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李大钊和陈独秀帮助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他把目光从法国转向了俄国，不过，他并没有立即决定要赴俄国，他更加重视实际问题的研究和革命实践。这可以从1920年2月他给新民学会的女会员陶毅的信中看出他当时的思想。
“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狠的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打先锋的人。”
“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两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这桩事，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毛泽东并非不想出国，他后来不但想出国，而且还改变了出国的主意。
毛泽东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中和新民学会1921年1月16日长沙新年大会讨论个人计划时，他都一再表示了出国求学的愿望和时间上的具体安排。如他在《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身志业调查表》的“备考”栏中，填写了“所志愿之事业现时还只着手准备。预备3年或4年，后个人须赴国外求学，至少5年，地点在俄。后再回国，从事所欲办之事业。”而在新年大会上，他也说：“去年在上海时。曾决定在长沙顿住两年，然后赴俄，现在已过了半年，再一年半，便当出省。”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是打算出国求学的。他自己也说过：“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他还说过：“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不过，从毛泽东出国求学的计划来看，他从最初的东渡日本求学到赴法勤工俭学再到组织游俄队，其间有所发展变化。对此，我们亦不难理解。毛泽东出国求学是为了寻求真理，拯救祖国。当他发现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使俄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文明国”，他要寻求的真理也就在俄国。因而随着他的思想觉悟的提高，毛泽东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了俄国，向往着去俄国考察和学习。
后来，他果然在长沙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认为“俄国学术精神不可不研究”。
比起法国来，他更加向往经过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俄国，显然，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使毛泽东在内心深处改变了赴法勤工俭学的想法。
那么，使他最终放弃出国留学，留在国内边研究，边学习，在革命实践中学习的还有三个重要的人物。他们分别是杨昌济、黎锦熙和胡适。
（三）杨昌济
关于是否出国留学问题，作为毛泽东的恩师和岳父，杨昌济的观点无疑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杨昌济非常看重国文和国学知识，他认为外国语再好，不知道国情，又有何用。
毛泽东在1915年9月致萧子升的长信中谈到，同日本（土疆三岛耳）、德国（土地敌吾二广者耳）相比，研究中国学问之难：“有为人之学，有为国人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国人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邃，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
这说明，他接受了杨昌济的思想。
杨昌济在《劝学篇》中的另一段话，更是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杨昌济这样写道：“盖能有志，即在国内未尝不可为学也。余曾留学日本，又曾留学西洋，受益孔多，良堪自幸，然以余自知之明，余即不往西洋，专在日本，亦可以为学；即令不去日本，专在本国，亦未尝不可为学。”
从毛泽东留下的书信来看，他至少就留学问题直接征询过两个人的意见，他们分别是黎锦熙（字邵西）和胡适（字适之）。
（四）黎锦熙
黎锦熙原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历史教员，而毛泽东原来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学生，后来，他们师生二人随学校一起并入第一师范。他同毛泽东虽有师生之分，年龄才相差了四岁，又是湘潭同乡，所以很是接近，关系介于师友之间。
1915年9月1日，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动身前两天，即8月29日星期日，毛泽东同王季范、萧子升等人来到芋园，依依送别，那天黎锦熙的日记中还记了“谈学颇久”的事。
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后，更是经常拜访自己的这位年轻的老师。
1920年6月7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了一封信，其中表达了他这个阶段关于出国的想法。信中说：“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
后来，他就是否留学的事情问过黎锦熙。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洋的总不下几万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劭西两位，他们都以为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五）胡适
胡适1917年7月自美国返国，9月到北京大学任教；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经杨昌济的介绍来到北大，随后入北大图书馆工作，旁听过胡适的课，成了胡适的学生。后经李大钊的引见，认识了胡适。可以说，胡适也是影响毛泽东的一个重要人物，这个问题，我们后文详述。
这样一个对毛泽东影响重大的人，居然写了《非留学篇》，并亲自告诉毛泽东不一定非出国不可，对毛泽东的影响可想而知。
正是在前面诸人的影响下，毛泽东出国的想法暂时放弃了。他觉得留在国内比出国更重要。
本人的原因
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中了解到，有两方面的个人原因使毛泽东觉得自己应当留在国内：关于中国的情况还不够了解，还必须作许多实地的调查研究；“中外古今学说的大概”没有弄个清楚，出国也无益。
萧三的《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写道：“毛泽东同志决定自己不出国，留在国内从中国现实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觉得，中国有许多事物需要深入的研究、调查，中国处在伟大的变动中，自己不能离开这个战斗的环境。”
1920年7月14日罗学瓒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你说要在长沙预备两年，要把古今中外学术弄个大纲出来，做出洋求学的准备，我很赞成。”
综合以上事实和分析，毛泽东最终没有赴法，也没有赴俄，而是选择呆在了国内，从根本上说，还是出于他自己的原因。毛泽东之所以呆在国内是因为他出国的愿望并不强烈。除了以上不能真正足够成立的原因之外，关键还在于他并不认为自己和中国的前途在西方。
据黎锦熙的回忆，1919年毛泽东在他家过春节，他曾问毛泽东有何打算，毛泽东的回答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们把时间花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又说“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另外，我们从他在送留法的朋友出国前后几年内的活动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变化脉络。
1914年21岁
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在校期间，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25岁
4月14日，同萧子升、何叔衡、蔡和森等发起成立新民学会。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8月19日，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1919年26岁
年初，离开北大。
3月12日，和一群准备赴法国留学的学生一道离开北京，14日到达上海。送别留法学生后，于4月6日回到湖南长沙。
5月，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
7月14日，主编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会刊《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7月至8月，连续撰写并发表《民众的大联合》长文。
12月，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27岁
5、6月间，在上海会见陈独秀，同他讨论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等问题。
8月初，同易礼容等在长沙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
11月25日，致信罗章龙，提出新民学会，“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
12月1日，致信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同月，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28岁
1月1日至3日，同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熊瑾玎等十余人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在会上提出新民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共同目的，赞成用“俄式”方法改造中国。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回长沙，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书记。
1922年29岁
5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9月至12月，组织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罢工运动，推动湖南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
以上活动可以看出，毛泽东送他的朋友们赴法勤工俭学的时候，正处于五四运动的前夕。早在1918年以前，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的时候，就已经深受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成为《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崇拜陈独秀、胡适。
1918年的4月14日，他已经发起成立新民学会。8月19日，他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
这之后，他随即加入到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搞学生运动，编《湘江评论》，驱张，见陈独秀，办文化书社，参加筹备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组织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长沙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办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工人罢工。
这时候，毛泽东心中装的是《新青年》，装的是陈独秀、李大钊，装的是十月革命、共产党、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而在遥远的法国虽然后来也成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但与国内相比，肯定让毛泽东觉得远水不救近火。
这充分表明，他最终没有出国留学，主要还是他本人的原因和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虽然有过强烈的出国留学的想法，后来却没有成为事实。从赴日到赴法，又从赴法到赴俄，他的思想总是在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转变；然后他从不急于出国，到最终留在国内边革命，边学习，又是一个重大转变。显然，毛泽东更重视实地的调查研究，以增进对国情的了解，这比读书更为重要些。他还认为，必先对本国文化有所研究，才能更好地学习外国的文化。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颇有意义的。
当然，如果以毛泽东当年未曾出国留学为例，而认为他反对出国留学，这样的想法实在是狭隘。毛泽东并非不想出国，只是基于当时的条件和需要，他选择留在国内边革命，边学习。从根本上说，毛泽东并不真正相信在西方能找到解决他个人以至整个中国前途问题的关键。
“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毛泽东对不出国留学的抉择，更能体现出他高超的学习目的。毛泽东这样说：“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他对那种抱着“出洋”为“镀金”或“做官”目的的人深表厌恶，不屑与之为伍。但他绝不是反对留学，而是认为自己不出国，留在国内学习，研究国内问题，了解中国国情，对实现他改造中国的目的“更为有利”。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抉择是正确的。毛泽东比那些留学的才子们多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当他刚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他所读的马列著作比起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等是很少的，但是由于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而在革命的路线、方针的见解上超越众人，超越那些留法、留苏的高材生。毛泽东在出国留学问题上的抉择，充分显示了他在“为何学”的问题上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完全以志向为导向，不随大流，不赶时髦，不慕虚名……
但这并不表明他不想留学，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苏联接见中国留学生时曾发表“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著名演讲。
现在是和平年代，如果自己有机会出国留学，还是出国开阔一下思维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