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别人强迫他不信教是很危险的”
——毛泽东的宗教神学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毛泽东少年时曾经信仰佛教，后来却又不信了，是什么原因让他改变了信仰？
毛泽东的父亲原来不信神，后来却有些信了，毛泽东怎样对待父亲与自己相反的变化？
毛泽东后来的宗教和神学思想是怎么形成的？
要说起信仰马列主义的无神论者毛泽东曾经信过神，在今天的青少年朋友看来，这根本不可能。可是，对于上些年龄的读者，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其实，在上个世纪，即使是在今天，在普通的劳动人民当中，信仰鬼神本是非常普遍、十分正常的事情。
那么，毛泽东过去为什么信神？说起来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在毛泽东出生以前，他的母亲文素勤生过两个男孩，不幸的是都在襁褓中就夭折了。毛泽东是她的第三个孩子。这时文素勤已经有26岁了，怀中幼子，爱之心切。她生怕毛泽东又“八字大”，“根基不稳”，即将他带回了湘乡棠佳阁娘家。为了使孩子成人，她多方祈求神佛保佑，并从此开始吃“观音斋”。外祖母贺氏把毛泽东看得特别贵重，硬要把外孙放在自己身边抚养。在她老人家的心中，外孙也是孙，女儿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亲孙子。对于七妹前两胎所生孩子的夭折，贺氏十分痛心，所以将毛泽东看得命根子似的金贵。
湘乡这个地方有种迷信风俗，要把命根子带大成人，往往要给他的孩子取最平常甚至很卑贱的小名（乳名），如“狗娃”、“猫娃”、“叫化娃”之类。毛泽东的外祖母不喜欢这类小名，他倒是看中了龙潭圫山上那块兀然突起的大石头。那石头高3丈，宽2丈，上面建有一庙，远近闻名。传说石头下曾镇有妖怪，人们把石头当大神朝拜。
一天，外婆带着写有毛泽东生庚年月日的钱纸及香烛、鞭炮、酒肴等，与女儿文素勤一道，把不谙世事的毛泽东带到石头跟前，又是烧香敬酒，又是作揖叩头，拜石头为“干娘”。因为毛泽东排行第三，故取小名“石三”，乡人称“石三伢子”。
由于毛泽东的母亲是虔诚的佛教徒，长年吃斋念佛，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因此自幼年始，毛泽东也曾迷信过神佛。
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一文中这样谈到：“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十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
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主席生长在十九世纪末的农村里，不可能没有一点迷信。为什么要说明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在广大青年队伍中，不要因为有的人还迷信就认为他不可教育，就排斥他。昨天迷信的孩子可以变成今天的毛主席（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孩子都可以成毛主席）。迷信是可以打破的。早两年你还不是迷信！你年轻时还不是有丑鼻涕！不要进步了对小孩时的丑事就不愿正视了。”
然而，毛泽东的父亲却不信佛。一家之内，有信佛的，有不信佛的，自然分成了两派。在信佛的人看来，不信佛的人是危险的，是有罪的。所以，信佛的人，总想拉不信佛的人和自己一样信佛。于是，毛泽东就同他的母亲文素勤一道，想将不信佛的父亲毛顺生转变过来。
这在《毛泽东自传》一书中曾有明确的记载：
“在少年与中年时期，我的父亲是一个不信神佛的人，但母亲则笃信菩萨。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施以宗教教育，所以我们都因父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而感觉难过。九岁的时候，我便认真地和母亲讨论父亲没有信心的问题了。自那个时候以及以后，我们都想了许多办法来改变他的心，但没有效果。他只是责骂我们。因为我们受不住他的进攻，我们退而想新的计划。但他无论如何不与神佛发生关系。”
后来，毛泽东由于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开始对神佛发生了怀疑。
《毛泽东自传》一书中这样记述道：“我的母亲注意到这一点，责备我不该对神佛冷淡，但我父亲则不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途中碰见一只老虎。老虎因不提防而立即惊逃，但我的父亲却格外地害怕，后来他对于这次奇迹的逃生，仔细想过。他开始想他是不是开罪了菩萨。自那时起，他对于菩萨比较恭敬起来，有时也偶尔烧香。但是当我愈来愈不信神佛时，他老人家却并不管。他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向神祷告。”
当原本信佛的毛泽东怀疑起神佛的时候，他的父亲却开始信起了菩萨。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人的意料，这样的结局的确很有意思，值得深思。
后来，毛泽东对神佛的态度从怀疑发展到了彻底的反对，这同韶山私塾来了一位新派教员李漱清有关。
1909年，一个新派教员李漱清回到韶山，向人们宣传维新思想，反对宗教迷信。毛泽东同他很谈得来，在他的影响下，读了一些新书，毛泽东破除了对神佛的迷信。
李漱清极力反对迷信，劝人把庙宇改为学堂。毛泽东由此受到很大启发：“我钦佩他，并且赞成他的意见。”1925年，李漱清到了广州，同毛泽东共过事，全国解放后，他们还有过书信来往。
然而，父母亲和千千万万的人仍然在信仰神佛，这个问题引发了毛泽东对神学的关注和思考。
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这样写道：“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耶稣）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末（即穆罕默德），左持经典，右持利剑，征压一切，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写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这说明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已经认同了佛教中有益的思想。
1917年的暑假，据毛泽东的同学、好友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回忆：他们曾以游学的方式考察社会民情。他们曾经到宁乡县的一所寺庙中拜会了一位老方丈，并翻阅了寺中的佛经。他们在那里呆了两天，考察了寺内人员的生活和思想。走时，毛泽东还问了些佛经出版和全国讲经点的情况。临走时，他还请方丈给他写几封介绍信，以方便他们访问一些大寺院。方丈告诉他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无论他们到了哪个寺院，都会受到同样的欢迎。在前往安化的路上，他们还讨论了佛教与人生、历代帝王与宗教的关系。
曾经读过的神学和相关书籍
毛泽东在读湖南一师时，曾听过杨昌济所教授的《伦理学原理》一课，他对这本哲学书非常感兴趣，课下，他这样批注道：“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如阴阳，上下，大小，彼此，好恶，美丑，是非，正反，明暗，胜负等等。”“无此差别相，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叠之状况也。”相，即佛教用语，佛经《大乘义章三本》中说“诸法体状，谓之为相”，相即表象的意思。这说明，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运用宗教用语来解释宇宙和人生。
毛泽东对《伦理学原理》作者泡尔生关于宗教功能的一些论断表示了赞同。泡尔生认为，宗教客观上抑恶，从而保护弱小者；主观上扬善，从而催人立其信仰，并按其信仰进取奋斗。
后来，毛泽东认为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他认为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即《六祖坛经》）就是属于劳动人民的佛经。
《六祖坛经》是一部禅宗的学说，在第六世唐朝高僧慧能死后由慧能的弟子编纂的语录。禅宗不立文字，通俗明快，它的兴起，使佛教在中国民间广为传播。
毛泽东特别赞赏六祖慧能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高度评价了慧能敢于否定经典偶像和陈规，大量吸收儒家思想而创立了禅宗，使佛教符合中国的国情，使之中国化的开放创新精神。在谈到慧能在佛教史上的地位时说：“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人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了。”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又谈到《六祖坛经》说：“唐朝佛经《六祖坛经》记载，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建国后，毛泽东阅读过不少代表中国几大佛教宗派的经典，如《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还阅读了不少研究这些经典的著作。哲学刊物上发表的讲禅宗哲学思想的文章，毛泽东几乎都看。基督教的《圣经》，他也读过。
1959年10月23日，他在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法华经》、《大涅盘经》等。他在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引用佛教理论，佛教故事，这说明他很注意从佛教文化中吸取营养。
毛泽东曾经非常信神，后来，他开始怀疑神佛的作用，再后来，他开始了彻底的转变。无论是维新主义类书籍和马列主义书籍，都使他逐渐完全放弃了迷信思想。
作为一个思想家，毛泽东并没有对宗教和神学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他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很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佛教进行批判的研究，他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值得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思考和体会。
毛泽东对宗教和神学问题的观点和态度
1.要批判地研究
毛泽东在给任继愈哲学研究的批语中曾明确地表示了自己对待神学的观点：“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全面把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中去，就会给历史唯心主义留下可钻的空子。”“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2.肯定了宗教神学的正面作用
1955年3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达赖喇嘛时讲道：“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消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点上是共同的。”这说明毛泽东肯定了佛教的积极作用。
3.尊重并保护宗教信仰自由
考虑到佛教历史悠久，影响广泛，信徒众多，全国大部分地区都有信教、信神的历史和习惯，所以，毛泽东非常重视佛教研究，他一直是把研究宗教当作群众工作来对待的。
在长征的路上，经过回族聚集的六盘山区之前，毛泽东就指示及时制定和颁发《回民地区守则》，对部队进行有关民族政策的教育，要求全体将士严格遵守回民风俗习惯。在行军路上，毛泽东一边走路，一边对身边的警卫员讲解有关民族政策。
“我们已经进入回民聚集区，吃饭办事都要注意影响！”毛泽东说：“回民有回民的规矩，比如他们就不吃猪肉，不说‘猪’字，这不奇怪。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规矩。你尊重人家那些规矩，他们就欢迎你；搞得不好，就要打架闹事。我们去了以后，买羊肉、牛肉可以，对于猪肉么，提都不要提。我们宿营后，也不能去借老百姓的锅，宁肯不吃饭，也不要违犯政策。我们一定要处理好与回族群众的关系，尤其是路过清真寺和回民的家，不能冒冒失失地进去。”
“哎呀！主席，我这里的猪肉怎么办？”警卫员陈昌奉急忙向毛泽东请示。原来他知道毛泽东很喜欢吃猪肉，便在通渭县城买了一些猪肉，为了便于携带就炸制成食品装在布袋里，准备路上给毛泽东吃。
“你这里有猪肉！你藏在了哪里？”毛泽东的脸色突然变得难看。
“在这，在布袋里。”
“赶快处理掉！我们现在就行进在回民区了。你们几个怎么搞的，中革军委（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回民地区守则》你们没有看，真是瞎胡闹。这样会出大事的！”毛泽东的话很严厉。
陈昌奉感到委屈，但他清楚毛泽东所说话的重要性，撅着嘴说：“主席现在就吃了吧，我们又不能扔掉。”
“同志哟！这是我们红军的纪律。我们不能吃！红军在回民区不能吃猪肉，这是规矩，我们要严格遵守。”
“那怎么办？”
“送给当地的汉族群众吧。”毛泽东说。他又耐心地做身边工作人员的工作，幽默地讲道：“我是很喜欢吃红烧猪肉，可在这里就不能不克服。我们心要诚，背着人家吃猪肉能说是心诚吗？吃了猪肉，满嘴流油，一张口说话，人家就会闻到味的。”
这天傍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宿营在兴隆镇以南3公里的单家集，这是一个较大的村庄。一个多月前，红25军北上路过这里，军政委吴焕先、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召集当地阿訇和知名人士开座谈会，宣传中共抗日救国主张和民族政策。军领导人还带领红军战士排着整齐的队伍，在军乐队欢快的奏鸣曲中，抬着绣有“回汉兄弟亲如一家”8个大字的锦匾，到兴隆镇清真寺进行慰问，并送上了6个大元宝和6只大肥羊。第二天，阿訇也带领回族群众，拿着礼品，进行回拜。红军宿营后，帮助群众扫院子、担水、干农活，模范地执行民族政策。这一切活动，都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良好印象。
中央红军来到这里后，回族群众像欢迎老朋友一样热情，纷纷走出家门，在街道两旁摆上桌子，在桌子上放满水果和食品，招待中央红军。这一切在刚开始时都使红军指战员们感到十分意外。
几位头戴白色帽子，留着白胡子的老者走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面前，双手捧着小瓷碗，恭恭敬敬地献茶水。
毛泽东等人的眼眶湿润了，感激万分，急忙行鞠躬礼，有些不解地问道：“老人家，你们这里有共产党的组织？”
“没有。前几天吴政委的红军从这哒哒通过，我们知道你们红军是好人。”几位老者明白了毛泽东的问话，说出了红25军从这里经过时军民团结的感人场面。
1963年，毛泽东在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