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还有“以宣传对宣传”的一面。——其实不稳当的言论早已或是逼死，或是困难发行，那里还有“宣传”可“对”，应当叫做独家专卖了吧。就以近两月的来看：有的在《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题目之下，大家谈梦说幻，写出的理想不外坐汽车兜风于绿荫蔽行的大路之上，卧躺椅喝冰琪琳于斗室之中等等之类。有的正在研讨中国作家中那些属于“技巧派”，这回连“汪政权”下的文化小狗穆时英的大文也捧出来“示范”。除开“艳史”，“秘闻”，身边琐事，那“经国大业”是：有的写作“中共党史”，结论自然是共产党历史太不清白。激进的主张：“先瓦解八路军，以后扫荡边区”。稳重的在“从历史的叙述，政策的检讨，以及革命性质的分析中”，“证明中共参加国民革命而又破坏居民革命是必然的”，“除了最后解决外，没有其它办法”。嘁嘁喳喳，说是在说“良心话”了，其实真使人分不出人言还是鬼语。翘起一条尾巴，算做一面大旗，萃聚几名同类，便有书报期刊，冲杀上阵，浩浩荡荡……
这样清议不存，鬼论塞道的原因，侯方域是不了解，或者了解了却未便名言，他只客客气气地带过一笔：“夫门户日深，水火日急也。”他自己参加过明末的“门户”“水火”，这里自然有点“忏悔”的意思。其实真像不在“日深”“日急”，而是有人恋着自己的权势；防制蚁民翻身，需要设备格杀异端的绞架，维持秩序的监狱，也需要颠倒是非的言论，对付“纷歧错综思想”的方法，是与防制异己的政治同时存在。
结果是弄到青年学生无书可读。侯方域在同文另一段说：“青笈之悬，士论诋之。”这说的是阮大铖得势之日，禁止复社文字流布，自己却“付梓”了许多文存，但当时士林都以案置这类文籍为耻。若干年来中国人在欺骗愚弄之下，从别人说谎、自己受欺中间，已经生长成了智慧和聪明，已经具备了生存的起码常识：凡他们惧的、骂的、禁的就是好的；凡要知道这事实的真相，就首先不相信他们的傥论与正言。
深夜烛光摇曳中，偷读禁书的青年很多，到官办书坊购买几册的却是太少。尽管编辑先生一再捏言“本刊近来接到香港以及国内各地来信很多，读者爱护之深，使我们感愧”；订费一再跌价，“减轻读者负担”；其实哪怕贬价到零，派订还附送画报，也难博得阅者正眼相视。表面在故装热闹，骨子里的空虚和荒凉是显然的。
侯方域是明末的“四公子”之一，在河南乡试中副榜，曾向清总督出谋献策。田家英对这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作了犀利的解剖，从开始“太悲凉了”印象演绎为“这个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虽然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文笔深沉老辣，毛泽东从中看出了作者较深的中文功底和敏锐的思想。没有想到的是，这篇文章竟然出自20岁的年轻人之手，毛泽东读后，极为赞赏，从此他开始注意到这个叫田家英的年轻人。
1943年3、4月间，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病了，毛泽东就派他的秘书胡乔木暂代何凯丰主持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为了让田家英发挥才能，胡乔木推荐田家英到中央宣传部历史组工作。在这期间，田家英写了《从九·一八到七·七》、《东北历史问题真相》、《“堵河”》等文章，编写了《民国以来大事记》，还负责给中直机关干部讲古文。有一次，田家英给中直机关干部讲解清人王国维写的—首《蝶恋花》词。毛泽东正好散步走到教室附近，被田家英的讲解所吸引，就停步站在窗外听起来。毛泽东在窗外听了很久，直到田家英把这首词讲完。因此，毛泽东对田家英有了更多的印象。
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时，中文基础较差，毛泽东想到了与自己长子同岁的田家英，便让他在工作之余做毛岸英和毛岸青的老师，教中国历史和语文。
1948年10月，毛泽东来到西柏坡以后，因为工作繁忙，需要增加秘书。胡乔木推荐在中宣部工作的田家英。
毛泽东便把这名26岁的“家教”召来，口授一段意思让他写篇电文。田家英一挥而就，不但文笔不错，字也清秀，毛泽东很满意地结束了面试，当即同意了。
谁都知道，给毛泽东当秘书谈何容易！田家英当时只有26岁，他知道这个工作的责任和分量。所以，田家英初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问他：“你到我这里工作有什么想法？”田家英老老实实地回答说：“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田家英的回答，虽然不能令毛泽东满意，但毛泽东知道，这是田家英的心里话，并没有责怪他。毛泽东请田家英吃饭，田家英本来是很有酒量的，但这次只喝了一点酒就醉了，这也可以看出田家英初当毛泽东秘书时的紧张心情了。
此后，田家英深得毛泽东信任，在同代人中提升很快。他除任主席秘书外，还兼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田家英是管事最多的一个人。他不仅掌管着毛泽东的个人存款、印章和亲友的往来信件，还用十多年的心血为毛泽东建立起一个图书馆，由刚进城时的十个书架发展到上万册书籍。
毛泽东写文章和诗词经常引据古籍，一般都要田家英查找和核对。
田家英在作为毛泽东秘书的十八年里，对于毛泽东的书稿、文件、典章的起草、更定、整理出力甚多，毛泽东不是一个轻易以文笔假手于人的人，惟独对田家英是个例外，知名的如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会后，毛泽东听到中央许多人称赞开幕词写得很好时，他对大家表扬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
田家英比毛泽东小29岁，如同子辈，但由于田家英喜欢文史，跟毛泽东一拍即合。毛泽东一读了好书，便向田家英推荐，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之间填平了年龄的沟壑。在毛泽东的影响下，田家英还逐渐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在难得的闲暇中，他到荣宝斋等旧店铺购买和搜集字画，往往买回来先送到毛泽东那里，两人共同欣赏切磋，评论古人书法，常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话题。毛泽东爱诗，田家英也爱诗，田经常为毛泽东查对古诗，并相继编辑出版《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毛泽东诗词》、《毛主席语录》等，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1年毛泽东在庐山书房。
1959年，田家英到成都郊区蹲点后，发现过“左”错误并试图纠正。同年夏，他在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的观点，被人揭发批判后，毛泽东认为属于认识问题，还是对他加以保护。1961年，田家英到浙江调查后，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了著名的《六十条》，纠正了此前的许多错误政策。不过，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他们的分歧未能弥合。田家英自庐山会议后一再想到基层工作，一些省委书记也表示欢迎，毛泽东却总舍不得放他走。1965年末，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了《海瑞罢官》的一些事，唯恐天下不乱的江青等人便要借题发挥。田家英整理记录时，却将这段话删去。他完全懂得这样做可能引起的后果，但为维护党的事业和毛泽东本人的长远威望，还是义无反顾。1966年5月22日，田家英被通知“停职反省”。他沉思了一夜，第二天便以死抗争，此时年仅44岁。他的意外之死震惊了党中央的领导人。毛泽东在去世前不久怀念起这位跟随了自己18年的秘书，曾带着沉重叹息说了一句——“田家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
田家英是十分热爱、尊敬毛泽东的人，他很早就服膺毛泽东的学说进而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了敬仰的感情。然而他性格中不盲从的特征又让他面对毛泽东所犯下的巨大错误感到深深的苦恼。特别是当错误路线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主导之后，他虽然尽量地在自己的岗位上避免错误的延伸，可是毕竟人微言轻、势单力薄，最后，他走上绝路，也并非偶然，以他书生的本色向历史控诉了一段政治上的过错，用他的鲜血写就了一篇壮丽的人生的片断。
毛泽东为何推荐党的其他
最高领导阅读蒙哥马利的《一种清醒的作法》
他的“和平继战争而来”的观点，大受毛泽东的赞赏。
他的著作《一种清醒的作法》被毛泽东推荐给党的其他最高领导阅读。
他的二次会见的请求在遭到婉拒后又突然被毛泽东接受。
他就是英国前陆军元帅蒙哥马利！
毛泽东于1960年6月21日读过蒙哥马利的《一种清醒的作法》后，曾写下这样的批语：
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阅，很有意思，必读之书。
毛泽东
六月廿一日
毛泽东的批语是用红铅笔写在这本书的封面上的。
在这本书的封面上，除上述批语外，毛泽东还在书名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下面分别划了粗粗的曲线，“蒙哥马利著”下面划了粗粗的横道。
蒙哥马利在《一种清醒的作法》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国家都是为了政治原因而走向战争的。在分明就要获得胜利的时候，政治决策便成了首要的事。当时，重要的是怎样指挥作战，能以一种有利于取得平和的政治均势来结束战争。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是，战争继和平而来；但也可以反过来，和平继战争而来。”
这段话是毛泽东阅读过程中圈画过的。“和平继战争而来”，除分别画了横道外，每句后面还画了一个大圈，在这句话旁边的书页空白处还画了两条粗粗的竖线，使这句话在书中显得格外突出。毛泽东在这里又画又圈，说明他对蒙哥马利的见解很重视，很为赞赏。
阅读这本书，对认识和了解西方集团和平演变的战略与策略以及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的情形，对认识和了解蒙哥马利元帅等西方政界、军界要人的政治、军事观点等都不无益处。所以毛泽东认为《一种清醒的作法》是“很有意思”的“必读之书”，并郑重地推荐给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阅读。
1960年5月，蒙哥马利元帅曾来中国访问。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并共进晚餐。毛泽东阅读过的这本书，连同其他一些阅批过的书，一直放在自己身边。
《一种清醒的作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一种清醒的作法》即《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1959年东西方外长会议期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牛津大学作了两次讲演，并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西方应采取“和平取胜”的新策略：
西方虽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但在政治上输给苏联，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军事思想的错误和美英之间的深刻矛盾；
西方战后在同东方的全球性斗争中遭到惨重的失败；
西方在当前斗争中最需要的是团结和领导，应彻底改革北大西洋联盟的机构；
逐步同苏联达成协议，通过所谓“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方式，“使苏联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最后战胜共产主义；
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
分析了东西方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未来的斗争将是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更是意识形态和争取人心的斗争，强调应通过谈判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
在东西方关系中应先解决西柏林问题，采取渐进方式，通过小协议达成较大的协议；
西方要改变策略，以图“和平取胜”。
该书收录了以下几篇文章：
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过去、现在和未来；
二、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先生会谈；
三、1945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历史；
四、战后的年代；
五、日内瓦外长会议的实质问题。
后来蒙哥马利把这些文章和讲演汇集成书，就是《一种清醒的作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3月出版，北京编译社根据伦敦柯林斯出版公司1959年英文版翻译，内部读物。
全书5.1万字左右，大32开平装本。
蒙哥马利其人
蒙哥马利，原英国陆军元帅，当时已退休。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杰出的指挥官之一。1943年，参加攻占西西里和登陆意大利，1944年统率盟军进入法国，6月6日指挥盟军进攻诺曼底，取得了诺曼底登陆作战的胜利。后晋升陆军元帅，受封子爵，1946~1948年任帝国总参谋长。1948~1951年任西欧联盟主席。1951~1958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副司令。
“我希望明晚再谈一次”——毛泽东和蒙哥马利之间的故事
蒙哥马利生前曾几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
1960年5月，蒙哥马利元帅第一次来中国访问。这次访问是他本人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毛泽东表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并共进晚餐。
1961年，英国陆军将领蒙哥马利元帅来华访问期间，毛泽东接连两次接见他。两人谈起话来，开诚布公，毫无拘束。
9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这位前英国元帅，并共进晚餐。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称赞这位前英国元帅说：“你很开明。”这是毛泽东对西方将领的第一次夸奖。
由于毛泽东要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所以这次谈话时间不很长。
谈话结束时，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同主席先生谈话，很受教益，我希望明晚再谈一次。”
毛泽东告诉他，明天要离开武汉到别的地方去，以后还有会面的机会。
蒙哥马利为请求不能如愿，不免感到有点遗憾。
可是，第二天凌晨4时（9月24日，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决定继续同蒙哥马利会谈。
蒙哥马利没有料到，24日凌晨5时左右，陪同蒙哥马利的浦寿昌被从睡梦中叫醒，说是毛泽东改变了计划，决定当天下午再同蒙哥马利会谈一次，并共进午餐。
这个消息使蒙哥马利喜出望外，高兴得连声说：“OK！OK！”
事后人们推测，是毛泽东对这位善于战略观察的陆军元帅产生了兴趣，还是他的某些话触动了毛泽东的情怀？不得而知。不过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很少这样安排会见的。
这次追加的谈话是从下午2时30分开始的。这一次的交谈，他们谈得更为深入，他们就领袖的魅力、权威和他所领导的人民的关系等问题一一交换了看法，气氛非常热烈融洽。
谈话中，两人彼此问到对方的年龄，蒙哥马利借机提出：“我认识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我注意到他们很不愿意说明他们的继承人是谁，比如像麦克米伦、戴高乐，等等。主席现在是否已经明确，你的继承人是谁？”
毛泽东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
毛泽东说：“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
其实，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谈话在1957年访问苏联时，也曾间接地谈到了此事。
那是在一次宴席间，毛泽东用庄重的口气对赫鲁晓夫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问：“有人接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