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之研究》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也就是说，毛泽东的“处女作”就是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
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向斯诺回忆自己写《体育之研究》时的思想时说：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新民学会成立了！
被同学们称为“毛奇”的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在他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包括看到毛泽东张贴的《征友启事》后结识的、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
从1916年开始，毛泽东和朋友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关于毛泽东、蔡和森等当时的思想状况，“有遇必讨论”的具体情况，从张昆弟（毛的同班同学）的日记中可见一斑。1917年8月23日晚上，刚从高等师范毕业的蔡和森同张昆弟畅谈他“悬想而循序进行之事”
“一、见中国社会学无专书，欲研究中国社会自古至今之风俗，其间变迁之事实，及不变常存之真理。二、以中国无一部完全史书，所谓二十四史及通鉴等史书，所载多天子卿大夫之事，拟从省志、县志等书，一一考察之，以平民社会之事为主，成一史书。三、中国文、言不统一，研究文、言统一之法，以谋社会民智之普及。厥后蔡君又谈及读书之事，以近来西欧文化东来，与吾旧有文化，每干格难容。而倡新文化者，弃旧书不读，守旧文化者，弃新书不读。余与蔡君主张多读新书，而旧书亦必研究。中国文化及一切制度，不必尽然，而西欧文化制度，用之于我，不必尽是。斟酌国情，古制之善者存之，其不善者改之；西制之可采者取之，其不可采者去之，折中至当，两无所偏。”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约张昆弟在湘江里畅游了一番，然后，他们一同来到刘家台子的蔡和森家中，三人相聚畅谈了一夜。张昆弟在9月23日的日记略有记述：“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祟，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毛君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1917年夏，毛泽东在给同学的信中写道：“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潜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太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毁”。显然，毛泽东这里持有的是道德决定论的观点，认为只要国民的“伦理道德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一切社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所以，他力言“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展新思想”。还认为：“革命非兵刃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即不主张以武装改造的方式来改造社会，而主张进行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这就是后来他与同学朋友们组成了新民学会，这个学会原先所持有的是道德改良主义。
通过一段时间的深入讨论，毛泽东等人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发生这种“一个翻转”的剧烈思想变动的，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个基础上，1917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起草章程是成立团体的前提，1918年3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萧三的日记说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萧子升——引注）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云。”“4月8日，接二兄手书，力主子出洋。附来润之所重草新民学会简章。”“4月13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1918年4月14日，是个星期天。酝酿了几年的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
至于新民学会成立的具体原因，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是，求友互助的热切之心；二是，结成团体以便共同行动；三是，大家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平时同老师接触深浅不同，但在治学为人两个方面，受老师的身教言教启蒙诱导，则是相同的，因此大家都一致力求进取，有所作为。
新民学会部分会员于1920年合影。
新民学会成立时，到会的成员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就有二十余人。成立会的这一天，讨论了由毛泽东、邹鼎丞二人预先起草的章程。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作为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为首的第一批会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们都是品学兼优、很有抱负的青年。正如毛泽东所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们决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都希望能为社会为国家有所作为。像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人，还自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道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当时将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因此，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以清除个人的孤寂盲目。这个宗旨是很符合他们当时的身份和思想状况的。
在新民学会的章程里面，除了宗旨以外，还有会员“须守之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这五项戒律，正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陋规恶习；也是杨昌济平时最为厌恶而自己身体力行的。毛泽东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早就过着一种锻炼身心的苦行生活。在岳麓山蔡和森家开的成立会上，萧子升当选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当选为干事。这样，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新民学会开始进行新思想、新文化的研究和宣传。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组织过以下活动：
1.赴法勤工俭学
同学们毕业之后，开始思考出路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应向外发展。此时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即将此事写信告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蔡是最主张向外发展的。经过一次全体会议的讨论，决定由蔡、萧二人“专负进行之责”。蔡于6月下旬到北京之后，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为此事筹集款项的湖南负责人为熊希龄、章士钊，蔡随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写信回长沙告知这一好消息，所筹款项，还可以帮助那些无借债能力的人。
毛泽东在回信中谈到新民学会要打好基础，要多出人才，不能都离开长沙到外面去：“吾辈总要如何秉了现在之志向，于现在立一可大可久的基础，以为后来活动地步”。其内容从蔡和森信中可了解一些：
“润兄7月26日之信，已经收到，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此所以学会之会员，必须加以充足的物色与罗致，不当任其自然发展也（中国万恶万罪，及不进化，皆起于任自然）。兄自由研究及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蔡很主张“造才”，即多一些人当教员，可以从小学生“造”起。“万勿以个人暂时之不经济，忘却远大之举。来书‘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弟深以为然。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故弟住刘家台时，未尝不想当教员也。”“前将起程时，与家母商议，谓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是以舍妹有邀友自读之意。”（蔡和森于1919年赴法时，他的母亲和妹妹蔡畅同行）。
毛泽东和蔡和森一致认为：关于学术研究之事，以自修、自由研究为上，不一定要进什么大学才能求得。信中继续谈到：“往京考公费学校，乃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往西洋进大学，亦随俗的迷梦也，于吾辈并无甚么必要；必要只在通其语文，悉其种种之真相耳。此如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故苟有方法能免去随俗迷梦如勤工自学者，吾人必怂恿而力赞之。”“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由于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积极倡导和组织，湖南省青年参加留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很快形成高潮。第一批25人（近一半为学会会员），由毛泽东、萧子升等率领，于1918年8月19日到了北京。在北京时，学会会员十多人，曾在北大文科大楼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之座谈，“谈话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其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后来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各地青年共分为三个预备班，分别在保定、蠡县和北京学习法文、数学等。毛泽东决心留在国内，作为学会的总后方负责人。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学会会员发展到74人。1919年末和1920年为赴法勤工俭学的高潮，新民学会会员共去了18人。1920年2月，毛泽东致学会会员陶毅信中说：“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除罗章龙在北京大学读书外，先后有会员到上海、南京、汉口就读，有会员去日本留学，有张国基等七八个会员到新加坡、印尼等地教书。总计当时有百分之四十的会员到国外留学或工作。
在国内时，蔡和森就非常向往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提出中国应仿效列宁的人。1918年7月24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他一到法国，就大量收集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边学法文边看书，“猛看猛译”，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有了门径”，不到半年就“门路大开”。他将读书所得和世界观转变的情况，及时写信告知国内。毛泽东是一直赞成作“大规模的自由研究的”，他认为学会的根本关键，在“结合成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从而批评那种高谈改造又不作深入研究的现象：“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到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哪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他主张经常开谈话会，讨论这些问题；多进行“共同的讨论”，反对以个人为中心的“混战”。
在北京，毛泽东积极组织即将赴法的学生进行补习，从事半工半读，筹措旅费，准备行李。直到在上海将第一批赴法的湖南学生送上轮船，他才于1919年4月回到长沙。
2.参加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时的各种活动
无可置疑，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新型社团之一。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当时达到的思想水平，受杨昌济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但它和毛泽东当时的实际想法也有距离。对此，毛泽东稍后曾有一个说明，他说：“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次……”联系到萧子升后来一直不赞成激烈变革、主张温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认为是“不见诸行事”而“颇加删削”的条文内容，大致属于毛泽东当时更高远的理想追求。
新民学会成立三个月后，毛泽东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1918年7月26日，毛泽东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看来，他们已经不满足于杨昌济老师那种潜心学术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许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毛泽东正是和新民学会的会员们一道探求中国的出路的。
毛泽东和在长沙的学会会员，参加和领导了五四运动时的各种活动，实现了他们从事实际革命行动的多年渴望，之后，又都转入驱张运动。直到1920年6月张敬尧败走，外出的许多会员才又陆续回到长沙。因此，作为学会本身的活动曾停止了近一年。
3.新会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