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智》讲因个人智力上的原因而给认识上带来的局限。比如，以己度人，以成见判断是非等，作者在本部分预言，后世必然会有不同于今天的是非标准。
（第七章）《情瞀》讲因感情因素引起的认识的偏差和盲点。
（第八章）《学诐》讲教育方面的偏差：“其一曰为己之教，其一曰为人之教。为己者主于相胜，为人者主于相亲。”作者认为战争、竞争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所以为己之教未可厚非，可是其积极作用有一定限度，过度了就有害。因此利己的教育不可走入极端。利人、利己要处理得当。
（第九章）《国拘》讲狭隘的爱国主义给研究社会学带来的障碍。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和极端利己主义一样，都会妨碍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
（第十章）《流梏》讲行业和职业偏见。行业、职业偏见也会影响人们对社会的正确认识。书中举例说明了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偏见，分析了这些偏见产生的原因以及它的利害。
（第十一章）《政惑》讲政治方面的偏差。斯宾塞认为，效果与动机常常是不一致的，甚至常有适得其反的事。希望的结果不一定出现，出现的结果却又不是所希望的。主张革新的人怀着良好的愿望，却不一定能看到新也有新的弊端，而反对的意见却可以匡正其过头的做法。而保守的人习惯于旧秩序，“而不知凡古圣先王所创制者，要皆为一时之法，于其所遭之运会为最宜，然道德典章，无亘古不变者也。”斯宾塞认为，在一个社会中，这两种主张都“不可偏废”。
（第十二章）《教辟》讲宗教的乖辟。“自其大者而言之。则神道之严威既重，将人伦之修饬以轻。其论事也，将以合于教者为善，不合于教者为不善，而民义举以废矣。”而且每一宗教都指其他宗教为异端，入主出奴，莫衷一是。书中介绍了欧洲基督教的几个教派。可是，斯宾塞认为“宗教为物，乃群治所不能废。”他反驳了那种认为“民生群治无所用于宗教”的意见，他的意思用严复概括的话来说：“盖常人思力之浅，于日用之际，在在见之，况于远大，乌能自作则而率由之乎？盖宗教精粗不同，而无可废之一日。”
在分别论述了研究社会学的以上八个方面的困难或者偏见之后，斯宾塞在全书最后作了一个总结，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缮性（训练）求得解决。于是他写了（第十三章）《缮性》。黎锦熙向毛泽东推荐阅读的正是这一章。这一章讲的是治学的方法，通过训练排除研究中困难的方法。严复解释说：“知为学之难，思诚之不易，而后有省察之功。虽然，徒言省察，尚非学也，则继此而论其所以缮性者。缮性非他，亦言其所以为学之方而已。”
斯宾塞在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盖群学（社会学）者，一切科学之汇归也。”“欲治群学，于是玄间著三科之学，必先兼治之。”这三科是这样划分的：名学（逻辑学）和数学都是十分抽象的思辨科学，“所以研不易之事理，究不遁之物情者也”，属于玄科。理性思维（理）由抽象（玄）而逐渐及于具体（著，显著）。居于“玄”与“著”之间的，斯宾塞称之为“间科”；“其玄与著之间，是为间科，则质（化学）力（力学，借指物理学）诸学之所有事也。”间科是研究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的，“言群学不能置因果也，故间科尚焉，然而知因果对待矣。”著科的研究对象，是显著存在的客观世界，“不及其著，则不知其为物之悠久蕃变旁通错综也。故有天（天文学）地（地学）人物（生物学）诸学。之数者皆大物也。”书中详细论述了三科之用与其利害。
毛泽东曾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谈到了他读此书的心得：“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瞀、智，心物相对者曰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瞀于情，于智，而又无学国拘流梏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
1918年7月24日，蔡和森复毛泽东的信中说：“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祛我情瞀。”用的也是《缮性》篇的词汇。由此不难推断，毛泽东经常与蔡和森谈论这本书。毛泽东能够与自己最要好的两个朋友谈论此书，交换心得，可见毛泽东对这本书的喜欢程度以及这本书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之深。
“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
——读逻辑学论著，关注支持逻辑学的发展
为了研究逻辑学，毛泽东几乎阅读了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逻辑学的论文和著作。
当少数派正确的观点受到围攻时，毛泽东亲自站出来为少数派打气，表示支持和赞同。
为了保护自由的学术气氛，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他并不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为了领导干部学习逻辑学，他亲自带头学习，多次找人面谈、召开座谈会，鼓励大家研究逻辑学。
为了鼓励周谷城坚持研究逻辑学，他让周谷城研究西方逻辑学史，让人编辑逻辑论文集，编辑逻辑丛书。
正是在毛泽东的关注和支持下，我国的逻辑学才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毛泽东如此关注逻辑学的发展呢？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学科的教科书是从苏联引进的，在苏联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一些学术观点，也因此成为中国主流的学术观点。
例如，从苏联引进并在中国占主流的一个哲学观点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是低级与高级的关系。
1956年，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主任委员、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1898—1996）在《新建设》杂志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对这一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周谷城表达了自己这样的观点：形式逻辑的对象是推论方式，它的法则只是对推论过程的形式规定，它的任务侧重于依据大前提如何推论，却不追问大前提是怎样成立的；它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主张，因而没有观点上的倾向性，没有阶级性；它既可为辩证法服务，也可为形而上学服务；既能为正确的主张服务，也能为错误的主张服务；在认识活动中，辩证法是主，形式逻辑是从；主从虽有别，却时刻不能分离。周谷城的这个“主从说”，无疑是对苏联的“高低级说”的一个挑战。
周谷城的这篇挑战性的文章一发出，立即在哲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甚至可以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周谷城对杂志社说，“只要给我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
不过，解放前，周谷城的胆子是显得小了些。
周谷城本是毛泽东的老乡。1921年春，周谷城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执教英语。当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即主任）。同在一个学校里，毛泽东常常是晚饭后来到周谷城处，促膝长谈至深夜。
有一次，毛泽东在夏曦的陪同下，赤足穿草鞋，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在讲台上向工人、农民宣讲：“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这一边，也不爬上那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这些话给周谷城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受毛泽东的影响，周谷城曾在长沙写了两篇论租谷的文章，指出租谷是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后来又写了一篇《农村社会的新观察》，文中说明租谷为什么是剥削，并把剩余价值的道理也插入了。1927年春在武汉，周谷城把文章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说：“这篇文章是花了功夫的，最好能在报上发表。”文章在报上发表后，反响颇大。“四一二”事件后，湖南反动势力抬头，要捕捉写文章的人，周谷城逃往上海而幸免。
周谷城曾追随毛泽东搞农民运动，但在毛泽东到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后，周谷城就躲在一个犹太人的公寓里，以译书、卖文为生。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周谷城时，周谷城说：“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怕死。”毛泽东连忙摆手，当着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等人的面大声地说：“没有人怪您！”
现在，“怕死”的周谷城突然又有了胆量，这件事被毛泽东看到以后，自然立即引起了他的高度关注。
1956年，毛泽东请人把周谷城召去畅谈。周谷城到时，毛泽东正坐在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的布棚下，毛泽东就问他：“你能游泳吗？”
周谷城说：“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毛泽东说：“试试看。”
于是两人换上泳装，一同下水，毛泽东从深水一端下去，在水中游起来；周谷城从浅水一端下去，一直不敢到深水里去。
毛泽东喊道：“来呀。”
周谷城说：“我既不能深入浅出，也不能由浅入深。”
游罢上岸，周谷城穿上衣服，毛泽东只披了一件睡衣，又坐在遮阳棚下，毛泽东拿出一本大字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挑出赵充国主张在西北屯田的那一段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但到后来，逐渐被人接受了，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但要坚持。”
虽然毛泽东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态度，参与这场哲学史上的大辩论，但他是完全赞同周谷城的观点的。
一次，毛泽东路过上海，停留的时间只有一晚上。虽然行程匆匆，他还是利用吃晚饭之前的一点空隙，把周谷城约去谈话。毛泽东手里拿着一本《新建设》，对周谷城说：“关于逻辑，你说得最明确。”
周谷城回答：“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冲起来，我受不了。”
毛泽东问：“有什么受不了？辩论就是嘛。”
周谷城解释：“我的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说：“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
周谷城说：“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
毛泽东告诉他：“人民大学里的一个刊物，好像是《教学与研究》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
周谷城说：“我没有看见。”
毛泽东表示：“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还鼓励他说：“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
后来，毛泽东让人给周谷城寄了几本刊物，还把其中引用周的观点的地方都细心地折了角。毛泽东所说的文章，是人民大学哲学系王方名的三篇文章。毛泽东对这几篇文章很欣赏，在他的建议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把它们汇编出版。
收到毛泽东的刊物后，周谷城参加辩论的勇气陡增了。
后来，《人民日报》登载了周谷城的一篇文章，题目仍是《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并打长途电话把周谷城叫到北京中南海。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问题转到《人民日报》上来了，讨论可能展开。”
周谷城答：“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联在一块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毛泽东夹着英语风趣地说。
“中学高中班、大学初年级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不好，学不到手。”周谷城紧接着说。
毛泽东说：“懂不懂，当然也有人觉得是个问题，但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与周谷城这次面谈后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逻辑学的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不仅有周谷城、王方名，还有哲学界的大家如金岳霖、冯友兰、郑昕、贺麟、费孝通等。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谈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后来毛泽东又几次在不同会议上谈了自己对逻辑学的这场争论的看法。
毛泽东还对周谷城说过：“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最好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或是旧的，过去的或是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
1958年，周谷城把关于逻辑辩论的文章汇集成册，准备出版。他写信给毛泽东，汇报了这个情况，并提出了请毛泽东作序的请求。
对于这位好友、同乡和曾经的同事，毛泽东是怎样的态度呢？
这可以从他1958年7月28日写给周谷城的信中看出。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指周谷城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指当时主要在马特和周谷城之间展开的关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的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覆，顺颂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毛泽东在信中说自己对逻辑问题“无多研究”，是一句谦虚的话。实际上，他从年轻时就对逻辑学有浓厚的兴趣，在延安时代又花过很大力气研究，曾经创造过一天读93页逻辑学专著（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的读书纪录。解放后还认真读过苏联的逻辑学教科书。对周谷城文章引起的讨论，他更是从头至尾给予了高度关注。他有自己的观点，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但是，由于他的党和国家领袖的身份，如果公开表达自己的观点，势必影响到不同意见的发表。在问题还在争论中的情况下，如果他给周谷城的书写了序，等于公开了自己的观点，这样讨论实际上就要中止了。因此毛泽东才表示：“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婉拒了周谷城的请求。在学术讨论中坚持百家争鸣，是毛泽东的倡导，他自己也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双百方针”，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四天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向党内外宣布了这个方针，他说：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
毛泽东在逻辑辩论方面对周谷城的关注、支持和鼓舞，在学术史上成了一桩历史美谈。毛泽东本人不公开表态，也不公开写序言，更体现了他对自由的学术气氛的刻意培养和保护。
本文参考吴为《毛泽东与周谷城：乡情加文谊》。
本文参考《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前后》，北京青年报，2003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