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中旬，参加完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毛泽东回到长沙。因身体不舒服，便住在船山学社，以养病为主。船山学社位于中山东路北侧，为一座单层三进四合院舍。清光绪年间为曾国藩祠，辛亥革命后，湖南一些文人学士，为研究明末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王船山的学说，在此建立“船山学社”。毛泽东和杨开慧在船山学社住到1921年10月，随后，他们搬到了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的湖南地方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机关。
在船山书社，毛泽东抓紧时间读了些书，特别“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当时，对于毛泽东来说，要做的事情很多，共产党已经成立了，下一步应该怎样开展工作，党的“一大”会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办法。此时，尽管非常忙碌，毛泽东的心情是愉快的。
各地党组织一般是从两方面着手工作的：一方面是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另一方面，想方设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是这样开始他建党初期的活动的。
毛泽东回湘不久，便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他随即也就辞掉了一师附小主事职务。
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培养党、团革命干部，毛泽东、何叔衡觉得党需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于是他们决定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一所湖南自修大学。
创办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的夙愿。唐振南的《湖南自修大学暨湘江学校》被称为党史“活字典”。在这本书里介绍：早在1913年上半年，毛泽东在湖南省图书馆自学了半年，收益甚大，备尝了自学的甘甜。1917年8月23日，他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可见，毛泽东很早就有创办自修学校的志趣。
1921年8月16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同时他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指出该学校的宗旨是“发明真理，造就人才。”在教与学的方法上他提倡学生“自己看书，自己思索”，在独立思考的前提下，结合老师的辅导，“共同讨论，共同研究”。
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里面说：“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是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采取自学为主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并注意劳动，“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指出，“学生不但修学，还要养成健全的人格，涤荡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作准备。”学校开设10多门课程，还组织各类研究会，强调政治理论教育和中国革命实际的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还猛烈抨击了旧学校的三大害处：一是把施教当作一种商品买卖，“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二是旧学校“袭专制皇帝的余威”，“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三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三条坏处扼杀了学生在学习上的主动性创造性，窒息了学生的智慧和才能，十分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所以毛泽东总结说，旧教育“坏的总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消磨个性，灭掉性灵”。为此，他主张“创造新学校，施行新教育”。
在学校发出的《入学须知》中申明：“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
9月开学时，入校者只有一人，即后来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原船山学社的社长贺民范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长。自修大学成立后，反响热烈，学生日益增多。1922年秋，李达出任自修大学校长。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夏明翰等先后任教员。
1922年4月，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创刊。在《“新时代”发刊词》上指出，应该把学习研究的重点放在“国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帝国主义如何打倒，武人政治如何推翻，教育制度如何改革，文学艺术及其它学问如何革命”等问题上。
到1923年11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时，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已经培养了来自湖南三十四个县和外省四个县的二百多名青年。
毛泽东创办自修大学，他讲的是“适合人性的教育组织”，“养成健全的人格”，“造就人才”，“为革新社会作准备”，以及关于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的着眼点，主要是强调学校教育如何去培养学生个性的发展。在他看来，只有对旧教育进行彻底改革，学校教育才可能帮助学生“自完成自发展自创造他们各个及全体特殊的个性和特殊的人格”（注：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湖南自修大学在短期内就培养了夏明翰、杨开慧、毛泽民、毛泽覃等一大批有鲜明个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办学思想中领悟到两层最新的思想：
一、让学生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是学生确立和发展良好个性，以及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教育必须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允许和鼓励学生发展其特长或优势。
二、良好个性的发展与全面发展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他的各个方面以某种结构有机地统一在其身上的和谐发展。充分发展个性中的各种积极因素，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何况个性心理品质中的许多要素本身就与全面发展中的德、智、体三大基本要素同属一种范畴。所以，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在高等教育日益大众化的今天，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教学的过程中，首创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经常引导学生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湖南政治情况，鼓励学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工农革命运动。所以当年长沙发生的工农革命运动，都有自修大学的学生参加而且常常是组织者、指挥者。自修大学成为共产党在湖南的一个公开活动场所，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理论联系实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革命，是毛泽东一生的治国理念。
今天我们依然需要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地改革各种社会弊病，积极地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充当改革不合理的旧制度的顽固派和挡路石。
从个人来说，我们需要勇敢地追求进步，并影响周围的人。
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要勇敢地开创先进的企业文化。一个企业其实就是一个学校，这个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其实就是这个企业的精神领袖，关键看你传播先进的企业文化，还是维护落后的企业文化。具备活性的尊重个体精神的企业文化才能收到最大的团队效益，不但有利于企业本身的成长，也有利于企业内部个体的成长。事实证明，世界上许多具备先进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的企业，他们的企业不但兴旺发达，他们还给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具备先进管理理念的人。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来龙去脉
当毛泽东从警卫马维手中接过他从老家带回的窝头，并吃下一口后，他哭了！
毛泽东一生都在做调查研究，这是他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坚持调查研究，事无巨细，总是周详严密调查分析后，才作出科学判断，最后形成指导我党的方针、政策。毛泽东之所以比他同时代的人更有远见卓识，就是因为他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在中国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那么，毛泽东一生中主要都做过哪些调查研究？写过哪些相关论著？中间发生过哪些仍然值得后人追忆的故事？
寻乌调查与《反对本本主义》的来龙去脉
寻乌调查的背景
为了弄清我国当时的富农现状和商业现状，1935年，毛泽东在寻乌做调查时，连群众理一次发多少钱、做一件衣服多少钱这样细致的问题都在他的提问之列，他广泛了解，并认真地做笔记，终于掌握了大量的实际情况写成了著名的《寻乌调查》、《调查工作》，后来，《调查工作》失而复得，于1964年改名《反对本本主义》，那么，在这篇著名的著作中，毛泽东都表达了自己哪些重要的观点？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这句至理名言不但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重大的基础作用，在目前经济建设和现实的个人和团队的生存和发展中，仍然闪耀着熠熠光环。
前文专题探讨过的毛泽东早年的游学经历，可说是他在读书期间就很重视读无字之书，重视调查研究的例证。
后来，毛泽东参加革命活动以后，他发现在党内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严重脱节，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只注重结论，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事物的背景和过程。
教条主义者有两个紧密结合的特点，一是思想上的懒汉，不勤于思索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二是组织上的依赖性。在教条主义式的思维和活动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积极、主动、灵活的思想方法被忽略了，往往不能把读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上级的指示与当前的革命斗争、社会生活很好地结合起来。
对于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发生的这种严重的问题，毛泽东是认识最早，也是认识最深刻的人。
前文我们讲过的毛泽东早年的许多经历都表明，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把了解社会、了解中国摆在头等重要地位，在他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从现实社会中寻求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现实问题的方略，是他最为重视并经常应用的方法。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所作的一系列农村调查与其他著作一样极具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他于1930年6月写成的《寻乌调查》是其中一篇重要的代表作，是反对本本主义的重要实践篇。
寻乌调查
1930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攻克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江西寻乌县城，在此驻扎一个月。针对红军中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时任红四军党代表的毛泽东决心下大力气纠正此种现象。
为了弄清我国当时的富农现状和商业现状，毛泽东决心在寻乌进行一番调查研究。他说：“寻乌调查是1930年5月四军到寻乌时做的，是陂头会议（2月7日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后，汀州会议（6月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之前，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
借助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大力支持，毛泽东开始了他规模最大的一次社会调查。一连十几天，毛泽东在自己的住处召开了有当地中下层干部、中小工商业者和其他阶层的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他仔细地向大家询问粮食、食盐、布匹、药材、生猪、杂货、土特产、运输等方面的详情，着重了解工商业的情况，甚至对理一次发多少钱、做一件衣服多少钱都细细了解，认真地做笔记。座谈会后，他又召开了一次有五十多人参加的总结调查会。会上，他把自己还没弄明白的或是没有把握的问题一一提出来，虚心地向大家请教，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令他十分高兴。由于毛泽东的调查细致入微，使他对寻乌的城市商业状况胸有成竹。
甘当小学生
在调查研究之前，端正自己的态度是首要的。毛泽东认为，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调查研究的大敌，调查者一定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毛泽东严肃指出，搞调查研究，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平等待人，采取同志式的、讨论式的商量的态度，决不可当钦差大臣，决不可摆架子，不可以老爷式的，不可以先入为主，自以为是，用事先订好的什么“调子”或“框框”去限制被调查的人或者束缚自己。“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在一个月的寻乌调查中，毛泽东自己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他一点也没有架子，注意保持与调查对象的平等关系，和对方融洽相处。
当毛泽东知道某人掌握某种情况后，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便以三顾茅庐的诚心去拜访、询问。
有一次，他为了向当地农民了解真实情况，就帮助对方插秧，在共同劳动中和对方拉近关系，以了解真实情况。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满腔的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注重与调查对象交朋友，比如他在1941年9月13日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所说的：“开始时，他们很疑惧，不知我究竟要把他们怎么样。所以，第一天只是谈点家常事，他们脸上没有一点笑容，也不多讲。后来，请他们吃了饭，晚上又给他们宽大温暖的被子睡觉，这样使他们开始了解我的真意，慢慢有点笑容，说得也较多。到后来，我们简直毫无拘束，大家热烈地讨论，无话不谈，亲切得像自家人一样。”
告诫大家调查要深入细致
工作人员跟随毛泽东下基层。
毛泽东不但自己注意调查研究，还要求大家和他一样认真地调查研究。一次，在一个宣传会上，毛泽东问大家：“同志们，你们来寻乌调查了没有？”
当场的不少人回答：“调查了。”
于是，毛泽东又问：“那你们讲一讲寻乌做生意的哪一类多？”
当时，有人回答说：“寻乌县城的人最爱吃豆腐、喝水酒，大概是做豆腐、水酒的人多吧！”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接着又问：“那么再说说，寻乌县哪几家的豆腐做得最好、最容易卖掉？又有哪几家水酒做得最好？”
这下，就没人吭声了。于是，毛泽东告诫大家调查要深入细致，走马观花或是随便问一下，了解不到问题的深处。
失而复得的《调查工作》里都讲了些什么？
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深化了对阶级成分的认识，特别是各阶级革命态度的认识。这个调查在毛泽东一系列农村调查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如毛泽东所说：“到井冈山以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
在寻乌调查的基础上，毛泽东写出了《寻乌调查》和《调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