，而对其他方面不予计较。他生前重用了萧璃、秦琼和程咬金等异己集团的人才。特别是大臣魏征，曾帮助太子李建成策划争取皇位，“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还是重用了魏征，魏征后来也以强谏而出名。
近代史上，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一方面他聘请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做教授；同时又聘请一批守旧的文人讲学，蔡元培的这一方针实质是要让新旧思想相互竞争最后适者生存，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促进了新思想的传播，而且繁荣了学术并推动了北京大学的发展。
用人要从多方面考虑。管理者应广收“五湖四海”之人，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然后加以任用。龚自珍说：“善相马者天下无弃马；善相士者天下无弃才。”说明了用人兼收并蓄的正确性和合理性。
墨子主张在重用贤能之人的同时，也要加大对他们的考核力度，反对无功受禄、尸位素餐，进而真正实现政治上能上能下的公平竞争机制。可以说，墨子的这种主张给古代注重血缘关系、以“尊尊”、“亲亲”为原则的官位世袭制敲响了丧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李斯在《谏书逐客》中曾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要招纳任用各阶层的人才而对一些细枝末节不予计较。一言以蔽之就是择才任才要“兼收并蓄”，即在大方向的前提下，把人才的不入主流的方面暂且搁置在一边而“求同存异”。
所以，尚贤使能就应该如此，只有不拘一格才能找到真正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