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
“人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好比在暗沟中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的。”“我没想到我会当共产党的主席，我本是想当一名教书先生，就是当名教书先生也是不容易的呢。”
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就树立了欲改造社会，必先学习文化的信念。
“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
“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读书看报，每天都不能少！”
“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
毛泽东这样谈到自己的阅读爱好。
可是，毛泽东以前的毛家却是世代务农的。他的父亲亦农亦商，精明能干，有了点家业以后，就需要一个管账的，加之后来在一次诉讼中的失败，使他更想让儿子念一点书，可以帮他打赢官司，记记账。
出乎父亲意料的是，毛泽东一读起书，就一发不可收拾，儿子最终没有帮助他管理自己的小家，而是帮助千千万万中国人管理了一个大家。毛泽东带领中华民族赢得了独立，带领中国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农民和工人争夺到了做人的权利。
毛泽东经历了中国历史发生空前变革的时代，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毛泽东不但是那一场场历史变革的见证者，更是一场场斗争的引领者，他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近半个世纪之久。
“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毛泽东的治国思想和治国策略显然和他的读书生活高度相关。那么，他从学生时代开始，曾经阅读过哪些重要的书籍？这些书籍又给他和中国的命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这正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1920年6月7日，青年毛泽东在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一封信中这样谈到。
毛泽东认为认识一个问题，评价一个人，不能盲目下结论，而是要广泛阅读有关方面的书籍后再作结论。他曾经对周福明说：“一个人的知识面一定要宽些，这样看问题就不停留在一个方面，能够从多角度、多侧面观察问题。”
1957年10月2日，他在给秘书林克的信中说：“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
毛泽东曾对谢静宜说：“小谢，你要好好学习，将来大有前途。”“今后你要有计划地读书，哲学、政治经济学、鲁迅全集、古典文学、唐诗宋词都要读。”
基于这种认识，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到西方各流派的著作，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从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到历史、地理、文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中国近现代的一些名著，还有各种工具书，一些译成中文的世界名著，以及报刊杂志，字帖，还有各种各样的杂书，如小人书、笑话，古今楹联，等等。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我们从他借书的情况，就可以窥见其一斑。全国解放后，他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用以学习和研究。据不完全统计，进北京以后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毛泽东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
他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个人藏书近10万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毛泽东在中南海的藏书室这样描述道：“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领导人的会客室。”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读书数量之多，范围之广。
无论是上乡村的私塾，还是外出到长沙上学，他认真听讲，同时又积极思考。从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的《讲堂录》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达到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远不能及的知识水平。
除了上学，他更重视自学。“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他喜欢在自学中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厚古薄今。
除了自学，他更重视虚心问学。他说“学问学问，勤学好问。”他不但尊敬自己老师，虚心求教，而且关心他们的生活，为国人树立了好的榜样。
除了问学，他还重视共享阅读，以文会友，在讨论中把问题引向深入。
青年的毛泽东曾经倡导同学们集资搞读书会，不但可以以较少的钱读到更多的书报，而且可以互相讨论，互相促进。全国解放后，从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他组织胡绳、邓力群、田家英、陈伯达和自己一起赴杭州，住在西子湖畔的刘庄，攻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青年的毛泽东曾经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与同学们共同探讨“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决心改造自己的品性，在互助中相互促进学问。
在北大时，他曾加入新闻研究会，这对于他后来在五四运动时期的活动——在湖南从事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新文化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和工人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不光重视书本上得来的东西，更重视游学，青年的毛泽东甚至和同学萧子升一起进行过乞学。
1919年，毛泽东在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这样写道：“问题的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无实地调查，及一时不能实地调查者，则从书册、杂志、新闻报纸三项着手研究。”这说明，他除了阅读书册、杂志和新闻报纸，更重视调查研究。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必垓，遍游四宇尚已。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衣。”“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及益广。”
“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非常重视对社会情况的调查、了解。他认为，了解社会情况，研究社会情况，是决策的重要依据。他一方面通过阅读报刊、掌握信息，另一方面，只要有机会，他还要直接接触群众，听取群众反映，搞调查研究。除此以外，他一直把人民来信作为了解民情、民意的重要途径，他还发动身边的工作人员搞社会调查，形成了一个信息网络，了解到不少社会情况，作为解决现实问题和决策的重要依据。为了更全面地调查和了解社会情况，他要求负责他安全的警卫一中队的成员，从全国各个专区选送，不要重复。他对他的警卫们说：“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的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毛泽东早年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进行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一系列调查报告。他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的阅读，不是为了文凭，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更不是为了阅读而阅读，他非常重视学以致用，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他从阅读中，唤起了自己的爱国热情，许多重要的治国策略都是从他的阅读中获得的。
少年时读《盛世危言》，他开始经常思考祖国的现状和前途，唤起了自己的爱国热情。
读《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他了解到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况。后来，他回忆自己当时读过之后的话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东山小学，毛泽东第一次知道康有为和梁启超，并且十分崇拜这两个人物。他借到了一套《新民丛报》。这是梁启超于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时，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刊物，梁启超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介绍，都使他觉得无比的新鲜。
1911年他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毛泽东很有兴趣和士兵们讨论，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
他读到一本李自成的传记《永昌演义》时，便以李自成为戒，向全党发出警告，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他读《水浒传》、《西游记》，以梁山好汉和孙悟空自比，批评了国民党10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竖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他读《三国志》中的《吕蒙传》，读出了高级军官都需要加强学习的迫切感。1958年9月，毛泽东乘专列视察大江南北。“一天，毛主席正在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主席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他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废除商品，对农民的产品实行统一调拨，就是对农民的剥夺。”
毛泽东的读书不同于经院式的读书，他灵活地读书，最重视学以致用，抱着改造社会的目的读书，他一生经历无数，决策无数，从这本书中，你可以读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他的阅读之间的不为人知的关系，也可以读到他的思维方法，他的读书方法。
无论对于一个管理者，还是对于一个普通人；无论对于一个成年人，还是对于青少年，任何人都可以从毛泽东身上汲取到宝贵的人生财富和无价的人生智慧。
徐文钦。
2006，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