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早在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这一点。1950年8月1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中写道：“国家的伟大的经济建设工作和文化建设工作，已经开始。”我全体人民解放军“今后必须为完成新的任务而奋斗。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学习文化。”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在由“武”而“文”的历史转变时期，毛泽东对于改进自己队伍的文化成分的热切期望。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历史上少有的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这不能不说与他广泛地阅读和学习有直接关系。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时期，联系军队干部的实际情况，通过讲吕蒙的故事号召我军行伍出身的高级干部向吕蒙学习，提高素质，有勇有谋，这对改善我军文化结构、提高干部的军事素质及自身的文化素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能不说是高瞻远瞩之举。
“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
在党的军事史上，王明左倾路线的领导曾经讥讽说毛泽东是靠过时的《孙子兵法》用兵打仗的，事实真是如此么？毛泽东本人是怎么说的？毛泽东究竟在何时读的《孙子兵法》？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孙子兵法》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毛泽东是怎样看待《孙子兵法》的？
毛泽东究竟在何时读的《孙子兵法》？
在军事史上，关于毛泽东何时读的《孙子兵法》，学术界可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一类说法认为是在“遵义会议之前”，另一类说法认为是在“遵议会议之后”。持“遵议会议之前”的说法主要有：
说法一：
认为毛泽东最早知道《孙子兵法》的时间应当是1910年前后，即读《盛世危言》时。《盛世危言》序中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毛泽东1950年5月7日为第一次全国侦察工作会议的题词也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可见印象之深。古人前人行文引证，有意引不拘泥词句的习惯。《盛世危言》作者郑观应引证《孙子》，明确标出“孙子曰”，却在文字上大有出入，大概也是意引所致。毛泽东可能受郑观应的影响，仍然采用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说法。值得提出的是，毛泽东是1907或1908年开始读《盛世危言》的，比《讲堂录》中对《孙子集注序》的记录，早了五六年。这说明，毛泽东至少此时已经知道了孙武和《孙子兵法》。
说法二：
1913年10月，毛泽东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国文教师袁仲谦讲授了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撰写的《孙子集注序》。当时毛泽东在他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记录了这样一些有关《孙子兵法》的话：“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
还有，他在1913年10月至12月间所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话：“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孙武《谋功篇》）”
其实，这个说法是不可靠的，《讲堂录》中的笔记恰恰说明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没有能系统地读到《孙子兵法》。因为，这段话只有前一句出自《谋攻篇》，后一句则出自《形篇》，原文是“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
毛泽东有极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是不会出现这样低级的笔误的。既便是笔误，也不可能把两句出自不同地方的话被认为出自一处。况且，从后文提到的毛泽东自己的亲口说法，也足以证明此时的毛泽东是没有系统地读过《孙子兵法》原著的。
说法三：
青年毛泽东曾认真读过《曾胡治兵语录》，可这本书和《孙子兵法》在军事学术上有许多传承关系。《曾胡治兵语录》中明引《孙子》的地方不少，而暗引《孙子》的地方尤多，如主客、虚实、攻守、治乱等等问题，都属于孙子军事思想的范畴。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熟读《曾胡治兵语录》，从中间接地接触到《孙子兵法》的内容，接触到孙子的军事思想，这个结论想必应该成立。
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这与毛泽东对此书的重视不无关系。
《曾胡治兵语录》与孙子思想
《曾胡治兵语录》，由近代军事家蔡锷于1911年编成，是一部语录体兵书。“曾胡”分别是指曾国藩和胡林翼，他们都是湘军统帅，有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军事生涯。
《曾胡治兵语录》在曾胡语录或蔡锷“按语”中，数次引证《孙子兵法》的语句或思想观点，有些还做了很有见地的发挥。试举一些例证：
“兵事不外奇正二字……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将材》）这是发挥孙子的奇正思想。《孙子兵法·势篇》中写道：“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
“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将材》按语）这里所谓“古人”，正是指孙武；所谓“论将有五德”，即《孙子兵法·计篇》：“将者，智、信、仁、勇、严也。”蔡锷有带兵遣将的实际经验，他体会孙子为将“五德”的要求“取义至精，责望至严”，是精辟至当之论，渗透着对孙子论述的膜拜之意。
“用兵之道，全军为上策，得土地次之；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古人必四路无敌，然后围城。”（《兵机》）蔡锷在按语中也写道：“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精到卓越。”“全胜”思想是《孙子兵法》战略指导的核心，主要记载于《谋攻篇》：“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说法四：
吴冷西在他的著作《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一书中说，“他说到，他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他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据此可以推断，毛泽东在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时——1932年10月才系统地读了《孙子兵法》。这种说法虽然是间接的，但也是从毛泽东口中得来的，我们不宜妄下结论。
说法五：
据吴黎平回忆说，1932年2月他经毛泽东推荐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当时毛泽东亲口对他说：“我也读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有重要的一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点说得很好。”
以上五种说法仅可以证明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了解《孙子兵法》，间接地学习过其中的部分内容，但不足以证明他曾经系统地研读过《孙子兵法》原著。
不过，据毛泽东口述的第一手资料，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的三次谈话都证明他是在“遵义会议之后”才读《孙子兵法》的。
毛泽东的说法一：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67岁寿辰的前夜，毛泽东请他的几位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吃了一顿便饭。参加者有李敏、李讷、毛远新、王博文（江青的侄子）、汪东兴、叶子龙、王敬先、吴旭君、张仙朋、林克、高智、李银桥、封耀松。席间，毛泽东讲到：“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在山上的经验，他们说我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狭隘经验主义、枪杆子主义等等。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呢？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我就反问他们：你们既然说我是按照《孙子兵法》指挥作战的，想必你们一定是熟读的了，那么请问：《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第一章开头是什么？他们哑口无言。原来他们也根本没有看过！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那时看这些，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毛泽东还指出：“我们之间，进行批评帮助都是好意。就是明明知道批评是恶意的也要听下去，不要紧嘛！人就是要压的，像榨菜油一样，你不压，是出不了油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
1961年毛泽东在广州。
毛泽东的说法二：
在1961年3月23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也说到：“如果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有人讲我的兵法靠两本书，一本是《三国演义》，一本是《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我是看过的，《孙子兵法》我就没有看过。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你那东西，并不见得高明，无非是《三国演义》加《孙子兵法》。我就问他一句：你说《孙子兵法》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请你讲讲。他答不上来。我说：你也没看过，你怎么晓得我就熟悉《孙子兵法》呢？凯丰他自己也没看过《孙子兵法》，却说我用的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的说法三：
1962年1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顾问铃木茂三郎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时的谈话，也讲了大致相同的内容，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既然毛泽东三次都谈到他读《孙子兵法》的情况，且有一次明确指出是在遵义会议之后，那么，我们就应以他自己的回忆为准。毛泽东真正系统、深入地研读《孙子兵法》的时间应该是在1936年10月22日以后。为什么这样说呢？后来又是什么原因使毛泽东认真、系统、深入地研究《孙子兵法》的呢？
1935年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于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瓦窑堡会议后，李德不同意会议确定的“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的军事战略方针。1936年1月，李德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极力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可以看出，李德是非常害怕把苏联牵扯到军事冲突中去的。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其实又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更不合时宜。
毛泽东随即指出，这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193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晋西会议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最后，会议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这样，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写一部系统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的著作。
为了完成好党中央交给的任务，毛泽东开始了写作的认真准备。
毛泽东于1936年9月7日在写给刘鼎的信中说：“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附来为盼。”刘鼎按毛泽东的指示买了一部分书，毛泽东看到书后，并不满意。于9月26日又给刘鼎写信，告诉他不要买普通战术书，要买战略书，买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写信到南京国府路军学研究社，请他们代办。”当买的第二批书到延安，毛泽东看后仍不满意。10月22日，他又给叶剑英、刘鼎写信。“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短短一个半月，毛泽东三次写信要书。这既表明他的焦急和重视，也说明当时他手里没有《孙子兵法》，当然更谈不到去研读它了。
在写书的准备和写作期间，毛泽东认真研读了《孙子兵法》。再次，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一些军事理论问题。
1936年12月，毛泽东最终完成了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直接引用《孙子兵法》共有3处，分别是：（一）“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二）“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三）“我们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敌人会犯错误，正如我们自己有时也弄错，有时也授敌以可乘之隙一样。而且我们可以人为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