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即是毛泽东在湖南四师、一师的老师，又是毛泽东的同乡和朋友，二人年龄相差不几，交谈甚广，他向毛泽东推荐读物，他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说：“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
分别之后，在毛泽东的信中称：“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毛泽东说的这个“黎君”就是黎锦熙。
黎锦熙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对毛泽东都产生过什么影响，让毛泽东对他评价如此之高，感情如此之深？
毛泽东称其为“君”，而不是老师，可见二人关系的近乎。
黎锦熙，字邵西，本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历史教师，后来，他的学生毛泽东和他一起随学校并入了第一师范。
长沙原来有一家宏文图书社，原来只是一家印刷厂，1914年，黎锦熙为它组织了一个编译所，实际上把它变成了一家出版社。黎锦熙曾计划编印一套“共和国小学各科教科书”，他与徐特立曾共同编写国文。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就是由宏文图书社出版的。当时，黎锦熙他们还办了一个《公言》杂志，内容着重于纠正当时的学风，批评教育界闹派别，并用较大的篇幅报道欧洲的战争和世界局势。后来，因引起湖南督军汤芗铭的注意，只办了三期就停刊了。当时，参加宏文社的还有文字学家杨树达、曾运乾等。他们租用了李氏芋园作为编辑人员的住宅。
湖南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
李氏芋园（现在无存，只有地名）位于长沙浏阳门正街南边，本是清代封疆大吏李星沅的产业。芋园不光房间多，而且还有一处园林，环境优美。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方维夏等老师当时都住在这里。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常在星期天到李氏芋园。毛泽东、陈昌、蔡和森等人曾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常到李氏芋园里面讨论，并请杨昌济指导，有时，黎锦熙也会参加他们的讨论。
黎锦熙虽是毛泽东的老师，但他的年龄不过比毛泽东长了四岁，加之又是湘潭同乡，所以二人之间很是亲近，他们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虽然只有4岁的年龄差，但在22岁的毛泽东看来，26岁的黎锦熙比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因此，毛泽东很喜欢向他讨教学问。
黎锦熙的日记有幸被保存至今，里面记载了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到李氏芋园的事。虽然记述的文字非常简略，缺乏他们之间交谈的具体内容，但记下了他们交谈的话题。他们二人曾经互相交换看过各自的日记，他们之间谈论的多是“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说读史法”；“改造社会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
黎锦熙读了严复翻译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著的《群学肄言》后，非常喜欢，就向自己最喜欢的学生和朋友毛泽东推荐，“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关于毛泽东读此书的情况，另篇专门探讨。
黎锦熙还向毛泽东推荐过一个刊物《甲寅》，《甲寅》是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办的一个刊物，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而当时正是袁世凯积极准备称帝的时候，这就成了师生二人关心和谈论的题目。1915年5月7日，日本下最后通牒，逼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这也是毛泽东同黎锦熙谈论的内容。黎锦熙日记里记下了他们阅读《甲寅》月刊的事。毛泽东对这个刊物很有兴趣，后来还写信托萧子升设法借阅。
黎锦熙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例如，1915年7月31日，他看了毛泽东的日记之后，记述道：“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1917年8月31日收到毛泽东的信，称“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由于黎锦熙的日记非常简略，很让人感到遗憾。不过，我们可以从毛泽东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长信中，看出他对黎锦熙的印象，二人时常谈论的内容以及当时受黎锦熙的影响。这封信的开头写道：“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论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毛泽东当年很厌恶学校繁多的课程，他觉得这妨碍了他最喜欢的学科。他向黎锦熙求教，如何解决上课与自修的矛盾。黎锦熙告诉他除了要把文课学好之外，还要学好历史、地理，以及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课，成为通识之才的重要性。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15年秋，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动身前的8月29日（星期日），毛泽东同王季范、萧子升等人来到芋园黎锦熙的住处，依依送别，黎锦熙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了“谈学颇久”的事。
二人分别以后，还继续保持着书信往来，从1915年11月到1920年6月，毛泽东给黎锦熙寄了6封信。
黎锦熙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和著述事业，后来成了有名的语言学家。他精心珍藏着毛泽东早年给他的6封信、三集《新民学会通信集》以及1920年的十多份通信，1952年又进行了整理，并于20世纪60年代对这些资料作了文字说明。
从这些信中，可以见到毛泽东对黎锦熙的关心。袁世凯一心称帝，许多人都卷入了劝进活动之中。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写信劝黎锦熙不要卷入劝进活动，信中写道：“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毛泽东甚至希望黎锦熙早日脱离北京这个是非之地：“急归！无恋也。”在信中，毛泽东也表示了自己对黎锦熙的想念：“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黎锦熙在回信中向毛泽东说明了情况，他说自己在京编纂书籍，不过是书生事业，不会受到袁氏笼络。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毛泽东称自己上一封信中一些话是过虑了。由此可见，二人之间的相互爱护和关切。
后来的几封信，他们谈到了时局、教育、哲学体育等话题，内容丰富。例如，毛泽东在1920年6月7日的信中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方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最恨‘国拘’，我觉得学拘也是大弊。”“国拘”是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中用的一个术语，大意是为褊狭的国家观念所拘束；“学拘”是毛泽东仿拟“国拘”造出的一个词语，大意是指学科方面的偏爱偏废导致知识的缺陷。他想怎样避免“学拘”的大弊呢？“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按指杜威、罗素、柏格森）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从中，我们看到此时的毛泽东一方面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广泛的学习兴趣和独特的学习方法。
最后，让我们用毛泽东在1920年给黎锦熙信中的一句话来总结黎锦熙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这样写道：“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杨昌济，字怀中），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
“为学之道在是矣！”
——《群学肄言》对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的启蒙
“群学肄言”四字是什么意思？《群学肄言》是怎样的一本书？这本书何以让毛泽东感叹“为学之道在是矣！”？
英国19世纪自学成才、著述丰富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经过严复的翻译，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黎锦熙的推荐下，得以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界碑。它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确立了严复社会学先驱的地位。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谈到他读过此书之后的感受：（黎君邵西）“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观之，竟，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这是怎样的一本书？怎么能够让毛泽东发出“为学之道在是矣”的心得和慨叹？
严复给这本书的译名是《群学肄言》，原来的书名是《社会学研究法》。
那么，什么是社会学呢？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开头即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未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
在严复翻译的八大名著（八大名著以《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为最著名，《群学肄言》等其次。）里，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除《天演论》外，大概要数《群学肄言》了。
严复于1897年开始译此书，1898年在《国闻报》的旬刊《国闻汇编》上，发表《砭愚》和《倡学》两篇，题为《劝学篇》。1903年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群学肄言》足本（本有删减的完整版本），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订正群学肄言》，现在流行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严译名著丛书》本。该书是一部研究社会方法的著作。
严复用文言文夹叙夹议译出此书，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严复的著作。该书强调“以天演为宗”，以生物学规律研究社会现象，从而论证中国的社会变法。
在“译余赘语”中，严复这样谈到他翻译此书的动机和原因：“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提倡西学的严复本人并没有直接参加康梁的维新变法活动，变法失败之后，严复虽然还在提倡西学，但对政治日益保守，对中国的传统国学日益推崇。严复试图以斯宾塞的阶级调和论去抵制当时孙中山搞的革命运动。还有，他翻译的甄克思的《社会通铨》，也出于这种目的。当时就遭到了孙中山的追随者章太炎的驳斥。
严复接受并继承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社会犹如生物有机体，功能完全相似，物竞天择的原则是人类保存自己的必要条件；提出中国只有从落后变为先进，抵御外侮，加强团结，进行改革，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局面；改革应向西方学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要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
那么，西方文明是什么？严复认为西方文明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自由与民主。西方国家的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表现，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自由就是各个人的自主，互不侵损；个人是社会的单位，个人自由，自由竞争乃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进化遂归结为人各自强。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到达变法以图强，实现自由民主的必由之路。他还主张扭转中国的多妻制、早婚和媒妁的婚姻等，否则会造成“谬种流传，代复一代”的恶性循环。他进而提出强国不在人多而在强种的观点，认为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即“开民智”乃是“富强之原”。严复的社会改革论虽然掺杂着斯宾塞的“群俗可移，期之以渐”的渐进思想，并在他的后期政治上日趋保守，否定了自己先前提出的社会思想，但他前期提出的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社会思想，在中国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作者斯宾塞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都有研究，著作甚多。在他的著作中，力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总结为一个综合哲学体系，并且要用来取代中世纪统治思想界的神学体系。他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员要为其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当时毛泽东对此观点深表赞同，在他写的读书笔记和文章中反映了这些意见。
而推荐毛泽东读这本书的人是黎锦熙。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毛泽东在1920年的一封信中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杨昌济），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将黎锦熙和自己的恩师杨昌济相提并论，可见毛泽东对黎锦熙的敬重之情。对于这样一个老师的推荐，毛泽东自然是非常重视。
无论是从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1915年7月15日、20的日记载了他介绍毛研读《群学肄言》的事。），还是从1915年9月6日毛泽东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都可以证明，毛泽东读这本书是因为黎锦熙的推荐。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本书的内容。
《群学肄言》全书分16章：砭愚、倡学、喻术、知难、物蔽、智、情瞀、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缮性、宪生、述神、成章。
（第一章）《砭愚》与（第二章）《倡学》两章阐述了社会研究必须有专门的学科，社会学可以成为科学的观点和道理。
（第三章）《喻术》则概括了社会学的主要含义，提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学探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规律。社会学的内容在于说明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原因。其中谈到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是受天演规律所支配的。社会犹如生物有机体，是不断进化的，生物学的规律可以用之于社会学。
（第四章）《知难》述治社会之难，一在物之难，次在心之难，三在心物对待之难。作者认为，此章是全书的枢纽。
（第五章）《物蔽》以后各章探讨了社会研究中的客观困难与主观困难，即“物之难”与“心之难”。认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受“所生之国、所业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的影响，并提出了治难、解惑的有关方法。
（第五章）《物蔽》讲在认识和研究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往往因一些因素的干扰，而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例如记载和传闻中的错误，把内心的认识当成了真正外在的客观世界，因怀有偏见、私心，以及处境、时间、空间等因素给人们带来的局限，以致不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把表面现象当成了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