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同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如谭启龙、许世友等）、哲学家和身边工作人员多次谈到《红楼梦》要看五遍。其实，毛泽东是用“五遍”来强调多读和读懂《红楼梦》。
据《中华大字典》解释：“五，屡也。”苏询的“五战于秦”句中的“五”就是多次之意。在毛泽东看来，像《红楼梦》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作品，不认真地多读几遍，是不能吃透其精神实质的。
由于反复研读，《红楼梦》给毛泽东以很深的影响，在他的文章、讲话中，《红楼梦》中的成语、典故俯拾皆是。
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评论和批语
《红楼梦》是毛泽东最喜爱的一部小说。他在少年时代就读过这部小说，在1913年作的《讲堂录》里，便有读《红楼梦》的记载。
到陕北后，毛泽东托人从“国统区”买来《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
1938年5月，毛泽东给鲁迅艺术学院学员作报告时说，《红楼梦》里有个大观园，大观园里有个林黛玉、贾宝玉。你们“鲁艺”是个小观园。你们也就是林黛玉、贾宝玉。但是……我们的女同志比林黛玉好多了，会唱歌，会演戏，将来还要到前方打仗。他讲得幽默风趣，既形象地说明了“鲁艺”与社会的关系，也暗示出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重要意义。
1938年10月，在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休息时，毛泽东还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将领开玩笑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毛泽东问徐海东看过这三部小说没有，徐海东回答说：“没看过《红楼梦》。”毛泽东便笑着对徐海东说：“那你只能算半个中国人。”
1949年初，国民党战败求和，提出以他们“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为和平谈判的条件之一。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这篇评论中，这样讽刺了国民党的假和谈，真反共：“大观园里贾宝玉的命根是系在颈上的一块石头，国民党的命根是它的军队，怎么好说不‘保障’，或者虽有‘保障’而不‘确实’呢？”
建国后，《红楼梦》更成为毛泽东案头的必备之书，尤其是1964年以后，他多次向工作人员要过不同版本的《红楼梦》。他读过的版本有《全图足本红楼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增评加注全图红楼梦》、《增评补图石头记》等二十多种，甚至还翻阅过根据《红楼梦》的故事和人物仿写、“续写”的《红楼梦补》、《红楼幻梦》、《续红楼梦》、《红楼真梦》、《红楼圆梦》等。毛泽东逝世后，他身边工作人员整理他在丰泽园和游泳池住地的图书时，就发现了线装木刻本、线装影印本、石刻本及各种铅印本等多种版本的《红楼梦》。其中影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和木刻本《增评补图石头记》，毛泽东阅读时都用铅笔圈画过。可见他对《红楼梦》读得是很细很认真的。
毛泽东在《红楼梦》第一回写的批语是：“此一大段是作者自道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第十七回写道：“大观园的建筑结构，非精于园庭工程者，不能写出，作者真是个多才多艺的传大作家。”在第十九回写道：“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情切切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一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的相爱，两方面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驰纵，任性恣情’。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以‘坐八人轿’慰之。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将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宝玉与黛玉的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且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正的香玉’。而黛玉向宝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从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言？），故待之以八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用现实的场面，具体的情节，生活中非说不可的语言，把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和性格，生动的渲染出来，自然的流露出来，这是作者现实主义最成功的范例。”这段批语通过分析小说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深刻地揭示出《红楼梦》高超的艺术价值。
毛泽东除了充分肯定《红楼梦》的思想成就外，还对其艺术价值给予极高的评价。从他批注的《红楼梦》来看，他对这部小说的创作方法、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都赞许有加。
毛泽东酷爱《红楼梦》，《红楼梦》深深影响了毛泽东。他常常在讲话和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引用《红楼梦》中的故事和语言来说明问题。在“三反”时，他用“贾政做官”的故事教育党员干部要警惕受坏人包围；用王熙凤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并不那么好办；用王熙凤说过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来鼓励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勇于向旧制度、旧观念挑战；在访苏时，用林黛玉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来比喻国际形势；用小红说的“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来说明聚和散的辩证关系等等。这些引用既肯定了《红楼梦》文学语言的质朴、自然、生动、传神的风格，又说明毛泽东对《红楼梦》内容了如指掌，融会贯通，能随机应变地将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强化了语言的表达效果。由于毛泽东的阐发和强调，《红楼梦》中的许多话都成了人们熟悉的成语。
毛泽东为什么会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呢？
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
毛泽东还曾对他的表孙女说过：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他申明：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并说，《红楼梦》是写得很细致很精细的历史。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呢？
毛泽东曾经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非常重视研究中国历史。除了广泛阅读古代史书以外，在毛泽东看来，《红楼梦》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百科全书。
毛泽东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惟一源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把《红楼梦》看成了封建社会的活化石。从中看出了在史书中很难看到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精细历史。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主要是一部社会政治小说，描写一个封建大家庭内部的矛盾、纠纷和衰败的历史，读这本书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什么是封建社会，所以读书时重点应放在历史背景上而不是故事情节上。
那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怎样的呢？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史。它是借一家一族的衰败展示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必然性。正像二知道人在《红楼梦说梦》一书中说的：“太史公纪三十世家，曹雪芹只纪一家。然雪芹纪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
毛泽东在《红楼梦》中看出了封建社会家长制的动摇。
从1959年12月9日到1960年2月9日期间，毛泽东在他主持的读书活动中曾谈到家长制。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在谈及家长制的兴衰时，主席又一次举了《红楼梦》的例子。‘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
毛泽东还从《红楼梦》中读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毛泽东在谈到我国的土地所有权转换及农民的恋土心理时说：“我国很早以前就有土地买卖。《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这种变化造成了土地所有权的不断转移，也助长了农民留恋土地的心理。”
毛泽东从《红楼梦》中看到了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原因。毛泽东说：“《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讲贾府‘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讲得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毛泽东认为《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那句“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是贾府及整个封建社会败落的关键。面对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即使是探春想修补这个将倾颓的家族大厦，也是无能为力的。
毛泽东从《红楼梦》中获得了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政治领袖，他当然希望更多的人都能从《红楼梦》中获得和自己一样的历史知识，更深入、更理性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今天的社会现实。这正是他不断推荐别人读《红楼梦》的原因之一。
“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毛泽东曾说对于《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才能读出其中的深味，他说：“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五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
在20世纪20年代的井冈山斗争时期，他与妻子贺子珍谈到中国古典小说时，贺子珍说她喜欢《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不喜欢《红楼梦》。她认为“《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不同意妻子的看法，他说：“你这个评价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红楼梦》里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鬟，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休养时，他问卫士张仙朋等人看过几遍《红楼梦》？他们有的回答看了一遍，有的回答看了两遍。毛泽东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
作为一位一生都以解放被压迫者为己任的政治家，毛泽东在阅读《红楼梦》时感受最强烈的是其中反映的政治斗争，即统治者对劳苦大众的剥削、压迫和摧残。他说：“《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个（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逐渐形成了一种专门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红学”，并且形成了有影响的两大派，即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和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考据派，又称“新红学”。前者将小说的内容附会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后者则把这部小说视为作者的自叙传，注意研究作家和作品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在1964年8月18日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指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这是对以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的历史作用的积极评价。但他们都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注意到这部小说的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巨大价值。毛泽东是以政治领袖的身份来读这部小说，以政治斗争的阅历来理解《红楼梦》的，因而他对《红楼梦》研究的贡献是历代“红学”家所望尘莫及的。
毛泽东提出《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
毛泽东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
谈到这一回时，毛泽东特别提到“护官符”。所谓“护官符”，门子向贾雨村作了清楚的介绍：
“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的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护官符’”。可见，“护官符”是一部高度浓缩的“官场现形记”。在封建社会，具有根本利害冲突的是豪门望族与平民百姓。号称百姓父母官的各地官员，能否坐稳却完全依赖于是否对豪门望族有利，豪门望族又结成了巨大的关系网，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在这样的社会里，哪里还有正义可言呢？因此，“并无难断之处”的冯渊之死案，“从前的官府，都因碍着情分脸面”，一拖再拖。刚刚上任的贾雨村竟把它当成晋升的阶梯，深交“四大家族”的机缘，“循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四大家族是豪门，又是巨富，他们榨取人民的血汗得到的财富反过来又成了剥削人民、残害人民的基金。他们凭借巨富买官、买人，买刑，买名利，买是非……一句话为所欲为。总之，第四回从总体上概括了封建官场的黑暗，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残酷贪婪。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红楼梦》中各类人物的喜怒哀乐、生死荣辱，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
毛泽东为什么让许世友读《红楼梦》？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召集军队一些高级将领谈话，讲起了《红楼梦》。他对许世友说：“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中国古典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喜欢常读常新、内含丰富的文艺作品。他认为《红楼梦》内含丰富，百读不厌，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收获，所以，他说《红楼梦》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
毛泽东为什么让许世友读《红楼梦》呢？
原来，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多次推荐人们读《红楼梦》。对此提议，许世友大概说过一些不以为然的话，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故毛泽东在1973年11月17日同周恩来等人谈话时说：“许世友反对读《红楼梦》，说尽是吊膀子。你没有看，怎么知道是吊膀子。你没有调查，就下断语，大概是听什么人说的吧。我则不然，我说它是部政治小说。”接着还引述了小说中的一些话，诸如“坐山观虎斗”，“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等，来比喻国际形势，又说：“‘大有大的难处’，特别对我们有用。”
有了这个缘由，毛泽东让许世友读《红楼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据说，许世友回到南京后，真的找来了《红楼梦》。
毛泽东其实是很赏识许世友的，不光赏识他的战功，还赏识他的忠诚、质朴、重情和坦诚。毛泽东1971年9月3日在杭州曾说：“许世友这个人是可以交朋友的。”
许世友虽然忠勇过人，但在建设时期，作为领导干部，如果只知打仗而不知其他，无疑是个缺憾。毛泽东让许世友读《红楼梦》，显然有现实的考虑，意在让他提高文化修养和政治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