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在共产党内部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不少人主张从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全面反击。毛泽东认为：“我们是必须制裁反动派，反击顽固派的，但我们要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任何党员都不许超过自卫原则。蒋介石既有抗战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即既有对中共实行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一面，又有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我党的方针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对他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采取联合政策；对他动摇和反共一面，采取斗争和孤立的政策。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三者缺一，就要吃亏。”这是对国民党的情况作了极精辟的分析之后提出的极高明的斗争策略。如何制裁反动派呢？
毛泽东说：“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闹磨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是在实际上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毛泽东接着说：“但是这种给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以打击的政策，全是为了坚持抗日，全是为了保护抗日统一战线。因此，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谁如果不这样做，他也就违背了党的政策。”
接下来，毛泽东开始借《三国演义》中刘备兵败身亡的教训来说明解释自己的观点，统一全党的认识。他说：
“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为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关羽这个人虽然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擒庞德，威震华夏，但孤傲自大，刘备封‘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时，关羽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位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当孙权派诸葛瑾为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以结秦晋之好，共伐曹操时，关羽却勃然大怒，说：‘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诸葛亮）之面，应斩汝首！再休多言’，诸葛瑾抱头鼠窜而去。孙权便攻占了荆州，孙刘联盟瓦解。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
毛泽东借《三国演义》中刘备兵败身亡的历史故事来给大家一个启示，很快统一了全党同志对皖南事变的认识。毛泽东认为刘备失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毛泽东认为：只有“抓住主要予盾，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先曹后孙才是大局为重的上策”。由此可见，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很注意从现实的视角来分析和总结书中谈及有关的历史事件，并能用它来为现实服务。
面对毛泽东的提问，年轻人问：“黄盖是哪个公社的人？”
毛泽东曾多次谈到《三国演义》中的黄盖。其中不乏幽默，也不乏有令人深思的地方。
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讲年轻人胜过老年人，知识少的人胜过知识多的人，举例子提到赤壁大战时的两个年轻人——周瑜和诸葛亮，同时也提到了并不年轻的黄盖，他说：“这里还有我的老乡黄盖，湖南零陵人，他也在这个战役中立了功，我们老乡也不胜光荣之至。”
1959年毛泽东在韶山与乡亲亲切交谈。
毛泽东称三国时的湖南零陵人黄盖为“老乡”，不无调侃之意；为他在赤壁之战中立功而骄傲，则更显得幽默诙谐。那时已经65岁的毛泽东，讲话时意气风发，精神振奋，不知老之将至。
过了大约一年，到了1959年6月21日，毛泽东回到家乡，在韶山水库中游泳。他问身边一位年轻人：“你是哪里人？”“零陵人。”那青年回答。毛泽东又问：“三国时候，你们零陵出了个黄盖，你晓得吗？”
青年不知黄盖何许人也，反问毛泽东一句：“黄盖是哪个公社的人？”毛泽东只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懂得历史太少了，苦苦一笑了之。也许，他在为年轻人不知道黄盖而遗憾吧。
1963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工作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抓工作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随即一路发挥：
“就是要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就是不想《白门楼》之类的戏，只看我的同乡黄盖。黄盖是零陵人……”
这里谈抓主要矛盾，举看戏的例子，联系到“同乡黄盖”，虽然说的不是自觉性，但可见对黄盖印象之深。
无论作为历史人物还是小说人物，黄盖对孙吴集团都是忠贞不二的。他为蒙蔽敌人战胜敌人甘受皮肉之苦的赤胆忠心，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老乡”，毛泽东是不能忘怀并引为自豪的。
毛泽东借三国故事讽刺、告诫林彪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正式提议，召开四届全国人大，并修改《宪法》。毛泽东同时提议，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林彪3月9日在苏州让叶群对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自己的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晚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接到林彪电话的第二日，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批示如下：
“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对林彪尖刻的讽喻。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毛泽东显然吸取了三国中的孙权劝曹操当皇帝的故事中的曹操的智慧，挫败了林彪的政治阴谋。
毛泽东从《西游记》中读出了什么治国谋略？
“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坚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从《西游记》中，毛泽东看到了“造反有理”。
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一文中说：“爸爸同我们谈论过《西游记》，十分赞赏孙悟空敢作敢为，勇于同各种妖魔鬼怪作斗争的性格，说孙悟空敢于违背唐僧的‘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的观点，信奉‘行善即是除恶，除恶即是行善’。”毛泽东认为唐僧是个乡愿，一味劝人为善，如果不除恶务尽，则“妖为鬼蜮必成灾”。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为了促进谈判，他努力争取当权的右派。有一次，他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况，批评了国民党10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竖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毛泽东显然是非常喜欢孙悟空这个典型人物的，在他的著作、谈话中，孙悟空有时候被当作正面形象来用，有时候又被当作反面形象来用。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曾谈到要重视锻炼的重要性：“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
毛泽东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一文中还谈到知识分子不要翘尾巴，他借用《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二郎神与孙大圣相斗的一段故事：“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扇，舌头变作菩萨，眼睛变作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做一根旗杆。”毛泽东借这个故事来抒发他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感：“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
后来，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中，又提到这个故事：“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上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样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1942年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谈到如何钻进敌人肚子里面去作斗争的方法，他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
这一次，他把孙悟空当成了一个我方的地下工作者，可是在全国胜利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把孙悟空当成了敌人。他在报告中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先前以铁扇公主为妖，后者以孙行者为妖，真可说是运用自如了。
1957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同文艺界谈话中说：“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他的傲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毛泽东认为孙悟空向玉皇大帝挑战是“反对官僚主义”。
到了1961年11月，他在一首诗中又把孙悟空写成了降妖除怪的英雄：“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966年7月，“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认为自己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说他身上有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他又一次以“大闹天宫”善于七十二变的孙悟空自况。
总的来说，毛泽东非常喜欢孙悟空不受传统清规戒律束缚的反抗性格，喜欢他敢于大闹天宫的英雄形象，在毛泽东那里，孙悟空成了革命造反者的代名词。
毛泽东对《西游记》一书的喜爱，不单表现在他对书中主要角色孙悟空的一系列抑扬褒贬上，更表现在他善于学以致用，以古喻今，品评时事精辟深刻，幽默风趣，思想底蕴深邃。透过他的品评，给了我们认识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的一条重要途径。
其实，不管社会怎么进步，不管社会的主要矛盾怎样变化，社会上总是少不了强者和弱者的斗争，我们从毛泽东的品评中，足可以学到一些现实的生存策略。
“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
——毛泽东为什么把《红楼梦》
视为中国的骄傲？
毛泽东酷爱《红楼梦》，从青少年时期一直读到晚年，不论是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还是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红楼梦》始终是他常读不厌的古典小说。他阅读和收藏的《红楼梦》有十几种版本，放在案头，有时间就看。作为一位日理万机的领袖，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对这部小说倾注了这么大的热情呢？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推崇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红楼梦》视为中国的骄傲，他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推崇是无以复加了。
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上，毛泽东通过几部古典小说的比较，强调了《红楼梦》是写得最好的古典小说。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这种比较，在宏观历史坐标系中更突出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肯定了这部小说的思想成就。
在古代小说中，毛泽东最看重的还是《红楼梦》，他多次强调“读五遍”。据毛岸青和邵华在《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习书法》的记述，毛泽东说他至少看过五遍《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