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毛泽东读书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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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用哲学这个“大本大源”来改造世界(8)

他即是毛泽东在湖南四师、一师的老师,又是毛泽东的同乡和朋友,二人年龄相差不几,交谈甚广,他向毛泽东推荐读物,他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

毛泽东后来说:“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

分别之后,在毛泽东的信中称:“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

毛泽东说的这个“黎君”就是黎锦熙。

黎锦熙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对毛泽东都产生过什么影响,让毛泽东对他评价如此之高,感情如此之深?

毛泽东称其为“君”,而不是老师,可见二人关系的近乎。

黎锦熙,字邵西,本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的历史教师,后来,他的学生毛泽东和他一起随学校并入了第一师范。

长沙原来有一家宏文图书社,原来只是一家印刷厂,1914年,黎锦熙为它组织了一个编译所,实际上把它变成了一家出版社。黎锦熙曾计划编印一套“共和国小学各科教科书”,他与徐特立曾共同编写国文。杨昌济的《论语类钞》就是由宏文图书社出版的。当时,黎锦熙他们还办了一个《公言》杂志,内容着重于纠正当时的学风,批评教育界闹派别,并用较大的篇幅报道欧洲的战争和世界局势。后来,因引起湖南督军汤芗铭的注意,只办了三期就停刊了。当时,参加宏文社的还有文字学家杨树达、曾运乾等。他们租用了李氏芋园作为编辑人员的住宅。

湖南第一师范湘潭学友会。

李氏芋园(现在无存,只有地名)位于长沙浏阳门正街南边,本是清代封疆大吏李星沅的产业。芋园不光房间多,而且还有一处园林,环境优美。杨昌济、黎锦熙、徐特立、方维夏等老师当时都住在这里。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常在星期天到李氏芋园。毛泽东、陈昌、蔡和森等人曾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常到李氏芋园里面讨论,并请杨昌济指导,有时,黎锦熙也会参加他们的讨论。

黎锦熙虽是毛泽东的老师,但他的年龄不过比毛泽东长了四岁,加之又是湘潭同乡,所以二人之间很是亲近,他们的关系介于师友之间。虽然只有4岁的年龄差,但在22岁的毛泽东看来,26岁的黎锦熙比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因此,毛泽东很喜欢向他讨教学问。

黎锦熙的日记有幸被保存至今,里面记载了1915年4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到李氏芋园的事。虽然记述的文字非常简略,缺乏他们之间交谈的具体内容,但记下了他们交谈的话题。他们二人曾经互相交换看过各自的日记,他们之间谈论的多是“读书方法”;“在校研究科学之术”;“说读史法”;“改造社会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问小学(旧时称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为‘小学’)功夫做法,余谓宜读段注《说文》。”

黎锦熙读了严复翻译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1820—1903)著的《群学肄言》后,非常喜欢,就向自己最喜欢的学生和朋友毛泽东推荐,“告以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关于毛泽东读此书的情况,另篇专门探讨。

黎锦熙还向毛泽东推荐过一个刊物《甲寅》,《甲寅》是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办的一个刊物,是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而当时正是袁世凯积极准备称帝的时候,这就成了师生二人关心和谈论的题目。1915年5月7日,日本下最后通牒,逼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这也是毛泽东同黎锦熙谈论的内容。黎锦熙日记里记下了他们阅读《甲寅》月刊的事。毛泽东对这个刊物很有兴趣,后来还写信托萧子升设法借阅。

黎锦熙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例如,1915年7月31日,他看了毛泽东的日记之后,记述道:“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陈昌),笃行两人略同,皆大可造,宜示之以方也。”1917年8月31日收到毛泽东的信,称“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由于黎锦熙的日记非常简略,很让人感到遗憾。不过,我们可以从毛泽东1915年9月6日给萧子升的一封长信中,看出他对黎锦熙的印象,二人时常谈论的内容以及当时受黎锦熙的影响。这封信的开头写道:“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论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毛泽东当年很厌恶学校繁多的课程,他觉得这妨碍了他最喜欢的学科。他向黎锦熙求教,如何解决上课与自修的矛盾。黎锦熙告诉他除了要把文课学好之外,还要学好历史、地理,以及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课,成为通识之才的重要性。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1915年秋,黎锦熙应聘到北京教科书编纂处工作。动身前的8月29日(星期日),毛泽东同王季范、萧子升等人来到芋园黎锦熙的住处,依依送别,黎锦熙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了“谈学颇久”的事。

二人分别以后,还继续保持着书信往来,从1915年11月到1920年6月,毛泽东给黎锦熙寄了6封信。

黎锦熙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和著述事业,后来成了有名的语言学家。他精心珍藏着毛泽东早年给他的6封信、三集《新民学会通信集》以及1920年的十多份通信,1952年又进行了整理,并于20世纪60年代对这些资料作了文字说明。

从这些信中,可以见到毛泽东对黎锦熙的关心。袁世凯一心称帝,许多人都卷入了劝进活动之中。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写信劝黎锦熙不要卷入劝进活动,信中写道:“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毛泽东甚至希望黎锦熙早日脱离北京这个是非之地:“急归!无恋也。”在信中,毛泽东也表示了自己对黎锦熙的想念:“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黎锦熙在回信中向毛泽东说明了情况,他说自己在京编纂书籍,不过是书生事业,不会受到袁氏笼络。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毛泽东称自己上一封信中一些话是过虑了。由此可见,二人之间的相互爱护和关切。

后来的几封信,他们谈到了时局、教育、哲学体育等话题,内容丰富。例如,毛泽东在1920年6月7日的信中说:“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方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最恨‘国拘’,我觉得学拘也是大弊。”“国拘”是严复翻译的《群学肄言》中用的一个术语,大意是为褊狭的国家观念所拘束;“学拘”是毛泽东仿拟“国拘”造出的一个词语,大意是指学科方面的偏爱偏废导致知识的缺陷。他想怎样避免“学拘”的大弊呢?“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按指杜威、罗素、柏格森)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从中,我们看到此时的毛泽东一方面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仍然保持着广泛的学习兴趣和独特的学习方法。

最后,让我们用毛泽东在1920年给黎锦熙信中的一句话来总结黎锦熙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这样写道:“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杨昌济,字怀中),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

“为学之道在是矣!”

——《群学肄言》对毛泽东社会学思想的启蒙

“群学肄言”四字是什么意思?《群学肄言》是怎样的一本书?这本书何以让毛泽东感叹“为学之道在是矣!”?

英国19世纪自学成才、著述丰富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经过严复的翻译,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黎锦熙的推荐下,得以进入毛泽东的视野。

这本书的翻译出版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界碑。它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人,确立了严复社会学先驱的地位。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一封信中谈到他读过此书之后的感受:(黎君邵西)“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仆因取其书观之,竟,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

这是怎样的一本书?怎么能够让毛泽东发出“为学之道在是矣”的心得和慨叹?

严复给这本书的译名是《群学肄言》,原来的书名是《社会学研究法》。

那么,什么是社会学呢?严复在“译群学肄言序”开头即说:“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未来也。肄言何?发专科之旨趣,究功用之所施,而示之以所以治之方也。”

在严复翻译的八大名著(八大名著以《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为最著名,《群学肄言》等其次。)里,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除《天演论》外,大概要数《群学肄言》了。

严复于1897年开始译此书,1898年在《国闻报》的旬刊《国闻汇编》上,发表《砭愚》和《倡学》两篇,题为《劝学篇》。1903年上海文明编译局出版《群学肄言》足本(本有删减的完整版本),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订正群学肄言》,现在流行的是商务印书馆的《严译名著丛书》本。该书是一部研究社会方法的著作。

严复用文言文夹叙夹议译出此书,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是严复的著作。该书强调“以天演为宗”,以生物学规律研究社会现象,从而论证中国的社会变法。

在“译余赘语”中,严复这样谈到他翻译此书的动机和原因:“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提倡西学的严复本人并没有直接参加康梁的维新变法活动,变法失败之后,严复虽然还在提倡西学,但对政治日益保守,对中国的传统国学日益推崇。严复试图以斯宾塞的阶级调和论去抵制当时孙中山搞的革命运动。还有,他翻译的甄克思的《社会通铨》,也出于这种目的。当时就遭到了孙中山的追随者章太炎的驳斥。

严复接受并继承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认为社会犹如生物有机体,功能完全相似,物竞天择的原则是人类保存自己的必要条件;提出中国只有从落后变为先进,抵御外侮,加强团结,进行改革,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局面;改革应向西方学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也要学习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

那么,西方文明是什么?严复认为西方文明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实现自由与民主。西方国家的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根本,民主不过是自由在政治上的表现,自由才是资本主义的实质,自由就是各个人的自主,互不侵损;个人是社会的单位,个人自由,自由竞争乃是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社会进化遂归结为人各自强。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是到达变法以图强,实现自由民主的必由之路。他还主张扭转中国的多妻制、早婚和媒妁的婚姻等,否则会造成“谬种流传,代复一代”的恶性循环。他进而提出强国不在人多而在强种的观点,认为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即“开民智”乃是“富强之原”。严复的社会改革论虽然掺杂着斯宾塞的“群俗可移,期之以渐”的渐进思想,并在他的后期政治上日趋保守,否定了自己先前提出的社会思想,但他前期提出的以社会改革为核心的社会思想,在中国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作者斯宾塞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学者,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自然科学都有研究,著作甚多。在他的著作中,力图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总结为一个综合哲学体系,并且要用来取代中世纪统治思想界的神学体系。他强调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他认为社会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而不是其成员要为其社会的利益而存在。当时毛泽东对此观点深表赞同,在他写的读书笔记和文章中反映了这些意见。

而推荐毛泽东读这本书的人是黎锦熙。黎锦熙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的老师,毛泽东在1920年的一封信中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杨昌济),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将黎锦熙和自己的恩师杨昌济相提并论,可见毛泽东对黎锦熙的敬重之情。对于这样一个老师的推荐,毛泽东自然是非常重视。

无论是从现在保存下来的黎锦熙日记中(1915年7月15日、20的日记载了他介绍毛研读《群学肄言》的事。),还是从1915年9月6日毛泽东给萧子升的一封信中,都可以证明,毛泽东读这本书是因为黎锦熙的推荐。

下面,我们介绍一下本书的内容。

《群学肄言》全书分16章:砭愚、倡学、喻术、知难、物蔽、智、情瞀、学诐、国拘、流梏、政惑、教辟、缮性、宪生、述神、成章。

(第一章)《砭愚》与(第二章)《倡学》两章阐述了社会研究必须有专门的学科,社会学可以成为科学的观点和道理。

(第三章)《喻术》则概括了社会学的主要含义,提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学探求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规律。社会学的内容在于说明社会的各种现象及其原因。其中谈到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是受天演规律所支配的。社会犹如生物有机体,是不断进化的,生物学的规律可以用之于社会学。

(第四章)《知难》述治社会之难,一在物之难,次在心之难,三在心物对待之难。作者认为,此章是全书的枢纽。

(第五章)《物蔽》以后各章探讨了社会研究中的客观困难与主观困难,即“物之难”与“心之难”。认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受“所生之国、所业之流、所被之政、所受之教”的影响,并提出了治难、解惑的有关方法。

(第五章)《物蔽》讲在认识和研究客观世界、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往往因一些因素的干扰,而不能获得正确的认识。例如记载和传闻中的错误,把内心的认识当成了真正外在的客观世界,因怀有偏见、私心,以及处境、时间、空间等因素给人们带来的局限,以致不能正确认识客观世界,把表面现象当成了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