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丁玲望着毛泽东那潇洒流利的笔势，心里十分得意，也十分感激。这首词的上阙，描述了丁玲初到保安受到欢迎的情景，下阙则称赞了丁玲从“文小姐”到“武将军”的变化。“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是对丁玲及其创作的高度评价。
1948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那时解放战争的形势处在和国民党反动派决战的前夜。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彻夜不眠，计划、部署和指挥三大战役。七八月间一个炎热的下午，毛泽东请胡乔木、萧三、艾思奇等同志一起散步，毛泽东高兴地和大家一起坐上他的中吉普，驱车20余里，到了一个树林边下车，边走边聊，兴致很高。呆了一会儿，毛泽东发现胡乔木他们在一边谈论问题，毛泽东走过去，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丁玲曾请胡乔木、萧三他们对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提提意见，现在凑在一起正好议论一下。毛泽东没看过小说，不好就小说发表意见，他边听边抽烟，想了一想说：“丁玲是个好同志，就是少一点基层锻炼，有机会当上几年县委书记，那就更好了。”后来有的同志把毛泽东讲的关于丁玲的话讲给她听，丁玲很高兴，也很激动。
同年6月，按照中央安排，丁玲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去匈牙利出席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于6月14日从正定县华北联合大学启程，到平山县西柏坡集中去哈尔滨。
6月15日，丁玲意外地在西柏坡遇见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好得很，几年不见你了！”他邀丁玲一起去散步。毛泽东对丁玲说：“历史是几十年的，不是几年的。究竟是发展，是停止，是倒退，历史会说明的。”他似乎怕丁玲不懂得这意思，又重复了一遍。他还说：“你是了解人民的，同人民有结合。”又说：“你在农村有12年，再拿8年去城市，了解工业。”散步之后他邀丁玲同他一道去吃晚饭。在交谈时，毛泽东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将丁玲与鲁、郭、茅同列一等。丁玲说她的文章不好，不及他们，毛泽东评郭文有才华奔放，组织差些；茅的作品是有意义的，不过说明多些，感情较少。毛泽东表示愿读丁玲的文章。
1951年夏天，丁玲和陈明在颐和园云松巢居住，一个星期天下午，一位警卫员跑上山来告诉说：“有一位首长要来看望丁玲同志。”过了一会儿，只见罗瑞卿同志陪着毛泽东来了，毛泽东踏着山坡抬级而上有点气喘，穿的黄绸衬衫都被汗湿透了。陈明赶紧跑下山去，扶着他慢步上来，丁玲迎上去拉着毛泽东的手在廊前的木椅上坐了下来。随毛泽东来的人不少，陈明让勤务员赶紧买了两个西瓜。毛泽东、罗瑞卿和丁玲边吃西瓜边聊天，互相问候，谈到了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团结改造，真像家人团聚，轻松欢快。休息了一会儿，警卫员来说游船准备好了，丁玲才依依不舍地送别。毛泽东工作忙，很少出来游玩休息，这天是星期天，他来昆明湖散散心，还抽时间爬山看望了丁玲，可见他对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的重视了。
然而，在6年以后的那场运动中，丁玲被扣上了“反党”、“右派”等帽子，遭受了不公正的批判。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关方面遵照中央的政策指示，摘除了强加在丁玲头上的种种帽子。可是，有关丁玲在历史上仍有政治污点的阴风，总是还在某些阴暗的角落里吹散着。其实，这事中央早有结论。有一次，她曾与人谈起此事。她说，1940年，她找过毛主席，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并要求党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给她做出书面结论。毛泽东听完丁玲的陈述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
于是丁玲找了陈云，对这一段历史做了详细的汇报，写了书面材料。经过中央组织部认真审查，给丁玲做了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认为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并且把这个书面结论放进了丁玲的档案。从那以后，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左”倾失误和十年动乱的长达44年的严峻考验，1984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颁发文件，再次肯定1940年延安时期中央组织部对丁玲历史审查结论的正确和有效，重申丁玲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有贡献的共产党员。尽管经历了曲折，丁玲对毛泽东仍怀有很深的感情。1980年后，她在答外国驻北京记者提问时，有记者问：“对毛主席的看法，与过去30年的看法相比有无变化？”她回答说：“去年我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再版前言中写道：我写书时像一个战士喊着毛主席冲向战场。后来有人问我，你现在是否还有这种感情，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毛泽东与作家们
广泛地密切地联系和团结文艺界，即要尊重和鼓励他们的写作劳动，又要关心和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观点，克服写作中的实际困难，认真做好作者工作，充分调动作者的写作热情，争取有价值有质量的书稿源源而来，这是发展和繁荣出版事业的基本条件。毛泽东在这一方面有着许多光采照人的论述和活动。不论是新老作者，还是党内外的作者，毛泽东都尊重和鼓励他们的写作热情，肯定和赞扬他们的写作成就，同他们建立和保持深厚的友情。
毛泽东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他极为重视和关心文学事业的发展，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与作家保持密切联系。他与许多作家的友好谈话，书信往来，诗词唱和，在文坛上留下不少动人的佳话。毛泽东在与南社诗人柳亚子、文史专家郭沫若交往中的诗词唱和，翰墨往来，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至今还为人们广为传颂。
他看了郭沫若的《虎符》剧本和《甲申三百年祭》论文后，先后给郭沫若写信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他看了范文澜的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后给范写信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他看了周扬写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的序言后给周写信说：“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与作家交往比较集中的时期。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通过个别交谈、小型座谈会、书信往来等形式，结交了许多作家，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摸清了文艺队伍的现状，全面掌握了有关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从而不断深化和完善了他的文艺思想，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在与作家无拘无束的谈话中，在字字珠玑的即席发言中，常常古今中外，博引旁征，谈文学，谈作家，谈作品，谈文学掌故，文坛轶事，这些潇洒自如的谈论，往往生动幽默，妙语联珠，不仅表现了毛泽东广博精深的文艺知识，而且有着他对艺术创作实践，对文艺作品欣赏品评方面的深刻思考和独到见解。
在与作家们的交往中，毛泽东从不以领袖自居，始终坚持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他还善于站在革命的立场热情地帮助作家，保护作家，鼓励和引导作家走上健康的创作道路。毛泽东凭着他的政治家、理论家的威望和文学家、诗人的气质、修养，在广大作家中获得一种超常的崇敬和爱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在文艺领域系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观，而且在与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科学地总结了中国文化史和文艺史的经验，对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艺进行了体系性的理论概括和开拓，成为中国新文艺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1942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大踏步前进的年代。毛泽东发现，整个文艺事业并没有和时代同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艺工作者宏观世界的贫乏，大批文艺工作者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为发展革命文艺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由于出身、经历、思想等方面的局限，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上认识还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进行一次文艺整风。座谈会从1942年5月2日开始，5月23日结束，参加会谈的有七八十人，应谈会的全体会议一共开了三次。第一次是5月2日，毛泽东作了启发性讲话；第二次是5月8日，毛泽东参加会议，认真听取了大家的讨论，并记下了发言的要点和问题；第三次是5月23日，毛泽东在座谈会上作了总结性报告。“启发性讲话”和“总结性报告”合起来，就构成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一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走向成熟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篇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第一个高峰，它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真分析和科学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以此为标志，毛泽东文艺思想发展基本成熟。作为中国新文艺影响深远的纲领性文献，《讲话》的内涵既博大精深，又具体鲜明。诸如：由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引伸出文艺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著名论断；由文艺家与党、与革命、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引伸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著名观点；由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引伸出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批评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读了哪篇文章发现了大秀才田家英？
他因一篇文章而受到毛泽东的青睐和重用。
他曾经被毛泽东定为毛岸英的老师。
他起草的八大开幕词受到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夸奖。
他就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1922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药店小老板之家。3岁丧父后，家境开始衰落，他读到初中一年级时，因母亡被迫离开学堂到药铺当学徒，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的誓言走上半工半读之路。他13岁便向报刊投稿并连连被采用，“田家英”成了他最常用的笔名。14岁时，他在报上与一个姓刘的教授论战并大获全胜，被川中许多人称为有“过目不忘”之才的“神童”。
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奔赴延安。他首先入陕北公学，1938年加入了共产党，同年毕业留校成为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
1941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毛泽东兼主任，陈伯达为副主任。研究室设在杨家岭西边的王家沟。它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根据国统区和沦陷区发行的各种报刊，研究国民党和日伪的情况，供中央参考和对外宣传用。19岁的田家英从中央马列学院教员调来研究室做研究员。这时期，国民党在大后方加紧了法西斯独裁统治，抗战的言论受禁锢，进步的文化遭摧残，进步青年学生受到监视和迫害。为了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1941年至1943年间，田家英写了《奴才的见解》、《沙漠化的愿望》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经李锐编辑，陆续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1942年1月8日，20岁的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内容如下：
两年前读过《侯方域文集》，留下的印象是：太悲凉了。
至今未忘的句子“烟雨南陵独回首，愁绝烽火搔上毛”，就是清晰地刻画出书生遭变，恣睢辛苦，那种愤懑抑郁，对故国哀思的心情。
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也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四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复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经出来应大清的顺天乡试，投身新朝廷了。这里自然我们不能苛责他的，“普天之下”此时已是“莫非”大清的“王土”，这种人也就不能指为汉奸，况且过去束奴的奴才已经成为奴隶，向上爬去原系此辈常性，也就不免会企望龙门一跳，跃为新主子的奴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近几年来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写过斗争，颂过光明，而现也正在领饷作事，倒置是非的作家们的嘴脸。
不过侯方域究竟是一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晚年写作虽处处在避免触着新主的隐痛，言文早已含蓄婉转，但也还有一二精辟的意见。比如在《与李其书》，论到统制言论的问题：当天下分裂之际，倘朝野清议犹存，则其乱暂；若夫骨鲠在喉不能吐，直言苦日不得陈，则国尚何可为！
这意见是大致不错的。古今中外的史实都在证明，临到国破世乱，民族在生死中挣扎时，我们常见的倒不仅清议不存，且正是混淆黑白的言论充斥不堪。明末如此，三百多年后的今天也何尝不如此。近一二年来，国内言论的道路不正是愈来愈为险窄，也愈来愈为魑魅吗？不准写，不准看的明法暗规很多很多，坚持抗战进步的文字被删削到不知所云，人民的喉舌在重压下面，萎缩干枯以至于死。收买，威迫……一切昏愦无耻法宝的使用，正在“方兴未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