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前途，毛泽东有胆量有意志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是靠大无畏的斗争而得来；新中国刚刚成立，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反扑，毛泽东义无反顾，果断选择出兵朝鲜，这让美国杜鲁门政府完全出乎意料；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面对美国的战争威胁，毛泽东毫不犹豫，果断决定炮击金门。
毛泽东曾说：“第一，我们不要打，而且反对打；第二，但是我们不怕打，要打就打。”在国家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毛泽东旗帜鲜明，“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该斗就斗，不斗争就不会有国家安宁，不斗争就不可能抵御外侮。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与中国为敌，面对这种险恶的国际政治环境，毛泽东举重若轻，从容应对，“居安平两路”。在毛泽东那里，无论多么强大的敌人，统统不在话下。
《聊斋志异》成书于清朝初年，它是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它虽然以描写妖狐魑魅、幽冥鬼怪、畸人异行著称于世，但作者蒲松龄笔下的离奇诡谲的故事情节，异彩纷放的人物现象皆有悖于儒家正统美学观点。他借助一个个鬼狐故事揭露了封建社会特别是清朝的全面目，强烈表现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审美上的追求。蒲松龄虽然是清朝的人，但他的思想无疑与毛泽东是相通的，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一生中才会多次借《聊斋》故事教育知识分子树立正确的文艺思想，借《聊斋》故事表达自己的人际关系理想，借《聊斋》故事谈现实问题，借《聊斋》故事谈国内国际斗争。
表面上，毛泽东时代各种各样的激烈斗争已经远去，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新的斗争依然非常激烈。不管社会多么进步，各种矛盾斗争总会存在。和谐社会是人类的美好理想。可是，现实中，你希望与别人和谐，别人却不会轻易地给你和谐。你不侮辱别人，别人总是想侮辱你，你不侵犯别人，别人总是想侵犯你。各种社会偏见，各种阶层偏见和斗争依然普遍存在。
我们只有像毛泽东启发我们的那样，“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只有斗争才能换来暂时的和平，只有斗争才能换来暂时的团结，只有斗争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只有斗争才能换来暂时的和谐，只有斗争才能赢得自己生存、发展的机会，只有斗争才能赢取民主、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
毛泽东提出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
1959年春季，帝国主义国家、各国反动派和某个超级大国联合掀起反华浪潮。毛泽东便提出要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何其芳承担了这个任务，何其芳编成这部书以后，毛泽东还要他写个序文。1961年初，毛泽东邀请何其芳到他的住处谈序文的修改。
毛泽东对何其芳说：“你写的序文我加了一段，和现在的形势联系起来了。”
毛泽东修改的序文最引人注目的有两处：一处增加了这样一段：“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一处增加了这样一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毛泽东还对何其芳说：“你这篇文章原来政治性很强，我给你再加强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他还让何其芳在序文中增加几句讲半人半鬼的话。他说：“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收到了何其芳的修改稿，当天看完并写下以下批示：“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此书能在2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在退稿中他把上次增加的这句话：“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改成：“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就是说事物的转化除了其他条件外，还需“通过斗争”这个条件。这是他根据当时国内整风和国际斗争总结出的重要经验，这一修改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精微和周密。
《左传》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影响
《左传》是怎样的一部书？它对毛泽东的军事、政治、外交和哲学思想等方面都产生过哪些影响？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解说《春秋》的一部著作，故名《左氏春秋》或《春秋左氏传》。“传”，即解释的意思。《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书中记载了春秋时代各国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的活动。特别是关于战争的描写，生动翔实，许多人物栩栩如生。书中表现的主要是儒家思想。例如它反对迷信天道，而重视民众意愿。对统治者之间的政治斗争、战争冲突的记录描写，也是忠于史实，同时又很有文采。尤其是它对当时的谋臣和外交官等人的辞令写得十分委婉，表现出很高的说话艺术，又很善于描写战争，它不是简单地叙述战争的过程，而是分析展示影响战争胜败的政治、经济、人心等诸多因素，把战事写得深刻、曲折、引人入胜。因此，它既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著作。
《左传》，是我国古代最早、最详备的以《春秋》为纲的编年体史书，是毛泽东一生很喜欢阅读的古典作品之一，他从中汲取了极为丰富的养分。《左传》对古代战争的描写，对政治事件的记述，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政治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引用的成语典故和史事，属于《左传》的约有40条。从他对《左传》内容的熟悉，分析的详尽，以及引证次数的频繁，可以看出，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左传》研读的精深。
毛泽东在湖南老家读私塾时，就十分喜爱读《左传》。后来，他到长沙读第一师范的前期，又一次读《左传》时，理解自然就更深了。后来在革命战争岁月，他的言谈、撰述，到处都可以看到《左传》的影子。
例如，毛泽东曾经借《左传》中的文字总结自己的逻辑思想。毛泽东编了一个十六字诀，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就清楚、明白多了。毛泽东这十六字诀是一种分析和综合的逻辑方法。运用它就能帮助人们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就能帮助人们避免思维中的混乱。毛泽东十六字诀中的“去粗取精”即来源于《左传》。在《左传·昭公七年》中写道：“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意思是说：郑国虽然不很富裕，还是有句谚语说：小国家，却已三代掌握政权，日常用品也较丰富，可供选取的精美东西也很多。
再如，毛泽东曾借《左传》“退避三舍”的故事谈对付国民党的军事策略。1945年，毛泽东说：我曾经对国民党的联络人员说过，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即“不为天下先”，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进攻，我们暂时向后转。先让你一下，然后待机反击。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也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还有，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曾以《左传》中的晋楚城濮之战，来说明主观指导对战争的影响，又曾用宋襄公不肯半渡而击，结果败于楚军的事例，嘲笑了“蠢猪式的仁义道德”，阐述了出其不意、战而胜之的道理。
最后，再举一个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用《曹刿论战》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的例子。
《曹刿论战》是《左传》中精短而有名的一篇。它记叙的是齐鲁两国长勺之战。
春秋时代，公元前684年春，齐国发兵攻鲁，齐鲁两国会战于长勺。鲁国国君庄公欲先行攻击，谋士曹刿根据当时齐强鲁弱的客观情况，劝鲁庄公要以逸待劳，待齐军疲劳后再伺机攻击，后发制人。当时齐军自恃强大，擂鼓三通，攻击鲁军三次，均无功而退。“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待齐军士气不振，鲁军抓住战机，全力反击，把疲惫的齐军打得大败。在齐军溃退时，曹刿又提出不要马上追击，待他下车认真察看，确认齐军辙乱而旗靡，并非佯败诱敌，才下令追击，取得长勺会战的全胜。
1936年，毛泽东在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几乎引用了曹刿论战全文，用来说明他所要阐述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对这一历史的材料，作了现代意义的科学的说明：
“春秋时候，鲁与齐战，鲁庄公起初不待齐军疲惫就要出战，后来被曹刿阻止了，采取了‘敌疲我打’的方针，打胜了齐军，造成了中国战史中弱军战胜强军的有名的战例，请看历史家左丘明的叙述：……当时的情况是弱国抵抗强国。文中指出了战前的政治准备——取信于民，叙述了利于转入反攻的阵地——长勺，叙述了利于开始反攻的时机——彼竭我盈之时，叙述了追击开始的时机——辙乱旗靡之时。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面前，因为照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着重就凭什么去作战和为什么追击，记叙曹刿的论战思想，而对双方具体的打杀，未着一字。文章一波三折，很有韵致。体现了《左传》的特色。
从1931年秋到1933年3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的指挥下，依靠人民，以弱击强，先后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丰富和发展了关于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而且创造了世界革命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一军事思想，在后来毛泽东指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中，就更加发挥得得心应手，淋漓尽致。毛泽东利用“曹刿论战”来阐发的战略防御原则，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军战争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军由弱转强、最终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法宝之一。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政治、外交思想，包括他的哲学思想等从《左传》中得益都很多。
借《三国志》的《吕蒙传》。
谈领导干部学习的重要性
毛泽东一向重视干部教育，他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读出了高级军官都需要加强学习的迫切感。那么，毛泽东是如何用历史人物吕蒙启发、号召广大干部学习文化知识的呢？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
一天，毛泽东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闲谈中，毛泽东说起吕蒙发奋读书的故事。
孙权手下的吕蒙，15岁就当兵打仗，以骁勇著称。有一天，孙权对他说：你也算是管事的人了，应该读书长点学问。吕蒙回答说：军机事务都穷于应付，哪有时间读书？孙权一听不高兴了，就说：我难道是让你穷首皓经去当博士吗？只是要懂点历史罢了。要说事多，你比我还多吗？我自统领江东以来，读了历史和诸家兵书，大有收获。你很聪明，难道可以不读？吕蒙听了孙权的话，从此发愤读书。几年后，议起事来，他的上司、读书人出身的鲁肃，有时也得让他几分，并赞扬道：你已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而当“刮目相看了”！
讲完故事后，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毛泽东后来也曾经说：“吕蒙如不折节读书，善用兵，能攻心，怎能充当东吴统帅？我们解放军许多将士都是行伍出身的，不可不读《吕蒙传》。”
吕蒙正是通过不断的学习，才成为了孙权鼎足江东过程中一个了不起的重要人物。
顺便提一下，毛泽东读《三国志》时，在《吕蒙传》里有一个批注。书中说：吕蒙上书孙权说，关羽正带兵攻打樊城，为了防备我率兵从背后袭他，在荆州留下不少兵马。我们可以撤走一些自己的部队，我也以治病为名回到建业，这样关羽就会把他的荆州之兵调往樊城前线，我们再突袭他的后方。
读到这里时，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批了两个字：“诡计。”
“武圣”关羽果然中了后起之秀吕蒙的这一计谋，终至败走麦城，遭吕蒙擒杀。可见读书之益。
吕蒙最终取得了策划并领导袭取荆州战役的胜利，使孙权的势力从局促的江南向长江上游伸展，获得了一片宝贵的战略缓冲地带，同时也解除了来自荆州上游的威胁，为孙权政权的稳定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正是由于孙权掌握了荆州，使刘备继续扩张的趋势骤然停顿，孙、刘的长期稳定的联盟才成为可能，三国鼎力的局面才基本确定，吕蒙对孙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此，所以孙权后来对吕蒙的早逝十分惋惜并深感沉痛。
毛泽东还对罗瑞卿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罗瑞卿回京后，挤出时间熟读了《吕蒙传》，又请人将它译成白话文，印发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用以激发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这对公安系统干部队伍的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领导干部大多行伍出身，在革命战争时期能够冲锋陷阵，其大无畏的精神体现了一个领导干部应具备的优秀品质。革命胜利后，他们的思想一时转变不过来，仍是片面倚重“枪杆子”，深信“战争解决一切”。长期的农村环境，使得一些人沾染了不少小农习气，一些基层干部，甚至一些相当级别的干部，不但不懂得经济，而且经常做出破坏经济发展的事情。毛泽东早已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觉得干部的文化素质有待提高。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政策应该有相应地转变。对于“干部的准备”，除“依靠老的解放区”以外，“必须同时注意从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区大城市中有许多工人和知识分子能够参加我们的工作，他们的文化水准较之老解放区的工农分子的文化水准一般要高些。国民党经济、财政、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除去反动分子外，我们应当大批地利用。”为了掌握城市的经济，“发展工业、商业和金融业”，“利用一切可用的社会现成人才，说服党员同他们合作，向他们学习技术和管理的方法，非常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