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场瘟疫，并非什么洋人投毒所致，主要是县城居民不讲究卫生而引起的。发生瘟疫的这一年，民国版《沅陵县志》总纂修承浩先生正奉讳家居，亲眼目睹了整个瘟疫的发生及其后来引发的教案始末。
据他在《沅陵县志》中记载的情况，我们可以知道，沅陵县1902年的这场瘟疫，发源于县城内的杏浒冲。杏浒冲位于府坡下，介于梧桐山和鹤鸣山之间，纳城外诸山之水。冲内的濠沟，本来是又宽又深的，但是住在杏浒冲的居民，不爱惜自己的居住环境，家家户户都将垃圾废弃物往濠沟里倾倒，数十年不疏通清理。日子久了，濠沟都被填平了，一到春上雨季天气，水汛泛滥，流不出去，污水溢入两旁民宅，深达一二尺，居民无不为此烦恼透顶。于是在1902年这年的春雨来临之前，冲内各户凑钱请人挖濠通沟。挖出的淤泥，当时又没有及时运走，全部堆放在路旁，形成一条数十丈长，一人多高的淤泥墙。等到了五六月，阳气蒸发，奇臭横流，路过这里的人，没有不是捂起鼻子跑着通过的，即便如此，路人也是胸中作恶欲吐。而住在这里的居民，朝夕熏染，自热是受毒最深，所以当瘟疫爆发时，杏浒冲也是死人最多的地方。
外国传教士来到沅陵后，发现一个他们在中国其他地方都普遍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县城的公共卫生状况十分恶劣。人们将污水垃圾直接倾倒在门前屋后的水沟里，而又长期不进行疏通清理。甚至老人小孩随处都可以大小便，猪粪人屎堆积道路，经大雨冲刷，满地污浊，叫人难以落脚。雨后日出，晒干成粉，遇上起风，则扑人口鼻，极易传染各种疾病。传教士虽有心劝导民众增加公共卫生意识，无奈当地民众拒他们于千里之外，于是也只好做好个人卫生预防。
胡绍祖在中国传教多年，走过很多县城，对县城的卫生状况有基本的了解，因此这次和罗国俞来沅陵，他嘱咐罗国俞除了携带一些治疗常见病的药物外，还带来一些诸如漂白粉之类的消毒药剂。果然赶上沅陵爆发瘟疫。就在沅陵百姓人心慌慌，胡乱猜测瘟疫源头的时候，胡绍祖和罗国俞以他们的医疗卫生知识，意识到这是由于暑天气温骤然升高，县城垃圾污物堆积导致的疾病传染。只要主意卫生，搞好预防，疾病是可以得到控制的。
但是他们当时的处境，说什么也不会有人相信，于是想自己去消毒。然而，当他们去到大街小巷，才发现人们把这次瘟疫怀疑是他们投毒所致，各处都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和警戒。无奈之下，只好把他们最信得过的相好张寡妇约来，交给她一些漂白粉，要她设法将这些漂白粉投放到城中水井和濠沟中进行消毒。
张寡妇对洋人交给她的这些药粉有什么用途，也并不真的清楚，又听市井传言瘟疫是洋人投毒引起的，心下疑惑不定，所以她从教堂出来后，也不敢按照胡绍祖的交代去把药粉偷偷投到水井里去，只是一路选择没有人走的偏僻巷道，把药粉撒进巷道里的排水沟中。
七月十二日那天，张寡妇又悄悄地在几条巷道濠沟中撒了一些漂白粉后，就弯进溪子口的一家鸦片馆去吸食大烟。也是活该有事，就在她屈身向烟塌躺去的时候，一包没撒完的漂白粉从口袋里滑落出来，被旁边一个烟客拾到。打开一看，不认识是什么药，问张寡妇，她又支支吾吾，引起众多烟客怀疑。于是有人说她是替洋人投毒。张寡妇待要辩解，结果招来众人拳打脚踢。私刑之下，只好承认是洋人要她向水井投放这些药粉。
张寡妇的一句话，就像挑开了马蜂窝，立时让鸦片馆炸开了锅，憋屈在群众心中多日的愤懑怨恨瞬间爆发出来。他们找来绳子把张寡妇五花大绑，然后压着她，一面高呼找洋人算账的口号，一面往上南门的教堂行进。沿途之中，不断又有愤怒的群众加入。队伍很快扩大到两百多人。众人路过上南门龙合顺客栈时，怀疑住在这里开办邮政事务的薛恒也是洋人同党，冲进客栈要对其算账。恰好碰着刚刚到职赴任的新知县陈禧年在找薛恒商议邮政开办工作。在陈禧年的多方劝阻下，大家放过薛恒，继续去教堂找洋人算账。
教堂里的胡绍祖和罗国俞对街面上发生的一切，茫然无知。二人正在教堂里喝茶谈事，突然听到门外喧哗，不知出了什么事情，就相继起身去想看个究竟。他们走到院子里，还来不及开门，院门就訇的一声被砸开了。随着院门倒地，一群愤怒的民众冲了进来。
胡绍祖迎上前去刚想阻拦，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人群打到在地，群殴毙命。紧随其后的罗国俞见势不好，转身翻墙逃跑，被群众发现，紧追不放。
罗国俞跑到辰州营衙门，请求保护。衙门都司刘良儒闭门不纳。眼看追兵将至，罗国俞只好离开辰州营，继续逃跑。跑到伍家坪，实在是累的上气不接下气，刚想歇歇脚，就被后面的人赶上。容不得他解释，大家上来就是一顿棒打，三两分钟便结果了性命。“辰州教案”由此酿就。
教案发生后，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向清廷发出语言蛮横的强烈抗议。七月十六日，德国兵轮由岳州向各地数电通报辰州教士二人被杀事件，请各地联合派兵轮前往调查。次日，英、德兵轮齐集岳州城陵矶港，拉开向沅陵开进的架势。
一时间，沅陵县城内外，气氛异常紧张，城乡百姓，害怕殃及战火，纷纷举家逃匿，以至于驿道周围数十里的村庄百姓，都“哄然而遁，禾稻尽弃。妇女夜闻呼声，弃儿女赤体狂奔。”朝廷闻讯，也是惊恐至极，为安抚英国，在处死十名参与追打洋人的老百姓后，又在英国领事馆副总领事翟兰思的蛮横要求下，对保护教堂不力的辰州官员给予严办。都司刘良儒因闭门不纳求助之教士，被“即行正法”；总兵颜武林因对经过其门首的打教人众置若罔闻，不往保护教堂，被处以斩监候；知县万兆莘因“卸任在即，有心推诿，谣言初起，不能立行禁止，以致酿成巨案”，被“充发极边，永不释回”；知府吴积銞被“革职，永不叙用，并流五年”。朝廷出手之狠，前所未有。
除对官员进行严惩，清廷还屈从英方，罚辰州官绅英金一万镑（折合白银八万多两），用于抚恤被害教士家属和拨充教会经费；割县城东门外土地给基督教复初会以作修建教堂之用。同时还以清廷的名义，将这次教案的发生经过和处置情况镌碑刻石，竖立在辰州府的头门外，名为“永远儆戒碑”。
因为缺乏公共卫生知识，百姓将这场灾难归罪于传教士的投毒，最终导致一场流血事件并酿成国际交涉的教案，史学家将这次教案称为“辰州教案”。其教训之深刻，实在应该为后人所吸取。
传教士带入西方医学
经过辰州教案，沅陵山城大门被彻底撞开，基督教、天主教相继进入沅陵，开始在沅陵办教会、开诊所，利用施医散药的方式，传播西方的文化观念，包括西方的医学观点和医疗技术。
1904年，美国基督教复初会从英国基督教会手中接过沅陵教务，并派人利用辰州教案的赔款，在沅陵县城马路巷修建永生堂。1906年，又利用赔款，在县城东门口修建了一所宏恩医院。这段时间，在沅陵发展一直受挫的西班牙天主教奥斯汀会，也利用辰州教案的机会得到迅速扩张，男女教徒由原来的几十人增加到931人。1922年，奥斯汀会因经费周转不开，将沅陵天主教转给美国天主教苦难会后，苦难会成立沅陵天主教监牧区，购置土地，建立医院。沅陵在向西方传教士敞开传教大门的同时，也开启了西医学的启蒙之门。
如果说辰州教案后，是外国传教士在沅陵这块古老封闭的土地上撒下了西方医学文明的种子，那么，抗日战争的爆发，则催生了这颗种子的发芽开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沅陵西医技术主要掌握在教会医院的外籍医生手中，这对西医的普及以及老百姓对西医的接受，都是一种不小的阻力。尽管分属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两家教会医院，在卫生防疫和疾病治疗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一些传教士以及担负传教的外籍医生也和沅陵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例如基督教的希来德夫妇，丈夫是牧师，妻子是医师，他们一面传教，一面行医，和沅陵老百姓结下了很深的感情，虽然他们夫妇俩在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就回美国去了，但是沅陵现在还有不少80岁以上的老人对他们记忆尤深，甚为缅怀。有很多在沅陵传过教、行过医的外籍人员，对沅陵的感情也一直很深，他们在离开中国几十年后，也曾陆续再回沅陵故地重游，甚至带着他们的孩子来沅陵寻觅奉献在这里的青春年华。但是个人情感归个人情感，情感再深厚，也淹没不了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烙印。所以在抗战爆发前，沅陵百姓虽然已然受惠于西医，但是在内心深处，对西医还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暗涌着一种拒绝和排斥的心理。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辰州教案后，西医虽然在沅陵登陆并逐渐打开局面，但是绝对谈不上兴旺鼎盛。
沅陵医疗事业真正得到推动和发展，从而进入一个鼎盛时期，还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后。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沦陷区百姓逃难来到西南后方。沅陵作为容纳难民的主要县份之一，没有一家正规的医疗机构，那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事。因此湖南省政府责令省卫生处立即组建沅陵县卫生院，主管全县的卫生行政工作。卫生处将组建沅陵县卫生院的工作交由医师魏建宏办理，任命他为沅陵县卫生院首任院长。魏建宏接到任务，即刻在沅陵开展筹建工作，他在县城甲第巷租到一个院落，经过简单布置，1937年10月份就把沅陵县卫生院的牌子挂了出来。卫生院下设医疗、保健、总务三个股室，聘请了12名工作人员，还附设了一个有5张床位的西医门诊。沅陵有史以来第一家官办卫生事业机构，就在样诞生了。
沅陵县卫生院成立后，国民政府中央和湖南省的一些卫生机构都陆续迁来沅陵，分散在县城周边城乡。着名的一些医疗机构有湖南湘雅医院传染病医院、湖南省病兵医院、军政部77后方医院、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第三分队、第七卫生队卫生船舶队、第四防疫大队沅陵通讯处、湖南省卫生处湘西办事处、省第九妇婴卫生院训练所、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及其附设的医疗所等。随这些医疗机构来到沅陵的，是一大批着名的医学专家，他们行医讲学，很受民众欢迎。例如着名的医学专家林巧稚，就是最受沅陵百姓欢迎的医生之一。
1938年5月15日，国民党中常委陈果夫来到沅陵，专门视察了从江苏迁来的省立医政学院以及医政学院附设的医疗所，接见了学院的全部医生并发表讲话，要求他们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时服务好湘西山区医疗发展。所有这一切，都综合成为一种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沅陵的医疗事业。此后沅陵城区和乡村先后发生了好几次大的霍乱，都得益于这些医院的全力协助才被及时扑灭。也就是从这些事情开始，西医才真正被沅陵绝大部分群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为日后医疗技术在全县的广泛普及奠定了群众基础。
1940年，沅陵县卫生院升格为中心卫生院，由钟文澜任院长。办公场所也从甲第巷搬迁到溪子口宝庆会馆。同时在北溶、洞庭溪、柳林汊、马底驿、麻溪铺等水陆道路可以通达的7个乡镇各设一个卫生所，每所2到3人，负责所在乡镇的医疗卫生知识的普及和疫病治疗。全县卫生院、所共有工作人员47名。1944年，曹铎接任院长，工作人员增至62名，继续开展卫生宣传、防疫妇幼、西医门诊等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难民陆续离开沅陵回原籍，沅陵人口逐渐减少，卫生院、所的业务也随之逐年递减，到1947年，卫生院便奉令撤销了。
虽然各大外来医疗机构因抗战胜利迁回原址，本县的卫生院也因时局变化而撤销了，但是他们在沅陵留下的文明火种却没有熄灭，而是代代相传。1949年沅陵解放前夕，县城已有西药店19家，足以说明，西医在沅陵已经被百姓群众认可，得到了稳定的立足发展空间。